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秦朔朋友圈
在2017年11月杨安泽（Andrew Yang）向美国联邦竞选委员会提交申请，希望以民主党人身份参与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绝大多数美国人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也鲜有人认为他可以成为一名真正有竞争力的民主党候选人。
在宣布竞选前，杨安泽的身份是一名企业家，没有任何从政经历。然而，杨安泽现在正变得越来越受关注。根据民主党公布的民主党总统参选者第三季度的筹款数据，相比第二季度，杨安泽获得筹款增长了257%，增长率居民主党榜首。
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杨安泽筹款的基数相对较低，但在第三季度筹款的绝对数值上，他的筹款额甚至超过了民主党曝光率极高的参议员科里·布克。对于一个华裔政治素人来说，这样的成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 科里·布克
杨安泽的话题度迅速蹿升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极为大胆的核心政策——“自由红利”（Freedom Dividend）。杨安泽主张向每名美国公民每月无条件发放1000美元的“自由红利”。这实质上就是一个“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
这一政策提出后迅速在美国国内以及国外引起了讨论，很多参与讨论的人，包括很多中国或有中国背景的知识分子的第一反应是：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吗？这样做只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吧？
我个人支持杨安泽并不是出于我完全信服其政策主张（特别是“全民基本收入”），而是出于两点：
第一，我支持一个中国背景的人争取美国最高的权力位置，这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因为我支持美国政治在某些领域的多样化。多样化才有竞争能力，才有创新和活力。
第二，我认为美国政治需要一个另类的政治家。你也可以说杨安泽和特朗普都是“另类”的、非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家，但他们的区别是杨安泽将理性纳入政治，而特朗普则是将极端、歇斯底里纳入政治。杨安泽是一个很实际、很有逻辑，并且很有分析能力的竞选者，他擅长利用数据和学术研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杨安泽对“全民基本收入”的论述
杨安泽是从技术发展角度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他表示：
“我们正在经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技术变革。2015年，自动化已经摧毁了4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有研究预测，未来12年，三分之一的美国劳动者将因自动化而失业。随着技术的进步，工人们将能够停止从事最危险、重复和枯燥的工作。这应该会让我们感到兴奋，但是如果美国工人没有收入来源——没有能力支付基本生活用品，没有能力买房，没有能力为教育存钱，也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有信心的家庭——那么未来可能会非常黑暗。我国（指美国）目前的劳动参与率只有62.7%，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每5名劳动年龄人口中就有1人不在就业市场。随着自动驾驶汽车和其他技术的出现，这将变得更加糟糕。”
杨安泽认为，2016年特朗普能够赢得大选，很大程度是因为美国中部蓝领阶级在美国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变得越来越无助。在杨安泽看来，特朗普只是美国社会问题和社会撕裂的一个具体“症状表现”，而不是“症结”。
他认为任何民主党总统竞选者想要战胜特朗普，都需要坦诚和直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当下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让美国人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底层美国人的生活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他的解决方案就是“全民基本收入”，即“自由红利”。
下面是杨安泽对于“自由红利”好处的论述：
“鼓励人们去找工作。美国当前的许多就业福利项目在受助人找到工作时即取消福利，有时使他们的经济状况比受雇前更糟。因此很多人干脆为了领福利就不找工作了，在他们看来，他们很难找到比福利额度待遇更好的工作。而‘自由红利’适用于所有成年人，无论他们的就业状况如何，所以受助人可以自由地寻求额外收入，而他们也会这样做。”
“‘自由红利’提高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因为有保障的、无条件的收入给了他们拒绝剥削工资和恶劣工作条件的筹码。雇主不能像以前那样对员工颐指气使。”
“‘自由红利’通过无附加条件的覆盖减少了官僚成本。确定谁有资格获得该福利的行政流程要简单得多，管理福利的成本也大大降低。”
“‘全民基本收入’增加了创业精神。它提供了公司早期初创时期的基本需求，并在业务失败时充当安全网。它也给了你更多的消费者，因为每个人都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美国智库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itute）发现，美国民众每月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将创造460万个就业机会，并使经济持续增长12%。”
“‘全民基本收入’改善了接受者的心理健康。它减少了匮乏、贫困和财政不安全的状况，而这些是数百万人的主要压力来源。”
“‘全民基本收入’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定。研究表明，处于经济不安全困境的人，认知能力的下降相当于13个智商点。‘全民基本收入’将为人们提供安全保障，让他们把精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比如他们的家庭。”
“‘全民基本收入’改善身体健康。随着经济安全程度的提高，人们更不容易受到压力、疾病和自我毁灭行为的影响。‘全民基本收入’在加拿大的一项实验显示，在‘全民基本收入’实施后，住院率下降了8.5%。”
“‘全民基本收入’增加了艺术创作、非营利性工作和对所爱之人的关爱。它为那些对这类工作感兴趣的人提供了一份补充收入，而这些工作并没有得到市场的支持。”
“‘全民基本收入’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更少的工人会被困在不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国家生产力将会提高，因为人们将能够找到更有价值的工作，并促进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如何确保政府有资金实施“自由红利”
在勾勒出“自由红利”的积极作用后，杨安泽也阐述了自己将如何确保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实行这个计划。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值税”。
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公司变得越来越富有，但在去年，科技巨头亚马逊却得以以合法的方式没有上缴一分钱的联邦收入税。
随着科技发展和网络经济的通吃效应，这些科技公司还会越来越富有，而现有的收入税制度还是让它们有机会合法避税。杨安泽表示解决的办法就是在美国实行“增值税”，而不是“收入税”。
目前全球有超过160个国家有增值税，而美国不在其中。杨安泽提出，对于奢侈品可以征收更高的增值税，而对于日用品，比如生鲜水果，将考虑取消或收取极低的增值税。最主要的是，增值税可以使得科技企业所推出的产品和服务都会被征税，这笔数字会是可观的。
除了增值税，杨安泽还提出了几个其他帮助政策实现的资金来源，包括：
“美国政府当前的支出。美国目前每年在福利项目、食品券、残疾人等方面的开支在5000亿到6000亿美元之间。这降低了自由红利的成本，因为已经获得福利的人将有选择的权力，但将没有资格在继续享受现有福利之余，叠加获得全部的1000美元‘自由红利’。”
“此外，我们目前在医疗保健、监禁、无家可归服务等方面的开支超过1万亿美元。我们将节省1000-2000亿美元，因为人们会更好地照顾自己，避免进急诊室、监狱和露宿街头。一些研究表明，给贫穷的父母1美元可以导致多达7美元的社会成本节省和经济增长。”
“对高收入者征税和开征污染税。通过取消社会保障上限，实施金融交易税，结束对资本利得/附带利息的税收优惠，我们可以减少金融投机，同时为自由红利提供资金。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笔碳排放费，这笔费用将部分用于资助自由红利，以弥补支付该项目成本所需的余额。”
杨安泽自己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事实上从1980年代起已经实行了“全民基本收入”，而资金的来源是上世纪80年代阿拉斯加发现的油田的巨额利润。在杨安泽看来，科技就是21世纪新的“油田”。除此之外，世界上已经有国家在全面实行“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了。
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争论
对于杨安泽的“全民基本收入”，很多反对者顾虑的原因是，这样大的政府支出最终只会导致民众税率普遍增加和通货膨胀。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些顾虑，如果“全民基本收入”仅仅增加政府支出而没有任何增加供给的效应，有可能就会是拉丁美洲式的通货膨胀。
问题的关键就是“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个纯粹的再分配，还是一个能够刺激供给的办法？如果是纯粹的再分配，即使没有通货膨胀，可能会降低生产力的提升。这是一个应该更多讨论的问题。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全民基本收入”对供给方产生负面的影响。“全民基本收入”肯定会负面地影响某些人的工作积极性，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边际效应，也就是“全民基本收入”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处于愿意工作和不愿意工作边缘状况的人群。我们都认识这类的人，上班但不贡献。如果把“全民基本收入”想成是一个删选的工具，也许它会使这些边际工人退出劳工市场，这不见得是个坏事，至少不是那么坏的事情。
其实这是一个比上述假设更复杂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动态效应，有了“全民基本收入”，公司可能会提高工资，减少“全民基本收入”的边际效应，减少对劳工市场的冲击。另外“全民基本收入”只是影响劳工市场的一个因素。移民政策和退休政策都会影响劳工市场供给关系。
美国核心的问题是政治问题
杨安泽“自由红利”的实行，最大的障碍是政治上的。毕竟给每个公民一个貌似纯粹的福利在美国当下的政治环境中是很难被接受的，势必会受到共和党的强烈反对。其实美国缺乏的不是好的政策主张，而是合理有效实施这些经济政策的政治条件。
他认为，美国的核心问题是政治问题。一个最突出的政治问题就是投票率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是60.2%左右（不同统计机构得出的百分比略有不同）。全球有32个经合组织国家（OECD）在2014到2017年之间进行过国家大选，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美国2016年大选的投票率在这32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行在第26位。相比美国总统大选，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则更低，长期维持在35%到50%之间。美国2018年中期选举的投票率是49.3%，这已经是1914年以来中期选举最高的投票率了。
投票率低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投票结果不一定反映真正的民意。投票是有时间和机会成本的。投票需要时间，有时甚至会影响上班、赚钱，而美国的选举设置又非常不合理，投票定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是个周中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岁数大的、退休的人群投票率高，因为他们的时间机会成本接近于零，而年轻人投票率低，因为他们的时间机会成本高。
在有很多人选择不投票的情况时，民主的体制会有发生系统性的偏差：
第一，在有煽动性的政治家参选的情况下，会有更多无知的选民出来投票，使整个政府决策质量下降。
第二，很多人不投票还会降低民主选举过程的质量。候选人会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蛊惑人心的事情上而不是做理性的政策讨论。
第三，会使激进的候选人得利。越极端、越激进、越不负责任的竞选纲领往往会使自己的铁杆支持者出来投票。候选人为了提高投票率往往会选择所谓“墙角主张”（Corner Solution）。这三个系统偏差最大的输家是投票率低的中间选民。
针对美国选举制度，杨安泽认为应该至少进行两个方面的改革：
一个是通过将投票电子化，降低投票成本，调动民众投票积极性。他指出现在的区块链技术可以让电子投票达到极高的安全程度。实际上，区块链投票技术在美国已经经过实验了。在2018年的地区选举中，西弗吉尼亚州的两个郡应用了一家名为Voatz的波士顿科技公司的技术，允许那些在海外生活的当地居民通过区块链技术远程投票，他们确认投票者身份的方式如同比特币确认金融交易的方式一样。2019年3月，Voatz再次在丹佛市选举中应用了他们的技术，使得那些正在服役的军人和其家属可以通过区块链远程投票。杨安泽希望在2024年全国范围内推广区块链投票技术。如果能实施，这将大大增加美国选举的投票率。
同时，杨安泽还表示，他希望改革“选举人制度”。目前的“选举人制度”是“赢者通吃”，即获胜者只要在一个州获得超过半数选票，就可以拿走该州的所有选举人票，这导致会出现候选人总票数失利，但同时赢得大选的情况，比如特朗普。杨安泽肯定“选举人制度”保护了小州的权益，但他认为现有的制度造成了新的不公平以及减少了那些“深蓝”或“深红”州民众投票的积极性。他认为，各州的“选举人票”应该按照投票实际比例进行分配，更充分体现民意。
如果美国不改革选举人制度，民主制度很可能就会崩溃。美国历史上发生过五次选举人的投票结果和普选投票结果不一致的现象，分别发生在1824年、1876年、1888年、2000年和2016年。最近的两次分别发生在2000年的民主党候选人阿尔·戈尔和2016年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身上。如果这个问题持续发生，这将使公众对民主体制和投票丧失信心。
本文作者为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他的完整的演讲文字稿可以参看微信公众号“亚生看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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