乌克兰危机后，在全球油价下跌和西方制裁的双重压力下，俄罗斯面临经济疲软及外交孤立的双重困境。特朗普上台后美俄关系曾一度改善，但随着“通俄门”的发酵也逐渐恶化。在西方日益疏远，能源市场不景气的背景下，俄罗斯是否能依靠“东进策略”治疗其”经济病”？这一期“文晶Talk”对话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杨成，探讨俄罗斯的经济前景及战略走向。
文晶Talk：俄罗斯近年来一方面因为受到西方制裁，一方面国际原油价格下跌，经济一直都不景气。您如何看待俄罗斯经济前景？
杨成：我在2015年初曾经提出过俄罗斯经济面临的三期叠加困境，即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进入西方制裁力度进一步加大期、国际油价相对稳定的低价波动期和经济低速增长期的平行发展阶段。其中，经济在中长期内低速增长是已经被包括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等官方机构确认的判断，而其本质原因则在于源自苏俄时期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已经开始生成一种被日本学者久保庭真彰界定为“俄罗斯病”的畸形形态。这一病灶在普京长期执政任内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还在强化和固化。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期间曾提出现代化的目标，试图推动创新经济的发展，普京也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要调结构的政治意愿。
但这种调整绝非易事，甚至在现有的政商结构和政治文化中调结构就意味着要调整利益集团的红利分配，显然难度很大。卖资源钱来得快，钱来得快的时候怎么会舍得投入去做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创新经济，等到没钱了，更没可能投入必然烧钱无数的创新产业。而且不要忘记了俄罗斯的政治周期，按照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著名俄罗斯经济研究的大家赫德兰的评估，为了2012年的总统选举，俄罗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仍然投入了大量的预算用于社会向度，即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换取坚实的政治支持。明年又是新的总统选举年，克里米亚的“回归”很大程度上赋予了普京的超高支持率，但长期维系显然还需要足够的经济支撑。所以，在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一方面推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化解西方制裁的冲击，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迫加大了国家订货，确保GDP的企稳和增长。这样一来，普京似乎又找回了传统的军工产业和能源产业的双支柱。
当然，这些年的进口替代战略还是颇有可取之处的。尤其是在粮食与食品工业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俄罗斯在苏联时期从未实现过粮食供应的自给自足，而现在则越来越成为一个粮食和食品的出口大国。在本次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俄罗斯农业部长特卡乔夫宣布，俄罗斯2017-2018农业年度准备出口4000万吨粮食，未来完全有可能增加到6000-7000万吨。就连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为俄量身定制的远东开发方案中，一个核心的理念也是要加大出口水附加值高的商品，比如粮食等非转基因食品，还有高等级的啤酒等。
但整体而言，俄罗斯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临的制约因素很多，最核心的还是畸形的经济结构调整的超高难度。俄罗斯虽然早就获得了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但指令经济的计划思想残余很明显，短期内恐怕难以真正解决。
就拿远东开发来说，从1990年代至今通过了多少项国家规划，真正实施的连零头都不到，似乎真的是“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现在俄罗斯的意愿很强，但能否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此前、包括此次，相信还有今后，滨海1号、滨海2号交通运输走廊一定是俄官方竭力推进的重大项目，但正如俄罗斯生意人报一名来自远东地区的记者所做的深度报道和分析一样，可能在设计上还有很多考虑过于理想化，一些评估可能根本立不住脚。
作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我们当然希望俄罗斯经济发展得更好，这样中俄未来的经济合作也会有更好的机遇、更好的产出。但其中的风险和收益最终恐怕还要交给市场来判断，相关交易也要交给企业依据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来独立完成。
文晶Talk：特朗普上台后，美俄关系一直处于波折，八月份美国又发起一项对俄罗斯的制裁。在与西方关系吃紧的情况下，如何看俄罗斯的东进战略？
杨成：对于这个问题，我想需要超脱出特朗普执政这一时间框架，在更长的时间段内理解俄罗斯东进的逻辑和机理。我一直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俄罗斯对亚太地区的重视并非始于乌克兰危机。普京主导下的俄罗斯“重返”亚太也不是始于2012年俄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某种意义上，俄罗斯和美国一样，都是在2009年不约而同地重新发现亚太在本国外交战略中的意义和作用，因而也用不同的方式开始进一步发展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
中俄两国领导人2009年9月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批准的《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是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事件。这在相当程度上预示着俄罗斯的亚太政策不再以安全为绝对优先而是兼顾到发展优先的迫切需要。此后，俄罗斯从学术界到决策界一再表明俄将以更积极的态度、更大程度地参与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改变目前在参与亚太事务方面不够活跃和缺乏战略规划的局面。这种调整首先是俄罗斯看好亚太发展的未来，看好国际权力转移的必然性，也希望抓住共同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面临西方巨大压力，更加加重了亚太地区对俄罗斯国际地位的重要性，此时日益清晰的是：在俄罗斯新的外交优先序列中亚太不再是对欧美关系的替补“备胎”，俄罗斯也不再是被动地推动与亚太国家的合作作为对西方关系抗衡和补充，传统的欧洲和西方中心主义将不再是主导普京外交的唯一因素。但我们并不应该夸大这种更多是偶发事件、意外因素的作用。本质上讲，俄不是因为跟西方关系闹僵了才要向东看，乌克兰危机只是加速了这种东向转移的进程，但并非提供了唯一的动力。
这样一来，俄罗斯东进就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有着两套动力机制：一是常在因素，即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要求俄将加大与亚太国家的关系作为一个优先方向全力推进；二是动态因素，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俄西方关系恶化导致俄跟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主要大国关系的正常化难以推进，而不得不靠与东方伙伴关系的加强来替代之前与西方伙伴的合作。但此处不应忘记，俄加大与亚太国家的合作不意味着俄就不同欧美搞经济合作了，欧盟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规模当然距离历史最高点已经下降了很多，但2016年仍然有将近2000亿欧元就是明证。美俄贸易和投资量都不大，美国国会对俄的新制裁案更多彰显的是一种国内政治立场，是对外关系的内向化表现，俄由此肯定会受到损失，但尚不至于产生伤筋动骨的直接损害。只是国会立法产生的效应会更持久，我相信这会让俄产生更多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合作的愿望的滋长。但俄绝不会放弃任何有可能改善对美及其西方盟友关系的可能性，这在本届东方经济论坛的议程设置中已经表露无疑了。
而且，我们也不要产生美妙的想象，认为俄实施东进战略，就会自动创造出很多合作良机。整体而言，这句话没有问题。但经济合作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进程，是需要一项一项的落实的。涉及到自身利益时，无论谁作为合作主体，都会掂量背后的利害得失。政治理性固然重要，但还是要以经济理性为主。俄高官曾在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办的中俄关系高级研讨会上抱怨，中国人是非常难缠的谈判者。中国的资深外交官曾现场怼回去：“俄罗斯人何尝不是难对付的谈判者”！无论如何，在俄罗斯东进战略的大框架内，中国有意愿加大与俄罗斯的全方位合作，进一步夯实这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但落实意愿的前提是双方能就具体的问题形成共同的路线图。东北亚地区形势的剧烈变化，要求中俄都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经济理性，为地区和平、稳定、安全、发展和繁荣提供优质的地区公共产品，这是我们都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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