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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外交带来“三大机遇”

4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在全球经济发展及全球治理中正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一带一路”发展新阶段的有益方向在哪里?

新浪新闻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著名学者联合解读。

方长平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完成了“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已成为当今世界广泛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全球治理的国际公共产品。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我们固然需要总结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经验,优化未来的发展路径,但同时也需要在更高层次上思考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外交可能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尽管我们并不能完全把一带一路限定为外交议题,但一带一路建设客观上已经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外交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将对中国外交产生如下三大机遇:

第一,一带一路为中国多边外交理念实现提供了新路径。一带一路是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是中国主张的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撑,这在当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形势下尤为重要。建国后相当长时期,我们被拒绝加入西方主导的众多国际组织,即使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开始了多边外交的实践,但作为多边外交的后来者,我们基本上是在已经设定的理念和规则框架下开展我们的多边外交,这就导致我们的多边外交实践受到各种规则的掣肘。冷战结束后尽管这一局面有所改观,但总体上西方主导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发起,与世界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商共建共享,体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的新理念,也为实现这些新理念提供了新路径。

第二,一带一路为中国经济外交发展提供了新方向。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外交方向主要是外交工作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成为中国所有工作的中心,包括外交工作在内的其他工作很大程度上为经济建设服务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国际声誉的获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但在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外交发展方向也需要有某种程度的调整,我们既要坚持外交为经济服务,同时也要强调经济为外交服务,利用经济发展的成就为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外交工作服务,这既包括利用我们的经济实力为我们的外交工作提供支持(如对外援助等),也包括总结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这两点都在我们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得到体现。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的结合提供了新范例。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先后提出了诸多新的外交理念,如新安全观、新型大国关系、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这些理念集中反映了中国政府的国际观和外交观,体现了人类文明进步。但如何让国际社会理解并接受中国政府的外交理念,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政府倡导的外交理念过于宏大和抽象,如果不能和具体的外交实践结合起来,很难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一带一路倡议确实为中国倡导的外交理念和实践的结合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正如王毅国务委员所指出的,共商共建共享这一黄金法则得到广泛认同,“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合作格局基本成型,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成功落地。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投资超过800多亿美元,中国同沿线国家共建的82个境外合作园区为当地创造近30万个就业岗位,给各国带去了满满的发展机遇。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使得一带一路从倡议到建设,中国外交从理念到实践,成功融合在一起。

需要指出的是,建设一带一路的理念、原则和方案本身也有个逐步完善和发展的进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初期,国内外学术界对此的理解存在诸多歧义,即使是对中国友好的国家,也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到底是什么,怎么做有疑问,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断向外澄清,一带一路“不是什么”?六年后的今天,尽管我们不能说我们完全把握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但我们对一带一路倡议“是什么”的理解、对如何规划和建设一带一路,已经了有了长足的进展。这其中,“一带一路倡议”当前已经成为跨越国内外、跨越不同学科,跨越不同界别的热点议题,大家在相互交流碰撞中不断理清了一带一路的实质和要义;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并没有停留在倡议阶段,而是已经有了足够丰富的实践案例,为进行一带一路研究提供诸多样本。正是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进程中,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提炼模式,优化方案,丰富理念,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和实践进一步融合。

当然,一带一路倡议一路走来,也并非一帆风顺,国际社会也存在各种不同的疑虑和质疑,例如地缘政治工具论、输出产能论、债务陷阱论、环境破坏论,对国际社会的各种质疑,我们既要旗帜鲜明的通过语言予以批驳,更要在一带一路的建设的实践中,主动有意识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就一带一路的对中国外交的可能挑战,我认为需要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一是,如何处理好与不参加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关系。一段时期以来,一带一路成为中国经济和外交的一个核心概念,某种程度上,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又一试金石(台湾、南海就是传统的试金石),我们潜意识中已经把参加一带一路的国家视为对中国友好,把不参加一带一路的国家视为对中国不友好,把某些国家以前不参加到现在参加视为中国外交的成就。这样的一种简单化的二元思维,不仅不利于中国与很多没有参加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关系的发展,而且也不符合我们自己强调的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共商是前提,如果我们自己单方面认为不参加一带一路就是对中国的不友好,事实上就已经违背了共商的精神。

二是,如何处理好与参加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关系。我们把一带一路定位为经济合作,没有地缘政治考虑,但这并不等于一带一路建设中,政治因素不会影响经济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不输出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但我们输出了资本、技术、劳动力,一旦参加一带一路的某些国家国内政治出现问题,或者因为政治领导人的更替而否定我们的建设方案,我们如何处理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就是对中国外交的挑战。

三是,如何处理好“共”与“我”的关系。我们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建设原则,但我们也不应该回避以“我”为主的责任担当。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供给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既是中国提供,中国也没有必要回避我们的主体性,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初期,和任何一项国际倡议和国际制度合作一样,在初期确实需要由发起国广泛动员国际社会参与、取得国际社会充分理解和支持,与现有的国际合作方案对接。因此,过于强调“共性”,没有以“我”为主、为“我”谋利的理想主义宣传,可能并不能有效澄清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误解。

来源:天下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