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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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4月下旬对10，000多名美国成年人就医学科学家的看法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43%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对医学科学家能够按照公众的最大利益采取行动充满信心，超过新冠疫情爆发前35%的比例。但是，只有民主党人对医学科学家的信任有所提高。53%的民主党人和倾向于民主党的人对医学科学家为公共利益而采取行动充满信心，这一数字高于2019年1月的37%；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人中，只有31%的人对医学科学家表示出极大的信心，与2019年大致相同（32%）。
图片来源：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对单一社会问题的看法只是两党分歧的一个缩影。近日，美国两极分化的政治生态引发了国内学者的广泛讨论。面临新冠疫情和种族问题的双重挑战，党派分歧不断扩大，严重影响着美国的内政外交。而区别两党的标准也越来越没有“仪式感”，即简单地用单一或多重身份标签来定义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身份，比如种族、宗教、地理位置，甚至是否支持堕胎或者移民等，使得党派政治日益建立在单纯的“身份差异”之上。
超级身份：
政治两极分化的根源
两极分化与就如何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分歧不同，极化不仅仅是在某些议题上与别人有不同的看法，而是将己方聚集在零和博弈中互相竞争的群体中，不计代价等争夺一方利益，而谈判和妥协被视为背叛。
美国政治生态分裂已久，就政党分化的原因而言，学界亦是众说纷纭。左翼作家、民主党人以斯拉·克莱因（Ezra Klein，Vox的总编辑及创始人）在著作《为什么我们会两极分化》（Why We’re Polarized）中指出，心理因素、身份特征以及党派关系根深蒂固是美国政治两极分化的原因。
图片来源：The Atlantic
克莱因首先从认知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人类对于群体认同和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冲突的倾向。今天，美国人的政治身份已成为“超级身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标签越来越多地包含其他身份来源，包括种族，宗教和地理，凭借这种“超级身份”不仅可以预测人们在堕胎或移民的地方，而且可以预测他们在哪里购物，喜欢什么运动，他们观看什么新闻等等。
他引用了一项盖洛普的调查，到2012年，只有9%的自认共和党人是非白人。随着该国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以及美国成为“少数族裔”国家的可能性越来越真实，美国白人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对克莱因来说，2016年特朗普当选代表了受到威胁的美国白人的胜利，这些胜利源于党派初选和“身份新闻”，媒体在此争夺眼球。通过发布挑衅性故事来加深点击，这些故事旨在增强人们对自己政党的偏爱，并激起对他人的敌视。在美国，任何具有阶级层面的事物都必然具有种族层面，并有可能加剧种族紧张局势。如今，一个党派的归属感和对特朗普的看法几乎完全决定了一个人的想法，即谁应该为未能遏制冠状病毒而应受到指责，以及何时应解除封锁令。
图片来源：Berkley Edu
美国社会的不平衡：两极分化渗透日常生活
2019年白宫史上最长罢工期、美国外交的“霸主”影响力不再、新冠等大型社会灾害治理不力等等，只要主要政党未能做出足够的妥协，两极分化的政治生态就会继续在美国社会孕育新的土壤。
两极分化下的政治对美国的家庭、社区以及社会结构带来压力。在不公正的情况下，敌对情绪可能是必要的，这种政治文化会越来越有对抗性，使得政治运动更多地集中在打败对手，而不是支持自身的立场与想法上。牛津研究百科全书（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一项“负面广告的影响”（The Effects of Negative Advertising，2016）调查显示，在1960年总统大选期间，播出的政治广告中只有大约10%是负面的；而2012年，只有大约14%的系列广告是正面的。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政党和意识形态将自己隔离开来，越来越多的人与有着类似政治信仰的人生活在一起。
党派之间的“妖魔化”更是将这种政治生态推向极端。2016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发现，有47%的共和党人说民主党人比其他美国人更“不道德”；35%的民主党人认为 “共和党人是冷漠的，有很少或没有民主党朋友的共和党人对民主党是更加敌视的”。极化不仅表现为群体间的冲突，也改变了群体内部的动态，因为成员感到有更大的压力要遵循自己的信念和行动，这使得内部分歧和多样性的可能性降低。欧洲研究理事会、达特茅斯学院和埃克塞特的联合研究《误解的性质和起源》（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isperceptions）（2016）中指出，在两极分化的情况下， 美国人面临与重要的群体认同相一致的思考和行动的社会压力。我们不去为自己思考，而是倾向于“得出可以增强现有忠诚度的结论，而不是客观观察者可能认为是正确的结论”。
图片来源：Ted Talk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至善科学中心（Greater Good Science Center）研究人员 扎伊德·吉拉尼（Zaid Jilani）和杰里米·史密斯（Jeremy A。 Smith）在《美国两极分化的真正代价》（What Is the True Cost of Polarization in America？）一文中写道，“如果美国不学习彼此之间架起桥梁，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政府关闭、说谎、隔离甚至暴力”。
外交信用削弱：国家利益将受到“反噬”
鉴于民主党与共和党就外交政策未能达成共识，美国外交政策出现较多盲点和不平衡。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国内政治的激烈分歧正在削弱美国的外交。这将在多方面对美国外交造成影响。
首先，美国的信誉、可靠性和能力受到损害。美国的分裂外交政策将削弱美国动员其他国家就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与美国“站边”的能力。同时，其他国家会对美国谈判的真诚度存疑，对美国政府能够兑现外交承诺缺乏信心。分裂的外交政策将美国置于进退两难之地，失去在世界范围的“威信”。美国陷入了两极分化功能障碍的泥潭中。卡耐基基金会主席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在《两极分化的政治影响了美国的外交》（Polarized Politics Has Infected American Diplomacy）一文中写道，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政策及其地缘政治影响始终心怀不满，同时也对美国的外交能力和榜样的力量感到不满。如今，美国政府无法通过预算，也不能将世界团结起来以制止新冠疫情的蔓延。美国的外交辐射能力正在逐渐削弱。
其次，两极分化会毁坏外交的非政治功能。美国的历任国务卿都对将国内政治排除在外交政策之外持谨慎态度。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势必会削弱外交官的功能、干涉美国内政，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同政党执政带来的全新外交政策势必给其他国家造成“前后不一”的印象，在这一过程中，外交官的谈判能力不再是两国外交的亮点，而是别国对美国内政的“适应能力”成为了谈判的基础。
长此以往，美国的外交会逐渐渗透至内政，美国国家利益将会遭受“反噬”。最后，美国领导人将美国国内两党“不妥协政治”的套路搬到国际社会，无形中削弱了美国外交的潜力。在煽动外交政策两极分化的火焰中，美国政府做了比其前任更大的努力来压制美国外交的潜力。但是去极化的道路非常艰难。美国的两极分化是一种特别尖锐的形式，它比大多数其他国家都存在时间更长，而且根深蒂固，影响广泛，是种族，意识形态和宗教鸿沟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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