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新报
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上，还宣读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名单（10名），其名单如下：
助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对外合作的开拓者阿兰•梅里埃
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洋厂长” 威尔纳•格里希
促进我国对外经济交流合作的国际活动家 克劳斯•施瓦布
国际知名企业参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松下幸之助
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我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 大平正芳
推动新加坡深度参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家李光耀
我国奥林匹克事业走向世界的推动者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
中英友好的传承者、中英经贸人文交流的促进者斯蒂芬•佩里
倡导并推动中外经贸合作和中美友好的企业家 莫里斯•格林伯格
致力于向世界讲述当代中国的国际友人 罗伯特•库恩
今年不但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在这份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位日本友人，他们分别是松下幸之助和大平正芳。大家不禁好奇，为什么他们获得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的殊荣呢？松下幸之助和大平正芳在中国改革的历程中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
松下幸之助：下定决心支持中国电子工业的现代化
松下幸之助很多人并不陌生，他就是日本著名器跨国公司—“松下电器”的创始人开山鼻祖，被人称为“日本经营之神”。他生于1894年11月27日，卒于1989年4月27日，横跨了明治、大正、昭和和平成四个世代。
松下幸之助
松下幸之助是最早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友人之一，并曾在高龄时亲自两次来华。松下电器也是在首个在中国投资的外企公司。
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日本。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参观日本企业现代化的生产面貌。在参观松下电器公司茨木工厂时，早已退居二线的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亲自到工厂门口迎接。
邓小平参观松下电器公司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别说汽车生产电子化，家电生产还处于手工操作阶段。电视机、冰箱、洗衣机被称为三大件，老百姓购买需要排队等候。
邓小平在展厅参观了双画面电视机、高速传真机、汉字编排装置、录像机等产品。并在与松下公司的会谈中，坦诚地指出当时中国的落后现实，对松下幸之助说：“我们确实是抱着一种请教的态度同你们见面的，松下老先生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
松下当即不假思索地答道：无论什么，愿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协助。听到此话，邓小平十分高兴，于是挥毫题词：中日友好前程似锦，并邀请松下幸之助去中国考察，松下老先生欣然接受。
1979年6月，松下幸之助访华，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国际级企业家，受到了国宾级别的接待。在这次访华期间，松下公司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技术协作第一号》协议，向上海灯泡厂提供黑白显像管成套设备，并邀请上海灯泡厂派员工分批到日本松下公司研修考察。
松下来华受到了国宾级别的接待，邓小平与之亲切交流。
邓小平接见松下幸之助，请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与外国进行技术合作等问题提建议。松下幸之助建议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应忽略与国外中小企业的交流。
邓小平为松下幸之助的诚恳态度所感动，说：“作为大公司，像你这样提意见的，我还没有遇到过。”
松下说：“我下决心一定要支持中国电子工业的现代化”。为此，他还提出松下公司将联合日本电机、电子企业，共同帮助中国电子工业迅速迈上一个台阶的设想。
回国后，年逾八旬的松下幸之助亲自约见日本一些电子工业巨头，并接受日本记者采访，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他曾专门撰文说：“中国领导人对实现现代化的热情，谦虚而求实的态度，处理问题的灵活性令人感动。日本和中国同是亚洲国家，又是邻国。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日本受到中国文化影响，许多先进技术都是中国传授的，没有中国的帮助，就没有今天日本的发展。”但是，由于日本电子业界对当时中国情况不够了解，企业间也存在竞争，松下幸之助的设想未能得到其他日本公司的足够支持，他的构想未能启动。但是松下向邓小平表示，松下公司将单独同中国合作，为其他日本企业树立一个中日合资的典范。
当时日本加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成立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该委员会限制对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新技术，即便是在这样严苛的背景下，松下公司仍然突破重重困难，在1987年与北京的4家企业合资成立了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
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
其后又先后在中国的北京、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山东等地投资设厂，建立合资企业。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创造了两项纪录：一是双方投资达到248亿日元，是当时投资规模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二是该公司当年投产，当年盈利，引起了日本业界轰动。其他的日本公司纷纷到该公司参观访问，追随松下公司的步伐，开始进入中国市场。
大平正芳：痛感责任，深刻反省
大平正芳（1910年3月12日-1980年6月12日）是一名日本政治家，出生于日本香川县，曾任第68届和第69届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首相）。1979年12月5日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他正式向邓小平提出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在1979年以来的27年里在中国的建设中发生了巨大作用。
大平正芳
1972年，大平正芳跟随当时的日本首相中角荣访华，积极促进了中日邦交的恢复。
大平正芳对中国的情感来源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受父亲影响，大平从小擅长书法、熟悉汉文。青年时代的大平正芳更阅读了大量汉学著作。对中国古典哲学著作—《老子》《庄子》《论语》等，尤其喜爱。在他留下的书法字帖中，有不少都是深得其中精髓的词句，比如“天道无亲、大巧若拙”，“真味是淡、至人是常”等等。
田中角荣就曾评价道：“与其说大平是政治家，不如说更像哲学家或宗教家”。
大平正芳一生中曾4次踏足中国。第一次是在他29岁的那一年。那时的他刚从东京商科大学毕业，进入日本政府的大藏省——主管财政、金融、税收的中央政府机关。3年后，被派往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兴亚院是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设立的，主要负责制定和执行占领区的对华政策，蒙疆联络部便位于沟通北京和内蒙古的要冲地带—张家口。
这次“到访”中，战争的残酷和中国的满目疮痍让大平正芳深感震惊。日本军队的野蛮行径，也令他深感厌恶。在那时，他已经预见了日本将要战败的结局。
1972年9月，大平正芳作为外务大臣，随田中角荣访华，拉开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序幕。在恢复邦交的谈判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真诚努力，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推动作用。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在历史问题的认识上，大平正芳提出的“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痛感责任，深刻反省”这句话，被写进了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
大平正芳访问西安
大平正芳最后一次访华是1979年12月，当时他已成为了日本首相。这一次，他在北京见到了邓小平同，并询问起中国的现代化蓝图将如何开展，并商量如何加强两国多方面的合作。
大平正芳与邓小平
很多年后，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领导人时，还不止一次地提起这次谈话。“自从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重点搞经济建设，一心一意搞四化，但是实际上达到什么程度，步子怎么走，心中还没有数。大平先生提出的关于蓝图的问题，把我问住了。提到这件事，我怀念大平先生。我们提出在本世纪内翻两番，是在他的启发下确定的。”
然而当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由于外汇储备有限，但又急需外汇资金配套引进技术和大型设备采购，利息低、周期长的日元贷款恰好解了燃眉之急。为了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1979年12月，大平正芳宣布日本将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技术合作。
1980年，日本正式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1年后，日本又开始提供无偿援助。这些资金中，90%的援助是日元贷款，约10%是无偿援助。对于当时百废待兴、资金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笔至关重要的外汇来源。贷款活动直到2008年才结束，持续长达近30年，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
日本援助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花在了改善民生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比如中日友好医院，还有在北京外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的“日语研修中心”等等，大平正芳还亲自访问过，学生们亲切称之为“大平班”。
中日友好医院
大平正芳去逝后，邓小平会见日本外相伊东正义时曾说：“大平正芳先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很好的朋友，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失掉了一位很好的朋友。感到非常惋惜。尽管他去世了，中国人民还会记住他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