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瓦兰·辛格
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北京察哈尔学会客座高级研究员
简要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来走过的风风雨雨，很容易就能发现中国在脱贫工作中创造的奇迹格外引人注目，个中经验对于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尤为珍贵。而且，中国仍旧拥有无限潜力，为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人民创造更幸福、更有价值的生活。在改革开放实施短短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历届领导人的带领下，中国有大约7.5亿人成功实现脱贫。这一数量占到了同期世界总脱贫人数的76%，是中国对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大贡献。
而现在，中国《十三五规划（2016-2020）》中规划的脱贫攻坚目标是，让这个拥有世界第一人口的国家全面脱贫。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愿景中，中国要在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建成小康社会。而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规划，要在2030年实现全球范围消除贫困。对比之下，中国计划中的全面脱贫要比全球早十年实现。
印度和中国，国土相接、人口相近、甚至民族独立战争的历史进程也类似。因此，中国在脱贫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对于印度的扶贫工作尤为具有参考价值。过去的70年里，两国人口翻了两番，成为世界上人口第一和第二大国。这期间，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腾飞，使其在21世纪成为国际舞台上的规则改变者。而印度，似乎也正沿着类似的经济发展轨迹前行。不过，印度的扶贫项目直到近期才初见成效。这两个新兴大国通力合作、互相取长补短，会带来什么？脱贫攻坚战是否会积极促进两国全球领导力的发展？
（印度孟买。）
中国：规则改变者
和还在不断发展的印度相比，前所未有的经济腾飞，让中国早已成为规则改变者。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远超印度，相较于印度的2.7万亿美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3万亿美元。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即便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速仍旧高于印度，使那些唱衰中国经济以及声称中国经济是泡沫的人一再落空。
外汇储备方面，中国也很突出，达到3.2万亿美元，而印度只有4300亿美元。自2017年起，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贸易额超过4.1万亿美元；同年，印度的外贸总额为4820亿美元。两者分别占到世界总额的12%和2.1%。此后数年，中印两国间的外贸总额差距也进一步拉大。2018年，中国贸易额进一步上涨至4.6万亿美元。这一数据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中印经济关系的不对称性。
不过，客观来说，单论经济增长或单论贸易不对称，不足以解释两国在脱贫工作中的成就。中国的扶贫战略包括其他一些独特的驱动力。许多专家经常会提到，中国的扶贫工作也得益于其社会主义体制和资源国有化。另外，强有力的国家统筹管理，一方面能够保证其国内社会的相对平等，另一方面也确保扶贫行动能够有效、高效地开展。其次，在中国脱贫壮举的对比下，印度在脱贫方面付出的大量努力经常会被忽视。尽管是开放新兴经济体中的后来者，印度近年来正在成为全球对抗贫困的第二大驱动力量。这难道不会给中印两国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打通新的渠道？
印度：决心满满的后来者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实际拥有的贫困人口还超过印度。当时，中国有60%的人口处于极度贫困，而印度只有55%。然而，自从大胆尝试，实施改革开放之后，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中国迅速在各个发展指标上超越印度。到2006年，中国已经成功将国内的贫困人口率降低至11%，而印度人口的极端贫困率却仍有32%。这些年的数据变化差异，使得中国比起印度耀眼许多。
如果说中国已经创造了奇迹，完成近十亿中国人脱贫，但印度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一直落后很多。印度同样已经实现3亿人脱贫。布鲁金斯学会近期的一项估算显示，印度目前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仅为7300万，而这一数量到2022年有望缩减至3600万。印度计划在2030年达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消除贫困的目标。现在，谈起印度，都会说它是脱贫最快的国家：每分钟就有44个印度人脱离贫困。而且，印度已经不再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2018年5月，尼日利亚贫困人口上升到8700万，超过印度，成为拥有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今年9月，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贫困人口数量也超过了印度。纳伦德拉·莫迪总理谈到，印度的人口和民主红利为印度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印度国民生产总值从2014年的1.8万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2.7万亿美元，而当前政府已经承诺到2024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5万亿美元，2030年达到10万亿。之所以有这样乐观的估计，是因为印度近年来经济增长率持续达到7%或8%。
不断变化的估算和战略
巨大差异性的持续存在，使得中印两国在解决贫困人口空间分布差异导致的问题上各有方法。印度主要从国家和一级行政区两个层面来衡量贫困。例如，在比哈尔邦，52%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在喀拉拉邦等，贫困人口则只有1%。此前，印度四个行政区都显示出较高的出生率和较低的发展指数，引发人们的诸多争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阿施施ˑ博施（Ashish Bose）在写给甘地总理的一篇论文中，选取了印度几个贫穷行政区的首字母组合成了缩写BIMARU（印地语中“痼疾”的意思）。这几个行政区分别为比哈尔邦（Bihar）、中央邦（Madhya）、拉贾斯坦邦（Rajasthan）和北方邦（Uttar）。不过这一划分从那以后就显得有些过时了，因为至少后面两个行政区都有了经济发展。而且，比起拉贾斯坦邦，其他三个行政区从那以后就还将较落后地区重新分出组成了新的行政区。反观中国现在，进入脱贫攻坚的决胜期后，已经着手实现对极端贫困人口的精准定位。这些地区曾经是革命根据地，包括一些最贫困的偏远山区如贵州境内的六盘山、河北境内的太行山以及横贯安徽、河北以及河南三省的大别山。
针对这些确定区域，中国政府聚集力量，采取“八个一批”战略，振兴当地小规模产业，并将本地发展与电子商务联系起来，从而通过创造就业、拉动本地经济增长。此外，许多创新战略如针对就业机会进行人口安置也得到了广泛应用。为了保证贫困不会绵延数代，年轻一代的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同样的，中国也在积极优化医疗行业，以确保不会有家庭因为看病贵而成为新的贫困人口。为了确保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中国扩大了管理权限，将70%的专项扶贫资金审批权限直接下放至县级机关人员。印度同样也已经启动多个类似项目，不过大多数还停留在国家层面。印度启动了校园免费午餐计划。另外还基于2005年颁布实施的《印度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Mahatma Gandhi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以下简称《农村就业保障法案》），启动农村就业保障计划。不过更多的行动近期才刚刚起步，包括全面健康保险计划Ayushman Bharat，全面银行计划 Jandhan Yojna，小规模贷款计划Mudra Yojna以及对教育和农业的补贴。印度有望实现更高的增长率，让政府当局和普通民众都能更有信心，加速实现其国内各项扶贫计划。
打造全球领导力协同
随着中印两国在消除极端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工作接近尾声，两国开始将论述和战略转而投向应对“相对”贫困的挑战上。在下一阶段对抗贫困的斗争中，是否有可能强化他们的各项行动？两国是否能够通力合作，在下一阶段应对相对贫困挑战中，不断优化双方的衡量标准和论述？中印两国都与非洲各国有着深入的沟通交流。这片大陆上，贫困问题在许多国家愈演愈烈。在尼日利亚，每分钟都会新增6个贫困人口。许多非洲国家都是如此。中印两国是否可以携手合作，将自身的成果经验传授给其他国家？而这样做，事实上可以进一步梳理双方友好关系，帮助解决一些双边挑战。
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提出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MPI），并计算了150个国家的贫困指数。除了参考基本收入水平，MPI还计算了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以及其他与生活标准和机会相关的指数。随着中国和印度开始关注解决“相对”贫困带来的挑战，关注清洁饮用水、教育、住房、供电、人民福祉等方面的议题，两国是否也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需要面临的其他挑战，如腐败以及人口和空间的差异等？
得益于两国各自的经验，中国和印度可以进一步调整资源分配平等战略，一方面应用于下一阶段应对“相对”贫困的斗争中，另一方面也为解决全球贫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事实上，中国已然成为世界脱贫工作的一位领袖。早在2015年，中国已经投入4亿元人民币以及60万人力，支援166个国家的脱贫项目。
前方的路：学步战略
现在，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着手规划2020年之后的战略，应对国内“相对”贫困问题以及世界范围的极端贫困问题。
去年11月，中国政府携手世界银行举办了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国际论坛。本届论坛主题为国际减贫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和印度是否能够通过协作将他们的各项倡议计划功效发挥到最大？到目前为止，中方与印度的扶贫脱贫工作沟通互动并不多。2010年8月，当时中国的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带领高层次代表团访问印度，对印度的扶贫项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特别是2005年颁布的《农村就业保障计划》。此后，一些印度记者受邀来到中国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扶贫行动。媒体强调，印度需要向中国学习农村地区开展的一些非农业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可以提升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能减少农民工迁徙给中国大城市造成的压力。
当下，像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和印度似乎都在继续着手一些相似又平行的行动倡议。同时，中印有着坚实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友谊，以应对气候变暖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在联合国不同组织机构举行的各类多边论坛中，在金砖国家峰会、上合组织峰会以及G20峰会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通力合作。而两国在脱贫问题上的伙伴关系会成为他们下一座强有力的桥梁，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出彼此最大的力量。这可以直接积极推动两国进一步建设双边发展伙伴关系。
这方面的合作切实可行，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贫困并非政治敏感问题。其次，近期两国间的经济互动激增。中国对印贸易总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在印投资从2016年的6.99亿美元激增至2017年的32亿美元，再到2018年的56亿美元。在此背景下，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在去年新增了第六个名为机制医药的工作组后，现在可以规划第七个有关扶贫的工作组了。
（ 本文作者斯瓦兰·辛格系印度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教授、北京察哈尔学会客座高级研究员。）
以上文章为新浪新闻+《小康》杂志新中国成立70周年联合策划：“世界知名学者看中国”系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