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上海美国研究
范德堡大学法学院教授甘尼许·希塔拉曼（Ganesh Sitaraman）近日在Lawfare网站撰文称，围绕美国对华政策的争论，常常被归结为“鹰派对鸽派”，但这种两分法掩盖了一个事实——无论是“鹰派”还是“鸽派”，都非铁板一块，各自内部都有多种派别，至少有四种“鸽派”、六种“鹰派”。
四种“鸽派”
一是“新自由鸽派”（Neoliberal doves）。这一派认为应尽快加深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尽可能减少限制国家间贸易的经济措施。一些人可能仍认为中国政府将进行改革，走向更加自由的市场体系。这一派面临的挑战是，他们未重视地缘经济现实：经济实力会带来地缘政治影响力，美国不能忽视中国的实力。
二是“影响力鸽派”（leverage doves）。这一派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可能带来危险，但他们建议，为了保持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追求相互依赖，而不是脱钩。他们希望，影响力可以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但这一派经常忽视的一点是，中国正通过推进“本土化（indigenization）”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所谓“本土化”是指，增加国内研究、创新和生产，尤其是在先进技术方面。随着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减弱，美国的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下降，其结果可能是形成一种不对称的依赖状态，即美国依赖中国，而中国不依赖美国。
三是“跨国鸽派”（Transnational doves）。他们认为，只有与其他大国合作，才能应对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如气候变化），而中国崛起带来的任何危险，都远不及气候变化带来的灭绝级别的挑战，强硬政策将降低合作的可能性。该派面临的问题是：为何竞争对手不能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如果气候应对行动不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合作；或者为什么气候活动人士不优先考虑美国的国家产业政策，以大规模扩大国内清洁能源生产。
四是“反战鸽派”（Anti-war doves）。这群人担心强硬的言论和政策可能会增加战争的风险。与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一样，他们也对“修昔底德陷阱”感到担忧：中美两国对对方的恐惧都有可能失控，进而步入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军事冲突。鉴于竞争主要在于各国拥有多少地缘经济实力，特别是能否在可能推动未来经济发展的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尚不清楚激烈的经济竞争是否必然会导致冲突。
六种“鹰派”
一是“自由鹰派”（Liberal hawks）。这群人主要担心人权问题。“自由”在这里用来指代强调个人权利的现代自由主义，因为这一派试图优先考虑和挑战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派能产生多大影响。
二是“民族主义鹰派”（Nationalist hawks）。他们用种族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挑战，依靠排外言论来表达其立场。例如，特朗普总统持续提到“中国病毒”，引发了对亚裔美国人的恐惧、仇恨和暴力。在外交政策圈中，持这种观点的人相对较少，但这些人在特朗普政府中有较大发言权。
三是“传统鹰派”（Traditional hawks）。他们担心的是传统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很少关注（或根本不关心）经济实力。他们认为新威权主义国家的崛起是当前美国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但他们往往将经济问题推到一边。然而问题在于，经济实力不可能被抛到一边，否则无法评估大国竞争。
四是“影响力鹰派”（Leverage hawks）。与“影响力鸽派”一样，这一派认为，美国的目标是拥有足够大的影响力，让中国改变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等做法。但与“鸽派”不同的是，他们的核心战略强调的不是中美相互依赖，相反，他们强调与盟友合作，建立能够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迫使其改变做法的联盟，譬如实施集体制裁措施、建议世界贸易组织实施改革。这一派面临的挑战是，或许不可能让中国改变，不仅因为中国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因为中国正在积极努力，通过本土化来降低自身的脆弱性。
五是“社团主义鹰派”（Corporatist hawks）。该派重视中国日益崛起的经济实力，并将地缘经济竞争视为未来的核心领域之一。他们认为，在美中围绕人工智能、机器人和量子计算领域的技术创新展开较量时，最好的出路是保护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和其他美国公司。但这种保护“国家冠军企业”的做法存在很大的逻辑和政治问题：这些公司中有许多不是“与中国竞争”，而是在中国经营；不受监管的垄断者不一定会像竞争市场那样创新，因此，保护“国家冠军企业”的策略可能失败；经济实力总是会转化为政治权力，所以“国家冠军企业”本身就是对美国代议制民主的威胁。
六是“弹性鹰派”（Resilience hawks）。这一派也担心中国崛起的经济力量及其带来的危险，但他们同样担心美国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他们认为，美国需要与中国脱钩，深化与盟友的接触，以建立与中国抗衡的力量，同时追求国内经济发展。但他们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提高美国的弹性，以捍卫美国和志同道合国家的民主制度。他们不依赖“国家冠军企业”，而是专注于研发、基础设施、竞争政策、反垄断和监管方面的公共投资以及旨在实现广泛增长的产业政策。但这一派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确保民主体制、社会基础设施和经济具有弹性所需的许多政策，不符合美国政治中拥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包括两党人士）的利益和政治偏好，因此很难实施。
文章称，以上分类有助于阐明当前有关美国对华政策争论中的一些观点。
一方面，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第一，一些人认为中国可能会改变做法、加入自由经济秩序，而另一些人则持相反观点；第二，“影响力鸽派”“新自由鸽派”“跨国鸽派”和“自由鹰派”“影响力鹰派”认为联盟的价值是促使中国采取行动（尽管他们希望看到的行动并不相同），而其他“鹰派”将结盟视为发展抗衡力量的一种方式。第三，“影响力鹰派”“社团主义鹰派”和“弹性鹰派”重视地缘经济实力和经济纠葛的风险，其他类型的“鹰派”则不关注。
另一方面，各派别也存在共同点和潜在的合作点。“自由鹰派”“传统鹰派”和“弹性鹰派”可能会在限制数字威权主义发展方面找到共识，尽管对“自由鹰派”而言，理由是保护人权，对于“传统鹰派”和“弹性鹰派”而言，理由是保护美国的技术和安全；“影响力鹰派”和“跨国鸽派”可能会联合起来辩称，强大的联盟体系有助于形成影响力，推动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合作；“传统鹰派”以及其他关注经济的“鹰派”可能会宣称，在气候或流行病等问题上开展合作，与在其他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并不矛盾。
文章指出，未来围绕中国的争论将愈演愈烈，外国政策制定者在评估美国对华政策时，应该超越“鹰派”和“鸽派”这种简单的划分。两派都存在不同的阵营，其立场有时冲突，有时重叠。一个更细致入微的框架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在未来几年做出关键决定。
本文编译自Lawfare网站文章Mapping the China Debate，作者为范德堡大学法学院教授Ganesh Sitaraman。译者：沈凯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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