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举行的全国议会大选，在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此次大选中，成立仅十四个月的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一鸣惊人，以得票率居首的战绩一举成为议会第一大党[1]。由于该党与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其自身或隐或现的‘民族视野’运动背景，当时的土耳其主流媒体将此次事件形容为‘安纳托利亚的新革命’，更有甚者将其与1923年凯末尔领导的共和革命相提并论。
（2002年时的埃尔多安。）
从该党的渊源来看，以上说法虽有夸张之嫌，却也不乏合理之处-该党是由原福利党（Refah Partisi）[2]中被称为‘温和伊斯兰主义者’的成员发起成立的。以埃尔多安与居尔为代表这股政治伊斯兰新生力量显然从之前福利党的政治失利中吸取了教训，自建党伊始就明确拒绝‘伊斯兰主义’的标签，而是以‘保守的民主’自居-试图向外界传递该党致力于政治民主化，同时在社会价值观上适度保守的形象。在政治光谱上，正发党领导层也将自身定位为传统的中右政党。
在正发党执政之初，土耳其政坛仍然处于‘228进程’[3]的持续影响之下。为稳固自身执政地位，该党的领导层在这一时期（主要指正发党的第一任期2002-2007）采取了所谓‘冲突避免’策略-即尽最大努力避免与世俗国家机器（主要由军方、高级技术官僚以及司法机构组成）的直接对立，同时积极引入外部议程以推动国家体制改革，并在改革过程中缓解乃至抵消来自世俗国家机器的反弹-其中最重要的分别是入欧进程以及‘911’之后与美国的反恐合作[4]。
如前一部分所述，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强权（主要指美国与欧盟）在既有框架内对土耳其政治的锚定作用减弱。但基于土耳其特殊的地缘位置与国家体量，前者不愿也无法承受土耳其完全脱离己方锚定轨道的地缘政治代价，因此不得不寻求新的替代性机制以期继续维持必要程度的锚定效应-由欧盟主导的入欧进程及由美国主导的反恐合作即是这一尝试的典型例证。
与西方强权的尝试相仿，后冷战时代的土耳其在结束1990年代的政治僵局之后也开始在对外关系上谋求新的定位与战略。正是在这一时期，源起于1980年代中期的新奥斯曼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悄然成熟起来。作为这一意识形态最为重要的奠基人，达武特奥卢在其于2001年出版的《战略深度》一书中为新奥斯曼主义构建了相当完善的理论体系[5]。
达武特奥卢在书中系统回顾了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地缘政治史，在其中梳理出他认为成效显著而且对后冷战时代的土耳其外交颇具借鉴意义的帝国地缘战略，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相关理论体系。不过，与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相比，对于一个外部观察者而言，新奥斯曼主义在实践层面的体现却颇有些欲抱琵琶半遮面之感。
对于执政的正发党当局来说，为实现这一意识形态所追求的主要目标，首先必须积累足够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就这一点而言，现实条件下最为优化的策略无疑是与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浪潮合流。因此，毫不意外的是，正发党在执政初期迅速将土耳其国内资本市场向外来资本-尤其是来自西方国家的资本以及海湾产油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全面开放。与此同时，对内启动了新一轮私有化浪潮。与厄扎尔时代不同，此轮的私有化大潮将一些战略性产业部门也囊括其中-比如土耳其电信与土耳其国家炼油集团的私有化案例。
在上述一系列拥抱全球化措施的激励之下，土耳其经济在这一时期获得了井喷式发展[6]，正发党自身也从这一轮持续的经济繁荣当中收获良多-不仅极大巩固了自身在选举政治中的独大地位[7]，完成了对土耳其权力中枢的系统性整合（尤其是对军方和司法系统的渗透获得了明显成效），而且悄然构建出一套以该党为中心的政治霸权体系（主要针对土耳其国内层面而言）。
正是在上述霸权体系之下，新奥斯曼主义获得了必要的施展空间。
由于本文重点关注土美关系，以下部分将主要讨论这一意识形态的崛起对土美关系的影响。如前所述，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谋求构建某种替代性的总体框架来维持对土耳其政治的锚定作用。与此同时，土耳其方面也利用两极格局瓦解之后的机会窗口谋求更加自主的国际关系地位，而新奥斯曼主义无疑为这一努力提供了相对完善的意识形态指导。不过，从正发党执政以来土美双边关系的发展历程来看，双方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能够促使双边关系稳定化、常态化的替代性框架。
就美国方面而言，华府的主要手段依然是通过北约组织内部双边或多边防务安全合作的形式来勉力维持对土耳其政治的锚定作用。与此同时，在官方的默许乃至鼓励之下，大量有着或隐或显的官方背景的美国民间组织涌入土耳其，并以文化交流的名义在当地开展活动-其中尤以具有教会背景的相关组织最为活跃；
就土耳其方面而言，新奥斯曼主义的抱负[8]显然使得正发党当局不甘于继续被美国锚定于既有轨道之内，而是在维持与美国必要程度合作的基础之上谋求自主性更强的对外战略-其中重返中东以及构建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关系对土美关系的影响尤为显著。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后冷战时代的土美关系迄今为止仍然处于某种程度的‘失范’状态-双方均未找到能够将双边关系机制化、稳定化的替代性范式。这样的状况就使得土美关系极易因某些随机性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波动，从土耳其的角度来说，对双边关系影响最为显著的无疑是埃尔多安[9]对国内政治联盟的抉择。
未完待续
作者：叶侃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博士
注释：
[1] 虽然正发党在此次选举中的得票率仅有34%左右，但由于土耳其的82宪法将10%的得票率设定为一个政党的议会准入门槛。该党获得了与得票率不太相称的66%左右的议席，从而得以单独组阁
[2] 福利党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首个得以入阁执政的具有明确政治伊斯兰背景的政党，但该党于1998年被土耳其宪法法院以违反世俗化原则为由取缔，其主要领导人厄巴坎则于一年之前-即1997年在军方的压力之下辞去总理职务，并在随后遭到历时两年零四个月的监禁
[3] 1997年2月28日，主要由军方高级将领组成的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训政的名义向执政的厄巴坎当局提交了一份旨在严格限制各种具有伊斯兰主义嫌疑的公共表达及活动的所谓‘18点建议’清单，并要求后者立即施行。此即‘228进程’的源起，在这一进程的持续作用下，各类被怀疑有政治伊斯兰倾向的组织或活动皆受到由世俗派掌控的国家机器极其严厉的监管与压制
[4] 就对土耳其内政影响的广泛程度而言，前者明显高于后者。但限于本文讨论主题-土美关系，以下部分将重点关注后者
[5] 需要指出的是，达武特奥卢本人始终拒绝‘新奥斯曼主义’的标签。但基于其思想理论与该意识形态的诸多相合之处，这里仍将其作为新奥斯曼主义的代表人物
[6]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发展势头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依然得以持续，甚至在2010年以仅次于中国的8.9%的年均增长率名列全球第二，2011年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1%
[7] 2007与2011年的全国议会大选中，正发党分别获得了47%与50%的得票率。而在2010年，由该党推动的修宪全民公投更是获得了58%的支持率。虽然在最近两次（2015与2018）议会大选中，正发党的优势有所减弱，但仍然维持了40%以上的得票率
[8]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奥斯曼主义与伊斯兰主义并不等同，其中最为明显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土耳其的多重文明属性-特别是奥斯曼帝国时代与基督教文明的交融，这也是正发党当局未对来自美国具有教会背景的组织实施严格限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9] 为便于分析，以下部分将埃尔多安与正发党做等同处理。由于土耳其政党的组织机制化水平普遍较低，使得政党的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能力，从而造成了一种遍及土耳其各主要政党的现象-即政党领袖对党内事务的专断以及由此带来的党内民主匮乏。基于此，上述处理将不会带来明显的论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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