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期编译：王浩然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梁愿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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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How Americans Were Driven to Extreme
来源： Foreign Affairs
作者信息
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部门的高级副总裁。
安德鲁·奥多诺霍（Andrew O‘Donohue），伊斯坦布尔政策中心的研究员。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在大多数高度两极分化的国家中，根本分歧首先会出现在精英政治行为者之间。然而，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却是从底层人民中产生的。本文研究了美国政治两极分化独特结构的原因和现状，并与其他民主国家的案例进行对比，试图探究美国的民主政治是否还能抵抗得住两极分化的压力。
每天都有更多的证据在表明美国政治两极分化严重，其大部分政府机构都充斥着党派的不妥协和分裂。更严重的是，这些情绪已经逐步渗透到了美国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2020年的总统竞选只会进一步加剧这个国家的党派部落主义（partisan tribalism）。尽管新闻媒体和公民社会对跨党派工作的政客给予了极高的赞扬，但这种分裂的趋势仍在继续，毫无终止的迹象。
在过去的十年里，关于这个主题的35本出版物加深了读者对党派动态的了解。然而，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将美国的两极分化孤立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待，而我们则在研究和宣传工作中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我们与各国学者共同研究了其他的一些民主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哥伦比亚、波兰和土耳其）中两极分化加剧的案例。在每个案例中，我们都仔细研究了两极分化的根源，然后跟踪其随时间推移的轨迹，分析其主要的驱动力、产生的后果和人们采取的补救措施。
虽然美国的两极分化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分歧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但我们发现它在许多关键的地方有其独特性。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美国的两极分化已经根深蒂固。虽然美国看起来很像一些暴乱、分裂的国家，但它独特的两极分化状况却引发了人们对其民主制度的运作和延续的担忧。
谁破坏了共识？
在大多数高度两极分化的国家中，根本的分歧首先出现在精英政治行为者之间。当政客们有计划地巩固并扩大他们的影响力时，分歧就会在整个社会中传播开来。然而，美国的两极分化有着完全不同的根源，党派情绪是从美国的底层社会中产生的，而不是从上层社会中产生的。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化变革席卷了整个美国，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和性别革命都颠覆了既定的传统和等级制度。在这场漩涡中涌现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美国愿景，一种是支持彻底的社会政治变革的进步愿景，而另一种是试图阻止或限制这种变革的保守愿景。政客和政党迟迟没有从正在出现的裂痕中牟取利益，相反，社会活动家、福音传道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社会中两极分化的形成。
直到后来，两极分化才逐渐正式进入政治领域。随着既进步又保守的社会运动的发展，他们的意识形态论者不断争夺其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内的影响力，试图将几十年来两个混乱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转变为更明确、更具计划性的组织。
在大多数严重两极分化的国家中，分裂主要是由一些有人格魅力的领导人造成的，但美国却并非如此。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像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或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一样的总统。事实上，在过去的40年里，无论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推行一系列相对温和的社会经济政策，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1994年后采取“三角测量”战略，还是乔治·布什（George W.Bush）试图推行“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些都是美国总统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吸引中间派的行为。
在这方面，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外。他是人们现存记忆中第一位将两极分化作为核心政治战略的美国总统，故意在国家面临的最具分歧的问题上强化党派情绪。他的政府既是两极分化的原因，又是两极分化的结果，在这一点上，特朗普有别于土耳其和委内瑞拉的总统。
由于美国的两极分化来自于底层，而非上层，政治精英们无法轻易缓和或扭转这种分化，即使他们想这样做。一个国家的两极分化之所以能得到缓和，通常是因为那个制造分裂的领导人下台后，继任者不再延续曾经具有腐蚀性的党派之争的策略。例如，在厄瓜多尔，总统莱宁·莫雷诺（Lenín Moreno）已经放弃了前任总统的反民主策略，尽管两人来自同一个政党。而在美国，无论谁入主白宫，过去的50年里的党派竞争都在不断加深。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最终下台可能会缓和美国两极分化的情况，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问题的根源
美国的两极分化要比大多数民主国家持久得多。半个多世纪以来，只有阿根廷和肯尼亚等少数几个国家一直在与严重的两极分化作斗争，大部分国家的两极分化现象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目前，大多数极端两极分化的案例充其量只持续了20年（像匈牙利、波兰或委内瑞拉），而美国的党派之争却在代代相传中愈发根深蒂固，从而让人们难以想象另一种新的政治生活。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两极分化是多方面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两极分化源于一个主要的认知分歧，要么是种族的、宗教的，要么是意识形态的。例如，在肯尼亚，两极分化源于种族之间的激烈竞争。在印度，两极分化反映了世俗愿景和印度教民族主义愿景之间的分歧。而在美国，这三种分歧共同发挥作用。
与之前“共识政治”的时代相比，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引发了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世界观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种族曾经并将继续作为一个主要的断层线——一个无法被忽视的、也不应该被忽视的断层线。宗教也很重要，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堕胎合法化运动，提高了对公民的生育控制力，而禁止公立学校里国家赞助的祈祷行为，将宗教直接带入了政治辩论和决策中。
这种意识形态、种族和宗教与党派之争的紧密结合，使得美国的分裂异乎寻常地包罗万象、意义深远。很难在世界上找到另一个国家具有类似的两极分化模式，融合了所有三种主要类型的身份分歧。
破碎的系统
美国的政治生活中一些明显的结构问题助长了两极分化。如果竞争领导地位的主要政党都是温和而包容的，那么两党制也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的形成。但美国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近十年来它的两党制被更具意识形态、在制度上也相当脆弱的政党所控制（两党都在使用开放性预选制度，与其他民主国家相比，美国更多地依赖于候选人主导的政治融资，而不是政党主导的政治融资）。因此，双方都无法在国家和州两个层面上担任把关人。更重要的是，“得票多者当选”的选举制度阻碍了第三大党的形成，而第三大党本可以打破两党间的党派竞争。
其他记录表明，一个非政治化的司法机构和一个独立的选举管理机构，在防止激烈的政治竞争转变为破坏性的两极分化上至关重要。虽然法院在许多方面维护民主，但美国司法系统的某些特征削弱了其对抗两极分化的功能。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公开政治进程（与其他主要民主国家以共识为导向和非政治化的任命过程相反）促进了党派之争的产生。在州一级，一些法官是在政党的支持下选出的，这种做法相当于向两级分化敞开大门。
提到选举，美国是少数几个让当选官员负责管理选举的西方民主国家之一，2000年具有争议的总统选举充分体现了这个系统难以抑制党派竞争。对选民访问权限的争斗突出了今天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其他成熟的民主国家在为制定投票规则而斗争。而且，由于美国总统一再散播明显虚假的选举舞弊指控，这个系统对两极分化的防护性就更显脆弱。
前路
今天，美国两极分化的倒钩异常尖锐，但是值得庆幸的是，美国有许多传统和制度能让民主制度直面分裂的压力。最重要的是，美国对法治、宪政和民主理念本身有着深厚的依恋，而其他国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在没有上述传统的情况下陷入严重两极分化的国家，如孟加拉国、泰国和土耳其，其民主制度受到了严重打击。但并不是所有使美国在政治上与众不同的东西都能对抗两极分化，如果美国人在未来几年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部落主义可能会成为政治体系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就像美国文化中的苹果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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