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晓霖（著名国际问题学者、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西溪学者）
11月28日，伊拉克示威者抗议伊朗干涉内政并焚烧伊朗驻纳杰夫领馆，引发冲突并造成47人受伤。这个事件因具有典型的什叶派内讧色彩而充满戏剧性，甚至被人形容为伊拉克什叶派国家认同的重新回归。一个多月来，从黎巴嫩到伊拉克再到伊朗，打通地中海与波斯湾的“什叶派之弧”相继陷入大规模反政府骚乱，“内因说”与“外因说”不一而足，众说纷纭。
尽管美国支持街头革命从来都不阴谋而是阳谋，也一直希望拆散伊朗主导的“什叶派之弧”，但是，这场空间与时间跨度均较大的地区动荡，既有内生性草根革命的驱动，也有外生性煽风点火的发酵，无法用“阴谋论”简单而论。纳杰夫的反伊朗暴力行为则进一步表明，中东当前派系和阵营博弈是主要特点，但是，并非所有冲突都可以简单地用派系与阵营视角来判断。
“什叶派之弧”三国动荡一波又一波，既有内部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又有外部地缘政治因素，而导致动荡的根本性因素是内部矛盾而非外部矛盾，内部矛盾中经济问题又是关键，然后才是社会和政治问题，或曰经济危机引爆社会乃至政治危机。外部的地缘关系撬动只不过是社会动荡的催化剂，是辅助作用而非决定性作用。
10月初，伊拉克多城爆发示威，抗议者矛头指向高失业率、高物价及政府腐败和行政效力低下。尽管当局采取了部分纠正政策，危机非但没有平息，反而在10月下旬升级演变为严重骚乱，导致104人死亡，6100多人受伤。数万抗议者还冲击美国大使馆，抗议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及对现政府的控制。联合国统计表明，伊拉克战争结束15年来，仍有1/4的伊拉克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此轮示威骚乱的主体是萨达姆政权垮台的政治受益者什叶派而非逊尼派，本身就表明生计比地位更重要。什叶派圣城纳杰夫的反伊朗骚乱，则预示着伊拉克骚乱进入第三季，变成超越经济、社会问题和教派分野的民族主义行动。
10月17日，黎巴嫩政府决定对油品、烟草和奢侈品征税，对社交平台WhatsApp通话收税并增加税制，引爆大规模抗议。尽管政府被迫收回成命，民众不满却已转向公款浪费和贪污腐败，并问责政府无力解决陷入已久的经济危机，包括高达860亿美元的外债。经济危机导致总理哈利利于月底辞职，但哈利利辞职并未化解经济与社会危机。近日，示威者与伊朗代理人真主党卷入暴力冲突，真主党支持者甚至围攻美国大使馆，表明政治危机也在进一步加剧。
11月15日，伊朗政府上调燃油费50%也引发百城抗议活动，一如2018年底那场风波，示威者很快将矛头指向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斯兰共和制，要求进行深刻政治变革。这场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最后也演变为街头暴力和骚乱，伊朗政府宣布全国断网，动用军警进行弹压，抓捕180多名“暴乱”负责人，以及1000多名参与暴乱行为的示威者。
黎巴嫩真主党和两伊政府几乎异口同声地指责美国对骚乱负责，美国也难以自证清白。黎巴嫩是美国二战后取代英法进入中东就一直施加影响的小国，曾两次派遣特种部队确保不同教派平衡和维持稳定，以利以色列安全。2005年美国利用前总理老哈利利遇刺策动“雪松革命”，迫使叙利亚放弃对黎巴嫩的控制；2011年以来，美国更是通过沙特扶持老哈利利之子领导的穆斯林逊尼派政府对抗伊朗和叙利亚支持的什叶派真主党。因此，黎巴嫩这波民生危机最终变成涉美地缘政治冲突并不奇怪。
伊拉克政府原本是美国扶持的什叶派为主导的新政权，但是，由于宗派渊源、地理之便以及“阿拉伯之春”后的派系博弈，伊拉克政府采取和好美国亲近伊朗的平衡政策。此次骚乱中，美国指责伊拉克军警过度使用武力造成流血后果，但并没有赢得伊拉克朝野好感，因而处境尴尬。
伊朗则是美国过去40年来始终试图颠覆其政权的目标，即使奥巴马政府曾基于机会主义一度调整策略，但特朗普政府重拾传统政策，通过最严厉制裁窒息伊朗政权，刻意制造经济危机而激化社会和政治矛盾。此轮骚乱爆发后，美国国务卿彭佩奥更公开宣称为示威者站台，毫不掩饰颠覆伊朗现政权的动机。
三国社会危机无不关乎外来因素和地缘政治，这一态势凸显了中东国家易被外力介入的脆弱性，体现了地缘政治站队的巨大风险，尤其是成为美国对立面的国家必须时刻警惕美国因素。不过，需要清楚的是，只要实现良好内部治理，只要获得大多数民众支持，外力殊难兴风作浪。失民生者失民心，失民心者失天下，依然是可以关照这场地区动荡的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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