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7日，东方经济论坛在俄罗斯东部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包括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的东亚国家领导人悉数到场。
东方经济论坛是由普京亲自签署命令设立，继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以后专门针对远东地区发展设立的大型经济论坛。2015年成功举办第一届论坛以来，今年是第三次举办。此届论坛到底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想要借论坛推动远东发展的俄罗斯经济前景如何？这一期“文晶Talk”对话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杨成。
文晶Talk：第三届东方经济论坛于9月6日-7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在您看来，此次东方经济论坛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方面？
杨成：东方经济论坛是从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俄罗斯远东经济论演变而来，这种转型跟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之后遭遇的西方制裁与孤立有密切关联。因此，东方经济论坛的议程设置，包括与会高级代表的邀请从来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在我看来，如何从本届论坛的细节中一窥俄罗斯未来内政外交的优先序列变化和可能的动态调整，是最值得关注的。
纯粹从经济合作角度看，和早先的远东经济论坛类似，东方经济论坛虽然致力于打造吸引外部资本、技术、人才参与远东开发的关键平台，但受制于俄罗斯政商关系的路径依赖以及具体合作项目的经济性等因素，论坛短期内很难在经济合作方面实现俄近几年设定的跨越式发展目标。在相当程度上，以经济发展为主旨的论坛更重要的恰恰在于其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功能。
俄美关系的改善当下似乎遭遇了特朗普陷阱，在美国反俄排俄主义及与其共生的俄罗斯反美排美主义同步增长的情况下，俄美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两国关系连正常化都变得较为困难。俄罗斯孜孜以求的大国地位的根基之一在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而就在本次论坛召开期间，普京总统的外交顾问、俄罗斯前驻美大使乌沙科夫透露，特朗普压根没有邀请普京参加即将于9月18日召开的联合国改革会议。这无疑再度表征了俄美关系的僵冷程度和缓和空间的有限性。普京此前在金砖国家厦门峰会期间对特朗普的一番我非新郎彼非新娘的调侃可能绝非偶然，也变相宣布了克里姆林宫对俄美关系改善甚至只是正常化预期的自我弱化。
另外一方面，尽管跨大西洋关系受到了特朗普执掌美国白宫大权的影响，但在涉及到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归属等问题上，欧美的共同立场并未出现断裂，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仍在继续。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后的记者招待会后曾透露俄已建议向顿巴斯地区派出联合国维和部队，乌沙科夫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暗示俄罗斯暂时没有重开诺曼底四方会谈的意愿，这意味着欧盟对乌克兰危机的关切短期内可能很难得到满足，也预示着俄欧关系的恢复暂时无望。莫斯科对上述问题早已有清醒认识，因此，哪怕是转向东方战略，在很多俄罗斯精英看来并未取得如期效果，但俄罗斯还要坚持更为积极有为的向东转方针，这样即便不能完全弥补在西方的战略利益，至少可以部分止损。所以，“俄罗斯转向东方：结果与新目标”被作为论坛的重要议程绝对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更为关键的是，俄罗斯对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不满由来已久，而国际经济发展和竞争重心从从西方到东方、大西洋向太平洋、从美国到中国的渐次转变的态势让俄更愿意将本国经济的未来与亚太地区挂钩，借船下海、借风扬帆已经从90年代的战术性调整变成了战略性抉择。自沙俄时期，就有有识之士强调俄的未来在于包括远东、西伯利亚的东北地区。按照俄罗斯一位著名学者的观察，远东开发此前一百多年未能走出十年开发、二十年忘却的周期循环，很大程度上在于莫斯科的内部殖民逻辑，即通过掠夺性开发东部的资源服务于欧俄部分的追赶式现代化目标。俄罗斯经济本身遭遇的困境和与西方关系的僵冷，正在部分改变莫斯科精英的思维定势，也在积极意义上赋予了东方经济论坛新的内容和角色。
此外，本次论坛和以前相比较为突出的是日益强化了青年作为未来的功能设计。从俄方公布的日程看，9月6日在青年与远东超前发展的专场，总共一个半小时的推介，竟然有25个发言人。除了因病缺席的远东发展部长加鲁什科外，不乏联邦中央的重量级官员和远东联邦区各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讨论集中在如何将35岁以下的年青一代加入远东开发的讨论和具体实践，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远东联邦区将致力于通过青年政策的重构，激发出更多的地区发展活力。可惜，本场没有任何青年代表直接参与到和地方大员的对话似乎可能导致青年新政的推出变成一种单向行为。此外，为期两天的论坛中还有好几个以青年话题为中心的专场、分论坛等不同形式的活动。无论如何，将关注的重点聚焦于青年一代，对于远东开发无疑是一件好事。
文晶Talk：东方经济论坛本是俄罗斯重点发力远东地区经济的高端经济论坛，此前一直致力于打造远东地区的经贸平台。但今年的论坛不仅在经济上继续发力，同时也将讨论议题扩大到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等政治安全问题，日韩领导人、甚至朝鲜方面也派高级代表参加。东方经济论坛是否将从经济论坛升级为政治经济安全论坛？你怎么看东方经济论坛的发展趋势？
杨成：如前所述，东方经济论坛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当的政治性，是俄罗斯应对乌克兰危机以来日益陷入孤立困境的一种纾解之道。更深层次上，也包含着俄对亚太未来经济发展的良好预期支配下的战略调整意图。但毕竟论坛带着经济这个关键词，所以，从论坛的日程安排看，并没有直接事关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政治与安全议题。相对更对具有政治功能的题目也主要集中在开幕式、个别全体会议以及由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这一明显具有PR功能的智库等承办的某些分论坛或特别会议。
比如，本次论坛开幕式的嘉宾就包括了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金东兖、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越共中央经济部部长阮文平、印度外长斯瓦拉杰以及美国加尼福尼亚州州长布朗。韩、越、印高级官员参会相对更好理解，美国人的出场显然更具有政治意义。在讨论构建面向未来和共同发展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的环节中，唯二的外国代表包括了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智库学者。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提出过以对俄政策为重点的欧亚倡议，新任总统文在寅则秉持着更为建设性的北方政策，也相对更看重俄罗斯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的关键作用，俄同样也希望通过构建更高层次的俄韩关系支撑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将首尔视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潜在合作对象情有可原。
在此背景下，美国学者的到会就显得格外不同，至少表明俄希望通过智库和官员共同参与的一点五轨对话表明俄罗斯的大欧亚不是一个与美国在欧亚地区战略对抗的地缘政治方案。瓦尔代俱乐部等机构还安排或承办了有关俄中日美四边关系、一带一路框架下俄罗斯与亚太物流对接、如何充分发挥远东国际运输走廊连接欧洲与亚洲的作用、北极航道建设等焦点问题的讨论。
最值得玩味的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等重量级政治家的发言后，发展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合作与其他几个议题同时作为论坛的最后讨论环节。这些颇费匠心的组织安排都充分表明，俄试图通过东方经济论坛不仅仅向传统意义上的东北亚、东南亚国家，也希望向欧美清晰地传递俄罗斯希望合作而不是对抗的信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身在东方、心挂两头、着眼西方的逻辑都较为明显地显露出来。
本届东方经济论坛尤为关注俄罗斯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传统的东亚三强中、日、韩都被安排了专门的商业对话环节，汪洋副总理领衔中国代表团。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蒙古总统巴特图勒嘎则和普京本人同场坐而论道。俄罗斯与东盟关系的讨论被罕见地设置为全体会议，这甚至是俄中、俄日、俄韩商业对话会都没有享受的待遇。论坛还安排了讨论俄罗斯远东超前发展区与东盟的自由经济区合作的专场，美中不足的是，发言人中只有老挝工商会副主席一个东盟代表，更像是俄罗斯学者之间的自我对话。在我们是邻国的主题框架下，主办方还安排了菲律宾驻俄大使作为俄罗斯-菲律宾关系专场的主嘉宾，蒙古总理出席俄蒙关系专场，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参加了俄印关系专场活动，并担当了论坛开幕式的发言嘉宾。
综上所述，东方经济论坛本身聚焦于经济合作层面的出发点并未改变，但因为俄罗斯国家权力结构的四要素——政治、经济、安全、意识形态中相对长于安全议题，加上乌克兰危机以来俄所面临的外交环境的总体不利态势，导致了俄领导人必然会将安全、政治等议题带入到具体的现场。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普京与文在寅等会面时就朝鲜核危机的进一步表态。普京本人及其侧近人士延续了厦门期间的吃草论，强调制裁无效且无助于解决问题。普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晤中也必然会朝鲜核问题。目前尚无消息证实，普京同时与韩日领导人举行了三边会晤讨论朝鲜半岛问题，暂时也没有朝鲜高级代表参加这类活动的证据。
所以，在我看来，东方经济论坛从经济论坛转为政治安全论坛的发展趋势可能不是一个准确的判断。俄一定会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亚太地区的参与短期内也将以政治和安全议题为主，但不意味着俄不需要借助东方经济论坛的平台推动有利于俄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合作议程。如果俄认为有必要，完全有可能提出新的机制探讨相关的政治和安全议题，但显然新的国际机制构建的前提必然是可以增加俄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但朝核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俄即便提出平行机制，也难以走出当下的僵局，所以俄的优先选择必然是在现有框架内澄清独特的立场，而非另起炉灶。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在厦门也好，在东方经济论坛上也要都一直强调俄中共同推出的路线图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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