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览扶桑
京都，北野天满宫的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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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元号让日本列岛沸腾。
新帝将即位，天地为之动。这浩浩复浩浩的一世一元，硬是将人的意识之流抹上凄清的冷色，硬是将人的逻辑之链套上分断的骚然。不过，此刻的富士，也真是日色晶晶。此时的东京湾，也真是少有的金涛紫灡。
在民主主义生根叶茂的日本，在战后74年的今天，若设问日本的天皇家究竟还剩下什么的话，笔者的回答是还剩下两个最为本质的东西。一个是皇宫，一个是元号。前者是硬件，后者是软件；前者是夕阳余晖下的一个暧昧，后者是时间流中的一个魔幻。皇宫让你感知何为“土人”的好心情，元号让你感受何为如西田几多郎所言的“即无若有”。
改元能产生文化和经济效应，能牵动国民心情，这是连日本人都没有想到的。当菅义伟官房长官在4月1日11点40分宣布新元号为“令和”的瞬间，到处都是举着智能手机连续拍照的人群，到处是抢夺号外的蜂拥人群。当天就有各种商业促销随之而起，如“令和糖果”，“令和烧烤”，“令和铜锣烧”。百货店巨头高岛屋则推出令和元年出生的各种婴儿服饰。令人略感惊讶的是，伴随令和新元号，各种打着“令和”旗号的诈骗事件也随之发生，这是在过去改元中从来没有过的景象。在略显庸俗化和表面化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少有的市井之气和世俗之乐。
4月1日11点40分，电视直播中菅义伟官房长官宣布新元号为“令和”
从舆论调查看，73%以上的日本人，对“令和”新元号所蕴含的雅趣表示满意，认为与日本风土相符，更与日本人心向相符。改元能让全民自发参与，不得不说原本来自本家中国的元号，在分家日本开花结果。元号使用国，现在全球就属日本一家，别无分家。也因此，公历与元号，能合着自己的心情任意使用的，也只有日本人了。因此，当明仁天皇的次子秋筱宫亲王的长女真子公主，去年在宣布订婚的记者会上，用公历而不是用元号来叙述两人相识的时间，在网上引起热议，更给保守派人士带来愤怒。因为连皇室成员都随心所欲，那元号还有未来吗？但恰恰是这种随心所欲，才是元号文化的最大魅力与生命力。
让天真无邪的幼儿园小孩，也在皇宫前举着“令和”的纸牌。这个光景，怎么看都与民主主义价值观相去甚远，但日本文化中自带的“遊び/あそび/asobi”机质，则轻巧地击碎了所谓的主义之重，所谓的政治之重，所谓的皇宫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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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句谚语云：“花为三月好，菖蒲五月艳。”这里的“花”已经是指樱花了。但在奈良时期（710-784）日本人赏花一般是指梅花而言。《万叶集》中咏梅歌有118首，咏樱歌只有42首。其实，这里的一个有趣点是，笔者早在10年前出版的《山樱花与岛国魂》（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中的《落樱的美学》章节中，就已经写道：“梅花和唐诗，成了当时贵族品玩中国文化的一种时髦。730年正月，在九州大宰府的大伴旅人的庭院里，举行了一场名为梅花之宴的酒筵。7位正客，24位从客再加主人，每人咏颂一首梅花歌，然后仿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做序结集。可见其雅兴。”现在看来，正是这32人所作的32首梅花诗，编撰者将其结集，并仿王羲之《兰亭集序》所做的序文中，出现了“初春令月，气淑风和”的汉文。而这次新元号就是取自《万叶集》卷五中的这段序文的开首句。
京都，北野天满宫的梅花
当然，这次争议较大的是关于“令和”的出典问题。当安倍信誓旦旦地说这是首次出自“国籍”《万叶集》之际，朋友圈就已经刷屏，发现东汉张衡《归田赋》的汉文中就有“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的文字。东汉的年代跨度是公元25年—220年，而《万叶集》成书年代不会早于公元730年。那么孰前孰后岂不一目了然？谁洗稿谁岂不不证自明？尽管安倍说《万叶集》是“值得自豪的日本古籍”，但遭遇打脸遭遇尴尬的不还是安倍政权吗？
我们不理解的是，在一个显然的常识性问题面前，众多的日本专家学者们为什么没有为政府把好关？笔者以为这里面又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专家学者已经向政府指出最终出典了，但安倍政权想把玩一下“切割”的擦边球。因为《万叶集》里确实有“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八个汉字，作为出典没有错。至于这个出典的出典，对不起，就暂时视而不见了。迄今为止的247个元号都出自中国汉籍，这次第248个元号，无论如何也要脱一下中国。这个心情的驱使，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另一种可能性是日本中生代的专家学者对中国古典的敏感度和认知度在降低，他们自己也没有察觉出最终出典依然是来自于中国汉籍。于是上演了一场“无知的知”的“喜剧”。关于这点，我们只要再看看为日本政府把最后一关的4月1日上午9点30分在首相官邸召开的“有识者会议”的组成人员名单，就似乎明白了什么。在9人组合的名单中，最有人气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但他是专攻干细胞的科学家，你要他知晓东汉的张衡，再从张衡的汉文中发现“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的文字，也是太难为他了。不错，林真理子是一位知名作家，女性写不伦，在日本至今没有人超越她，但她的汉学功底则未必达到能为政府把关的水平。另一位女教授则是千叶商科大学的宫崎绿。这所大学的知名度暂且不论，当天这位身着类似伊势神宫斋女白色和服的宫崎绿教授，她的专业则是政策情报学，与中国古籍和日本古籍根本不搭边。用这么一个知识结构组合起来的“有识者会议”，你要他们发现必须发现的问题，你要他们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则几乎是不能的。也因此事后有披露说，这9人一致的一个祈望，就是从日本古籍中引出元号，但就是没有人提出日本古籍的出典又是从哪里来的这么一个简单问题。
也有网友吐槽：说到日本的花就是樱花，说到中国的话就是梅花，在樱花的季节选了个梅花的元号啊
不过，从最近陆续披露的一些材料来看，在上述两种可能性中，笔者以为第一种可能性为最大。因为有报道说，在3月份之前，元号的预选案只有五个：万和，万保，英弘，久化，广至，并没有令和。只是在3月份，日本政府才紧急再寻求日本文学学者，期望获得更好的提案。于是，日本《万叶集》研究第一人，89岁的中西进教授浮出水面。尽管他本人极力否定自己的参与，但从整个的势场来看，则非他莫属。这里的假设是，若中西进是“令和”的提案者，那么他一定知道这个出典的最终出处不是《万叶集》而是中国汉籍，作为学者的良知他一定会说出原出典。这里只有一种可能性，日本政府在听取汇报时，只采纳了一半建言。也就是说，只采纳出自日本古典而不提中国古典。由此而来的学术尴尬和作为学者不严谨的批评声，也只能有中西进教授来为日本政府来背负了。这位写过三卷本的《日本人の忘れもの》（《日本人的遗忘之物》）的大学者，则让安倍政权忘记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巧言令色鲜矣仁。
次日，官方公布了新元号的6个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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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出典的争议之外，“令和”作为元号，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
“和”与“令”字组合，使得这个词语有些生冷，但带来的是新鲜感。事实上，这次日本民众呼声最高的一个字是“和”，如何顾及民声用上“和”字，也是政府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元号不可能用已经预定俗成之语。所以，即便带“和”字，也不可能是“和平”或“平和”的组合，而只能从生冷字中挑出一个加以组合。“令和”与“万和”，当然前者要强于后者，这也是令和胜出的一个原因。
靠汉字连带表象，是日本元号的一大特点。明治想到维新，大正想到浪漫和民主，昭和想到战争和经济增长。平成呢？平成想到什么？想到失去的30年？想到没有战争的和平？但我以为应该想到的是转型。平成31年的日本，是转型的日本。用31年的时间，日本人将亚洲的亚洲化这个价值观，推向更深的层面。用31年的时间，日本人在探索后现代人将如何重新生活。果然不错，那种低欲望的小确幸，那种无大志的立足当下，成了中国中产阶层对日本再发现的一个亮点：一个社会的有序与范型，恰恰是在日本而不在美国，甚至不在欧洲。那么从5月1日开启的令和，将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虽然不得而知，充满变数是其本质，但那种“梅披镜前粉，兰薰珮后香”的美好与和善，则是非常的日本化。这里没有了昭和的那种“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无用之空，没有了平成的那种“地平天成”的大而不当。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怎么看都是花前树下的那种风雅与小小的幸福感，怎么看就像吃了一颗染红唇边的草莓，怎么看就像吃了一根带金箔的冰淇淋。这样看，即将开启令和肯定是个小时代，但日本价值和意义就蕴藏在这个小时代里，亚洲的亚洲化也蕴藏在这个小时代里。
小确幸时代的日本，依然避不开很多沉重的话题，例如愈演愈烈的高龄化和少子化现象
从这次新元号的框定来看，日本根本绕不开中国的古典。这多少为我们带来不大不小的的得意和生出“唐化”的一种自豪。但反过来看，中国历史与文化也离不开日本的文本叙述。日本人比中国人更能写出经典的中国历史，这是前几年流行的一句话。如宫崎市定的《中国通史》，如前几年讲谈社出版的10卷本《中国的历史》，如内藤湖南的《中国绘画史》，都是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必读书。再比如唐宋文化在京都的说法，也很好地折射出这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景象。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也确实绕不开日本。两个互相绕不开的国家，两个互相绕不开的文明，如何在亚洲的亚洲化的价值重塑中，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就显得重要。
这回日本人一个聪明地做法，就是放弃了从打上国家意识形态的《日本书纪》中选出的“英弘”提案，选择了带有万民草根性的《万叶集》，并从中组合了“令和”二字。那么下一回呢？笔者以为最大的可能性恐怕就是《源氏物语》了。这部号称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源氏物语》，虽然是唐化的产物，但气色则是日本化的。物语本身虽然有伤天皇家的尊严，但这就是风土的产物，更是“物哀”文化的产物。当然这是题外话。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原题《从新元号看亚洲的亚洲化》。文中图片均由库索拍摄，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
姜建强专栏丨寂光院
姜建强，旅日学者，致力于日本哲学和文化研究，著有《另类日本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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