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学人简介
作者高洪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
2019年老天皇退位、新天皇即位无疑是战后日本政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新年号 “令和”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产生过程也耐人寻味，值得研究探讨。纵观日本历史，“保卫年号纪年方式”乃至对天皇制度的宪法解读，之于保守政治势力而言是贯穿战后历史的重大政治课题，围绕年号的攻防斗争也在不同时期显现出来。本次年号 “令和”虽然不具备以往 “保革对立”或在野党强大状态下的政治环境与背景，给全社会造成冲击的强度与烈度也远不及当年 “元号存废之争”来得剧烈，但安倍政府刻意 “脱离中国文化”的用心、用典，以及水面下的政治主导与暗箱操作等，仍反映出保守政权的政治寓意和发展愿景，也由此为人们预测日本在 “令和时代”的生存发展模式，甚至国家发展蓝图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2019年，日本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当属明仁天皇退位与德仁皇太子即位。这不仅意味着作为“日本国家与日本国民整体象征”的国家元首发生更迭，而且还须依照“一世一元”的制度规定来更改纪年历法所使用的年号。新老天皇交替被史家以黑体字大写在战后日本政治历史年表上的同时，历史本身也发生了一次转折。虽然“平成岁末”与“令和之初”在时间长河中是一场无缝衔接，但日本社会生活的诸方面记录却因此改变，持续30年之久的“平成时代”宣告结束，一个崭新的“令和时代”拉开序幕。
1年号纪年体现保守政治文化历史传承
“令和”年号是日本自“大化革新”以来使用的第248个年号，按照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宣读的官方解释，“出自《万叶集》中‘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一句，蕴含了文化在人们美丽心灵里彼此相互靠近中诞生并成长的意思”。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日本皇室与新年号的报道不绝于耳，很多专家学者从各自专业出发，写下大量考证“令和”年号的语源与语义的文章。本文从新年号遴选、确定过程入手，概观日本战后政治史上有关年号的政治较量，探析本次“令和”年号确定过程中的政治因素。
（一）确定纪年是国家权力运作下的政治行为
在古今历史上，使用何种历法在本质上讲是国家权力运作下的政治行为。传统历法是基于对日月等天体运行时间法则做出的法律表达。就此而言，遵守历法也就是对国家法律的遵循，可以说是世俗法律和神圣自然法则两者统一的要求。
在中国古代，历法改革主要有两种动机，一是政治层面的动机，二是技术层面的动机。改朝换代，昭示着天命的转移和变革，新朝廷为了标榜其统治顺应天意，必然要废除旧的历法，颁布新的历法和年号，以获取王权正统和社会承认的象征意义。此外，在非改朝换代时期，如出现灾异、祥瑞等，也会引发统治者对历法和年号的改革。
众所周知，现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公元纪年法。与之相对的年号纪年法又可以细化为“单纯的王室年号纪年法”、“天干地支相配的干支纪年法”以及“年号干支兼用纪年法”。日本仿照古代中国使用年号纪年由来已久，更新年号自然也是由法律规范与文化传统共同决定的政治文化操作过程。国体与政体的制度设计、政治权力中的决定性力量、国家政治生态乃至国民大众的心理等因素，都会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发挥直接或间接、表面或潜在的影响。
（二）天皇千年传承为年号纪年提供了“保守底色”
由于缺乏足够的历史资料证明，我们很难相信天照大神的肇国传说，也反对日本右翼鼓吹“万世一系”的皇国史观，但岛国日本在大海这一天然屏障保护下形成的封闭环境，使其未曾出现“易姓革命”式的改朝换代，确实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即便是武家政治时期，形式上的天皇权威仍得以保留，并在明治维新之后历经“绝对主义天皇制”走到战后“象征天皇制”。久而久之，这个一以贯之地使用着天皇年号的纪年方式已经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文化偏好”，而发展为普遍存在的“政治文化偏好”。使用年号标注历法对保守政党和保守政治势力来讲，已是须臾不可缺失的“日本政治文化传统标志”。
由于历史的原因，二战后的民主改革并未能够清除这种保守政治“底色”，冷战时期“保革对立”模式下自民党“一党主政”与革新政党“万年在野”的政治对垒下，双方对年号存废的较量更使得天皇年号纪年超出了历法选择本身的意义。每当涉及天皇的政治事务出现波澜，各种政治力量都会不遗余力地发动起来，捍卫包括使用年号在内的“象征天皇制国家”带有的各种特征。
（三）战后初年一度出现的“年号危机”
在战后历史上，日本围绕年号存废的政治斗争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发生在战后初年到和平宪法制定期间，这是法西斯军国主义历史终结引发的政治大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标榜“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被废除，也就失去了继续使用年号的法律依据。政治上坚持维护皇统的右翼势力顿失所恃，战前倍受压抑的和平民主进步力量扬眉吐气。在此背景下，是否继续用昭和年号纪年开始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1946年1月，有“日本议会政治之父”美誉的尾崎行雄向众议院议长提交了“改元意见书”，建议废除“昭和”年号，改以“新日本”的纪年来表述。政治活动家石桥湛山也撰文呼吁废除年号，改用公历。但是，美国主导日本民主改革的盟军总司令部（GHQ）对此首鼠两端，既要铲除滋生军国主义的神化天皇，又需要利用天皇权威节省占领成本。于是，就有了战后天皇的“人格宣言”。据吉田茂回忆，麦克阿瑟曾对吉田讲过：“如果日本国民以皇室为中心团结起来，日本的重建不难。”足见利用天皇稳定人心是占领者的政治目的和策略选择。
战后日本新宪法第一条“天皇的地位与国民主权”中明确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虽然新宪法没有明文规定战后日本是否继续采用年号纪年，但按照这一国家根本法赋予的权能，全体日本国民是有权做出相关选择的。事实上，当时日本社会上也存在新宪法实施后理应将旧的年号制度一并废除的呼声。为此，1950年2月，参议院文部委员会还召开专题会议，正式讨论了是否废止年号的问题。该委员会甚至还整合出一份“草案”，其中有“由此日始，再无‘昭和26年1月1日’，而变更为西历的‘1951年1月1日’”的内容。
然而，在战后，日本保守政治色彩依然浓重，反对取消年号的声浪也十分强大。在议会讨论中，以东京大学坂本太郎教授为代表的“年号维持派”力主年号的使用不仅是“独立国家的象征”，更与“日本历史、日本文化紧密结合”，他们认为“昭和年号早已广为人知，较之公历机械似的时代划分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无废除年号之必要”。让保守势力感到庆幸的是战后日本改革百废待兴，积压的政治议题多如牛毛，加之朝鲜战争爆发后复杂的国际环境等因素冲淡了日本社会上关于历法改革议论的热度，国会为了优先确保其他法案通过，“暂时”将“年号废止法案（草案）”搁置下来。日本政府也顺水推舟，将其作为“社会共识”让昭和年号及年号纪年方式留存下来。由于战后日本几乎不加改动地承袭了原有国旗、国歌，天皇也成为“国家及国民意志的象征”，政治舞台上对继续使用昭和年号的抵触情绪相对减弱，推动年号废止的政治活动逐渐平息并最终消失。
（四）20世纪70年代的“年号存废之争”
第二次“年号危机”出现在革新政党势力上扬的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社会党、日共与自民党形成了媒体所谓的“保革伯仲”的分庭抗礼局面，公明党诞生前后推行的中道政治也在一定意义上削弱了保守政治势力。在如此背景下，伴随裕仁天皇年事渐高，“昭和时代”行将结束，年号问题再度成为日本国民关注的政治议题。
事实上，这次“年号存废之争”的根源仍在于“作为社会共识的年号面临着缺少法理基础”的政治难题。诚如日本宪法学者上田正一在《日本国宪法》总论“天皇与年号制度”中指出的那样：“年号制度是明治元年的改元诏书确定下来的‘一世一元制度’。但真正实施已经是1912年，即改元‘大正’时的事情。但战后的《皇室典范》里并未明文规定年号相关内容，其年号的法理依据是不充分的。只不过是到了昭和49年（1974年）开始酝酿制定《元号法》后，才规定仅限于皇位继承时，由下达政令方式确定年号。”
这一轮“年号争议”在1975年3月18日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上爆发，保革双方均要求内阁法制局对此议题是否紧迫做出表态。内阁法制局给予了肯定性回答：“从法理上讲，当下天皇一旦作古，‘昭和’这个年号也会随之消失，由此开启历法空白时代。”对此，日本保守政党与社会上的保守势力怀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痛感“年号制度的消亡会动摇天皇制本身”。由于缺少法律依据，年号纪年很可能会随天皇驾崩一并消亡，同时也认定继续使用年号在全社会有足够强的政治基础，于是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年号法制化”政治运动。
进入1977年后，年号存废较量持续升温。日本社会党着手准备提交“年号废除法案”，自民党内部也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动向，保守派势力加强天皇地位和权威的活动逐渐增多。1978年，一些重视此问题并与皇室有关系的人结成了“实现年号法制化国民会议”，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运动。在保守政治势力支持下，自民党大平正芳内阁经过反复研讨后，于1979年6月出台“元号法草案”，经国会通过后以法律形式将天皇年号秉持“一世一元”、“仅限发生皇位继承的情况下改元”和“若天皇退位，年号由政令决定”等原则固定下来。此后，“实现年号法制化国民会议”又演变为“守卫日本大会”和“守卫日本国民会议”两大推动国民政治运动的利益集团，两者在1997年合并，成为超大型右倾保守政治团体“日本会议”，吸纳学术界、经济界、舆论界、教育界、宗教界代表，在全国范围开展草根层面的国民保守政治运动，其组织机构遍布47个都道府县。
事实上，史上最短的《元号法》只有两项言简意赅的内容：
第1项，元号由政令决定。
第2项，元号的更改只限于皇位继承时（一世一元制）。
该法有效地化解了年号制度消亡的政治危机，以法律形式再次明确恢复了一位天皇只对应一个年号的“一世一元”制度，并将战前由天皇亲自主持年号选定工作的旧制，更改为内阁发布政令，按程序确定年号。
1989年（昭和64年）1月7日裕仁天皇驾崩，翌日皇太子明仁继承皇位。自民党政府基于《元号法》规定，公布了《改元政令》（昭和64年1月7日政令第1号），内容如下：
内阁基于元号法（昭和54年法律第43号）第一项的规定，制定本政令，改元号为平成。附则：本政令自公布之日翌日起施行。
至此，希望改为公历的声浪消沉下去，主张维护年号纪年的保守派政治势力得以安枕，无忧无虑地在平成时代生活了近30年。
2制定年号过程中的政治主导与隐形运作
2016年8月8日，日本明仁天皇通过NHK电视台表明希望“生前退位”的强烈心愿。自公联合政府围绕天皇的退位事宜，开始着手修订包括《皇室典范》在内的相关法律条文，并于2019年初启动了新年号选定程序，以便在皇太子继位之际实现改元。
（一）改元程序与政治实践安排
按照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对1989年日本从“昭和”改为“平成”这一新年号确立过程的研究，以及年号变更后政府首相官邸网站的公布内容，同时参考《元号法》上“元号由政令决定”的规定，在政治实践中执行的《元号选定程序》（或曰《元号选定程序要点》）共有四个环节。
1。思考候选名
（1）内阁总理大臣选择博学多识之士，委托其思考适合用作新年号的候选名。
（2）受托思考候选名的人士应为若干名。
（3）内阁总理大臣应要求所有受托者提交两到三个候选名。
（4）受托者提交候选名时，应附上各个候选名的意义和典故依据等说明。
2。整理候选名
（1）内阁府总务长官对受托者提交的候选名进行研究和整理，并向内阁总理大臣汇报最终结果。
（2）内阁府总务长官在研究和整理候选名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第一，要具有符合国民理想的美好意义。第二，应为两个汉字。第三，应易于书写。第四，应朗朗上口。第五，不应是过去的年号或作为谥号用过的名称。第六，不应是日常通俗词汇。
3。 选定草案
（1）按照内阁总理大臣的指示，内阁官房长官、内阁府总务长官及内阁法制局长官召开会议，详细审查内阁府总务长官整理出来的候选名，选定数个方案作为新年号草案。
（2）举行阁僚全体会议围绕新年号草案展开磋商。此外，内阁总理大臣就新年号草案联系众参两院议长和副议长，征求意见。
3。决定新年号
举行内阁会议决定修改年号的政令。
（二）安倍首相的暗中引导招致批评
按照首相官邸网主页公布的内容，本轮年号确定的程序也是按照“组织社会贤达讨论新年号、征询两院议长意见、召开全体阁僚会议、通过改元政令、内阁官房长官发布年号、首相召开记者会发表新年号谈话”的程序执行的。2019年4月1日，来自学术、文学、法律、经济、媒体传播等五大领域的社会贤达人士组成的国民代表恳谈会（参见表1），在相当保密的状态下讨论新年号。
然而，此后的程序中却出现了备受反对派指责的操作瑕疵。据《朝日新闻》2019年4月30日披露，4月1日安倍首相在听取“国民代表恳谈会”意见之前，就向即将即位的德仁皇太子“汇报”，解释了新年号的相关含义，并报告“年号出自日本典籍的好消息”。这种“事前说明”是基于日本会议等保守势力的要求所为，是以巩固自己政治基础为目的的“违规操作”。因为《日本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天皇不得参与国政，尚未最终确定的事宜也不得征询皇室意见。连内阁法制局中也有人认为：“在听取意见之前，就（向皇室）报告年号确立的进展状况，的确会产生（违反）宪法的问题。”《朝日新闻》的同一报道还引述了宪法学者、上智大学高见胜利教授的批评：“对皇太子做事前说明，与《元号法》中将天皇与确定年号事务隔离开来的原则规定不符。”
毋庸讳言，安倍首相是坚定的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对天皇在日本政治中的作用有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解。早在第一次执政期，他就曾对身边的人流露过“年号最好还是出自日本典籍”的意愿，只不过受制于国会斗争以及宪法约束，在天皇、年号之类问题上的言论通常表现得相对隐晦。而在自民党内部，随着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右倾化、保守化趋势走强，相关表述也趋于明显。2000年时任内阁总理大臣森喜朗关于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的争议性发言就是一例。2010年，尚处于在野党地位的自民党通过党代会发布了《自民党2010年纲领》，其中“时局判断”中就阐明：“我们在日本国家与国民综合象征的天皇陛下的基础上，构筑起今天和平的日本；我们历来以勤勉为美德，是以不依赖别人为自豪的自立的国民。”时任自民党“政权构想会议负责人”伊吹文明给出的解释是“这是基于日本社会政治风土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家建成名副其实的日本”。从中可见，通过天皇年号纪年推行保守政治的想法昭然若揭。
明仁天皇表达退位的意愿后，安倍首相很快意识到这是借助民族文化认同来统合国民意志、推进实现其政治夙愿的机会，于是一面利用媒体充分宣传造势，一面组织班底，积极主导新年号的拟定。事实证明，安倍此次大胆而强有力的推动年号选定，动力来自欲选出“脱离中国文化元素”的新年号，以及政权内部认识上的一致性和社会上保守政治基础强有力的支撑。有消息说，2019年4月1日，在最后审定年号的全体内阁会议中，外务大臣河野太郎率先提议“年号还是要从日本的古典作品中产生”，其他内阁成员也随声附和。安倍顺势总结道：日本一直用中国典籍来拟定年号，而日本典籍也已经积累了悠久的历史，因此决定以日本典籍为依据，按照大家的“共同愿望”，定“令和”为日本的新年号。
对此，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矶田道史副教授分析道：“安倍首相选择日本古籍作为年号的出处，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在日本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一幕就是，每当海洋彼岸出现另一个强国，日本的国家意识就会高涨。江户末期佩里来航的时候，日本就曾出现国学非常盛行的景象。现在，由于中国的崛起，日本又意识到了所谓日本的独特性。说到这次历史性转变，我认为，安倍政府并非只选择了日本古籍作为新年号的出处，也可以说是给出了一个在日本古籍和中国古籍中都可以找出的新年号。原因在于，日本在发掘自身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到超越国境的汉字文化圈的影响。”
据日本共同社2019年4月8日的报道，虽然安倍否认在新年号甄选过程中有过引导，但回看政府的操作，在表面上保持中立的同时，明显有通过巧妙说明从而使意见导向“令和”的痕迹。安倍在当晚的电视节目中称“‘令和’作为新年号并不是我推荐的”，矢口否认自己有引导意图。不过他自己也承认早在3月听取菅义伟报告时就有“非常新颖的感受”，从而透露出他一开始就对“令和”两字的青睐。事实上，日本学术界对年号选定过程的暗箱操作是颇有微词的。在朝日新闻社组织的讨论会中，到会学者无一例外地批评年号制定过程不够透明的问题，认为：“应该重新审视关于年号的专家学者恳谈会存在的意义。这次参与选定年号的专家人数比上一次改元时有所增加，如果也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这些专家各自表明意见的时间极为短促。事实上，政府从最初阶段就未能彻底消除外界对这次年号选定工作是否已经事前完成各项准备的疑问。”日本国学院大学辰巳正明教授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是否也可以先在网络上公布新年号的候选方案，并听取民众的意见？像这次这样不对外透露任何信息的做法果真很好吗？人们应该想一想政府以利用皇室的形式来加强社会管制的可怕之处。”矶田道史则说：“政府对新年号选定的过程可能还是隐瞒过头了。无论在明治时代、大正时代，还是在昭和时代，乃至在江户时代以前，落选的年号候选方案都是世人皆知的。有些什么样的方案，最终又是以何种理由选定了其中某个方案，这些信息被公之于众也符合过去的传统。”
3朝野党派利用改元展开新的政治攻防
随着2019年4月1日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面对记者宣布“令和”新年号，社会上有关年号的畅想与猜测戛然而止，人们转而关注新年号的寓意及“令和”的诞生过程。在日本政坛上，由年号引发的政治攻防战也随之打响。
日本会议在新年号公布后立即发表声明，感恩明仁天皇并支持安倍政府：“年号在我国自古以来，就包含着对那个时代的理想和愿望。天皇陛下在天皇即位后30年间，通过与各国的友好亲善、对战死者的慰灵、对受灾地的慰问和对社会弱者的鼓励等，亲自实践了平成年号中包含的‘内平外成’‘地平天成’的理念。4月1日公布的新年号将被国民广泛接受，在5月1日新天皇即位的同时，也希望天皇和国民能够共享新年号所蕴含的理想和愿望，共同度过一个时代。希望政府重新审视我国年号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为使新年号在国民生活中扎根而努力。”
同一天，自民党也发布关于天皇陛下退位的见解称：“今天，天皇陛下退位，平成时代落下了历史帷幕。回顾过往的30年，平成确实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伴随着经济泡沫膨胀以及泡沫经济留下的痛苦的后遗症，直到安倍执政后经济复苏为止，被称为‘空白’的经济低迷期一直持续着。日本在安全保障、经济发展两方面的力量平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期间，阪神淡路大地震、东日本大地震、熊本地震等史无前例的大灾害相继发生，给人们留下沉痛记忆。在这样一个内外动荡的时代，天皇陛下经常接近国民，牵着每个人的手给予鼓励。天皇陛下的思想鼓舞了国民的勇气，即使在严峻的环境和逆境中也抱有希望，我们确信日本能够在国际社会中把自身建设成更加辉煌、更加美好的和平国家。明天5月1日，新天皇陛下即位，我国将迎来令和时代。自由民主党即使在新的时代，也会将平成时代和今上陛下铭记在心，为使令和的时代更加和平、光明而充满活力，与国民一起推动政治发展。”
出于政府立场，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则盛赞“令和”是个“有内涵”的好年号，并支持安倍没有按惯例引用中国典籍是“开辟了新的思路，与闪耀着个性之光的时代一脉相承”。在野党中，只有偏保守的日本维新会联合党首片山虎之助表示“令”字兼有命令和美好双重意义，既意外又新鲜。
与保守政党方面的评价相反，原有革新政党虽然早已式微，但由社会党转变而来的日本社民党反对年号的态度依然十分坚决。该党党首又市征治多次对记者说：“安倍政权把‘令’当作命令的令，我党自社会党时期就认为元号不符合象征天皇制而予以反对，曾在昭和末年主张采用公历。不应强制使用元号。”2019年4月30日，日本社民党又在其官网主页上发表文章《关于今上退位的表态》称：“在30年前即位之际，今上天皇发誓‘在祈祷国民幸福的同时，遵守日本国宪法，完成作为日本国及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的工作’。但是，日本的政治现实与今上天皇的誓言相反，《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PKO法）、《周边事态法》、‘有事法制’、《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和‘和平安全法制’等相继违宪立法，导致日本宪法空洞化。如今，安倍政府公然标榜明文改宪，隐瞒、篡改公文，捏造、伪造数据，以及虚假答辩、统计不正当等动摇了民主主义根基，行政和政治的私有化也极为明显。”
日共关于天皇制问题态度与20世纪有很大不同，将斗争锋芒指向安倍政府在新天皇即位及年号制定过程中的“违宪操作”。日共志位和夫委员长在新天皇即位之际发表正式谈话：“对新天皇即位表示祝贺。作为象征天皇，希望新天皇尊重并拥护日本国宪法的精神。”而早在2018年3月日共中央委员会就发表声明称，把“退位礼正殿的仪式”也作为天皇的国事行为，举行安置基于神话的“三种神器”的剑、勾玉等的仪式，将宗教色彩极其浓厚的这种仪式作为国事行为，显然与宪法之政教分离的原则不相符。政府公布年号的第二天，志位和夫在党本部举行的记者会上重申了“反对强制使用年号”的主张，表示日共不反对使用新年号，但日共的机关报《赤旗报》会继续采用新年号纪年与西历并记的做法。而《赤旗报》编辑部则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关于天皇退位和皇太子即位的问题，文部科学省已向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等发出通知，要求学校指导儿童、学生理解庆祝的意义，要求5月1日的“天皇即位日”各学校升太阳旗，这样做侵害了孩子们内心的自由。《赤旗报》电子版更刊登总编辑藤田健署名文章《安倍政权与天皇更迭：只有作为主权者的国民奋起斗争才能改变现实政治》，称“从‘平成’到‘令和’，是开幕———电视、报纸连日连篇累牍地反复报道‘奉祝’。新闻节目没有了新闻，充满了祝贺的语言，好像改变了社会氛围。但人们会痛苦地看到，仅凭天皇更迭和改元是不可能改变政治的。而有的政治家却乘更迭、改元之机不断重复煽动。安倍晋三首相在新年号发表之际打破惯例亲自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明‘令和’的意义，又以‘如果能创造一亿总活跃社会，日本就有光明的未来’来自夸自己的政策”。“在5月1日举行的‘即位朝见仪式’后安倍回答了《产经新闻》的采访，以统治者的心情美化着自己的政权，也蓄意美化破坏国民生活和立宪主义的恶政。”“即使元号变成‘令和’，安倍自公政权的恶政也绝不会一笔勾销。”“天皇更迭与改元，也是重新质问宪法的国民权和民主主义原则的时机。新的时代、新的政治，要靠国民的斗争来开辟。这才是应当牢记的历史责任。”
令和时代开启后，国会也做出积极反应。参议院在令和元年5月15日（星期三）的会议上，为了表示对天皇陛下即位的庆贺之意，决定奉献贺词：
天皇陛下吉日即位，令人欣喜不已。
谨向天皇、皇后两陛下致敬，并衷心祝愿令和时代成为充满希望与光明的历史时期。
但就在同一天，《每日新闻》刊登了东久保逸夫撰写的题为“在野党公布照片，指责（安倍）向天皇‘内奏’，属于对天皇的政治利用”的文章，披露立宪民主党等主要在野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5月初在国会内举行会谈，一致认为安倍首相事前在皇宫做了天皇陛下即位后首次的“国政汇报”，这种“内奏”的内容又不公开，是一种政治利用天皇的不当行为。国民民主党的玉木雄一郎代表也曾表示，“内奏内容采取了不对外披露的对策，是否是首相官邸的指示，必须弄清事情的经过和事实”，要求政府给出明确的说法。日共的谷田惠二国会对策委员长也指出，“在天皇更迭的阶段，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对天皇进行政治利用吗？”
4刻意“脱中国文化”的用心、用典与败笔
虽然饱受反对派的批评攻击，但安倍首相对这次改元的政治效果应当是满意甚至自负的。毕竟日本的这一次改元“令和”在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上创下了五个第一，即：第一次完成了天皇“生前退位”方式的改元，第一次在新天皇即位前由现任天皇签署政令公布新年号，第一次确定了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的年号，第一次通过网络现场直播和首相官邸官方账号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现场直播，第一次将年号的选取权交由内阁行政部门尤其是首相官邸掌握。所以，尽管参议院议长等人曾主张用“广至”做新年号，但在安倍首相的坚持下，最终还是选用了“脱离中国典籍”的“令和”。
通过脱离中国文化的方式彰显日本文化，历来是日本保守政治势力的夙愿。2019年2月下旬，在安倍首相与日本财界人士谈论新年号时，两次提及“日文典籍”，足以显示他从日本古典作品中选取新年号、在文化上“去中国化”的决心之大。然而，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却是，不仅是年号纪年方式来自中国，在更早的岁月里日本还曾长期使用中国历法，奉中国正朔也具有对中国王朝表示臣服的政治意义。所谓“奉正朔”的“奉”是尊奉，而“正朔”的“正”即正月，为每年第一个月；“朔”即初一，为每月第一天。“正朔”即为历法，“奉某某正朔”又因不同王朝、年代的不同年号而引申为对某一王朝甚至是某一时代的价值认同。所以，福泽谕吉在《劝学篇》里就曾大声疾呼：“今天在日本国内遵奉明治年号的人，就成为缔约同意遵守政府法令的人民。”无独有偶，以夏目漱石为代表，很多明治时期的作家也把明治年号看作是“时代的象征”。这些历史事实恰恰为今天日本政治舞台上急着要搞出“自己年号”的人们内心深处的情结做了文化心理意义上的注脚。
在所有新年号是否源自中国的分析、探讨中，上海师范大学石立善教授发表在网上“经典古籍库”里的《日本新年号和〈文选〉的关系》一文讲得最为透彻。“‘令和’寓意美好、吉祥而和平、和谐，取自日本最古的和歌集《万叶集》卷五《梅花歌三十二首并序》……‘令和’二字不是《万叶集》所载和歌的内容，而是出自用汉文撰写的序……这篇汉文《梅花歌序》从结构到措辞，都带有汉唐文学的格调和意韵，显然是饱读中国典籍的文士所做，传说作者是曾随遣唐使入唐学习、生活三年之久的山上忆良（660—733年）……《梅花歌序》第二句‘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即日本政府公布的新年号‘令和’之来源。关于此句的典据，江户时代学者契冲（1640—1701年）早在17世纪末的《万叶代匠记》中就指出了该句的两个来源：一是东汉张衡《归田赋》‘仲春令月，时和气清’，二是唐代杜审言的五言律诗《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淑气催黄鸟’。”可见，菅义伟官房长官或安倍首相关于“新年号出自日本典籍”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当然，不应以通晓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古典文献研究这样深奥的学术标准来要求今天的日本政治家。但反过来思考，仅吸纳几名社会名流和贤达的意见，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听取真正通晓古典文学的学者的意见，这种做法是否妥当，也值得反思。
姑且不说这些社会贤达人士的职业分类选择是否合理，单就一般逻辑讲，一位安于艰深学术研究的饱学之士通常是不愿出任很多社会职务或拿其他大奖的。所以，政治家只认头衔、光环或社会影响力的深度偏见，导致政府犯下低级错误。而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像日本这样从蛮荒时期起就在大陆文明哺育下繁盛起来的国家，想要割裂其文明早期与母体的联系，就如同切断腹中胎儿的脐带一样，不仅可笑也十分荒事、可悲。不消说，天皇的年号其根源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中国古典文献，就连天皇这个词汇本身也脱不了与中国文化的干系。诚如东京大学著名的中国道教研究权威福永光司教授在《道教与日本文化》中指出的那样，“天皇”一词也来自中国。日本文化中存在大量“中国元素”本来就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影响日本历史文化的独立性。相反，出于政治目的的“去中国化”，反倒因其去也去不干净而显得十分可笑。政治家出于政治目的的权力运作所导致的结果是：虽有良苦用心，却有用典谬误，在这种局面下若采取自欺欺人或者掩耳盗铃的做法，恐怕只能招致败笔的后果。
5结 语
综上所述，日本的“令和时代”就是在无数媒体报道的聚光灯下，在舆论的臧否褒贬下，在政党借题发挥的争斗中拉开序幕的。不过，较之此前每一次年号更换时的状况，令和时代的到来还是比较祥和和轻松的。况且，令和年号很快得到了日本公众的普遍认可。按照《朝日新闻》的统计，日本国民中有40%的受访者回答愿意适应新年号，另有50%的受访者希望使用公历。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必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国民熟悉、习惯新的年号。因为，无论是使用年号还是使用公历，说到底是个人的选择问题。在民主制度下尊重个人内心自由，让日本社会保持公历与年号两者都能够使用的状态，也是一种理想的做法。
那么，新天皇即位和改元能否真的促使日本社会变革呢？根据《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37%的受访者认为“能够促使社会氛围发生变化”，57%的受访者则认为“不会因此发生变化”。足见政治家的号召与民众的看法之间是有较大“区别”的，民众观念的改变存在“延迟”的现象。
最近，熟悉日本事务的陈言先生发表署名文章《“平成”遗产与“令和”前途》，引述了原《读卖新闻》记者、作家真山仁在4月27日的《朝日新闻》上所说的一句话：“平成的30年是一步一步进行了战争准备的30年……平成时代确实没有战争，但我认为这个时代用30年时间，为战争做好了实实在在的准备。”此语一出，既是对安倍首相描绘的“令和美好时代”敲响了一声警钟，也使我们对新年号公之于世后安倍接受记者采访时号召日本民众广泛接受新年号，使其在日本人心中生根，并将《万叶集》中和歌所代表的日本传统“传承到下一代”的讲话实质产生了新的疑问。
笔者虽然对安倍首相描绘的“令和美景”抱有几分疑虑，但还是衷心希望近邻大国日本能够借此和平、健康发展，尤其是智慧、勤劳、正直的日本朋友们始终幸福、安宁、祥和地生活。“令”带有“使其”的含义，也希望这个年号发挥出造福国民的正能量，使其与历史和解、与邻国和睦、与世界和平、与自然和谐。（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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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9年第3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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