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土美两国围绕着被土方逮捕的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事件展开了一系列的双边政治角力：先是特朗普政府要求安卡拉方面立即释放此人，然而这一要求遭到土耳其断然拒绝，数名埃尔多安执政联盟的高层（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埃尔多安及其重要政治盟友之一-现任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还在不同场合强烈批评美方此举是对土方司法主权的公然侵犯。
随后，特朗普当局很快祭出了一套环环相扣的制裁组合拳。先是宣布对土耳其司法与内政部长的外交制裁，紧接着在金融市场大规模做空土耳其里拉，导致后者大幅贬值，后有威胁对土耳其出口美国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而安卡拉方面也在几天之后宣布了对等回应措施，并向世贸组织提起申诉。
由一起普通的外交纠纷引发的双边政治角力如滚雪球般逐步升级，似乎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特朗普与埃尔多安。）
有关土美此轮双边角力的解读，从经济战、美国对外战略的角度进行报道与分析较常见，然而，如果不对土耳其国内政治动态及其与区域乃至全球政治的互动进行梳理与深入分析，对相关事件的解读就很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窘境。
冷战时代，土耳其身处东西方阵营的对峙前沿，出于意识形态的疑惧以及由此前历时三个世纪之久的俄土地缘竞争拉锯战所塑造的历史记忆之故，彼时当权的凯末尔派精英们断然决定加入西方阵营。
不过，与法国和西德类似，土耳其并未因此而选择与苏联全面对立[1]，而是竭尽所能地在两极对峙的缝隙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尽管如此，由于冷战格局的特殊性，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大西洋体系仍然对土耳其自身的内政与外交施加了相当程度的‘锚定效应’-这一效应的发挥以安全层面的北约组织与经济层面的关贸总协定为两大主要支柱。
在具体实施上，华盛顿当局通常以土耳其军方为重要运作支点[2]对土耳其政治施加直接或间接影响-该时期土耳其国内发生的三次军事政变就是典型例证。其中，发生于1980年9月的第三次军事政变更是由中情局直接促成。彼时，苏联的全球扩张正处于巅峰期，因应这股浪潮，土耳其国内的激进左翼运动也是此起彼伏。为遏制土耳其国内政局的‘赤化’[3]，在中情局的直接授意下，土耳其军方出面接管政权。随后，在军方主导下修订的所谓‘82宪法’（因其于1982年颁布而得名）一反此前‘61宪法’（该宪法于1961第一次军事政变发生的当年修订）对政治自由化的鼓励之势，转而对各类政治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的严格限制，以及对成立合法政党近乎苛刻的规定等。
（1980年土耳其政变中的军人）
不过，相较于台面政治的冰封冷冻，台下却是暗流涌动。由于前述‘锚定效应’的影响，在当时土耳其主流权力精英的认知范式中，作为苏联意识形态之衍生变体的国内激进左翼运动乃是对现行体制的首要威胁。相比之下，之前一直被视为凯末尔体制重要威胁的伊斯兰保守势力反而成为当权的世俗派精英可加以团结的潜在盟友。于是，被视为原凯末尔主义修订版的‘突厥-伊斯兰一体化’（Türk-Islam Sentez）模式应运而生，并作为某种替代版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土耳其国内推广开来。
在上述意识形态的指导之下，原先一直受到世俗派精英防范与排斥的伊斯兰保守力量开始被系统性地吸纳到体制之中。至此不难看出，这一系列的调适性举措都是彼时当权的土耳其世俗派精英为稳固原有体制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然而，政治运行的吊诡之处也正在于此-意在稳固凯末尔体制的举措却成为日后削弱乃至动摇该体制的开始。说到这，就不得不简要阐述一下新自由主义化浪潮对土耳其国内政治的重要影响。
在三年军管期结束以后的首次全国议会大选中，由军方钦点的候选人苏纳尔普及其所属的民族民主党落败，而技术专家型官僚出身的厄扎尔及其所率的祖国党则脱颖而出。在世界银行高层长期任职的经历使得厄扎尔对当时如火如荼的新自由主义化浪潮以及本国可能的最优应对方案有着高屋建瓴式的理解与把握，其治国格局与魄力也明显高出彼时绝大多数的土耳其政治精英。
（厄扎尔）
在厄扎尔的领导下，土耳其的发展模式开始由此前的进口替代型向出口导向型转变[4]。这一国家战略层面的转型对土耳其的政治经济体系及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这一战略转型意味着国家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之前被马尔马拉海资产阶级[5]垄断的产业部门开始向安纳托利亚内陆的新兴工商业阶层开放，后者在相关政策的激励之下[6]，很快便完成了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并在随后迅速崛起为土耳其经济体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其次，与前述直接相关，经济上崛起的‘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土耳其舆论也将之称为‘安纳托利亚之虎’）开始向政坛进军。为了将这股新生却不可小觑的力量纳入体制，从而避免其走向激进化，当权的凯末尔派精英不得不向这一群体逐步开放政治空间。随着开放进程的深入，这一群体得以介入国家的诸多决策过程，从而将自身的利益诉求或明或暗地嵌入国家决策机制当中；
再者，与上述第二点相对应，随着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在土耳其政坛的崛起，无论是原版的凯末尔主义还是修订版的‘突厥-伊斯兰一体化’模式都愈发无法满足这一群体的政治诉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替代版的新奥斯曼主义应运而生。
这一意识形态强调土耳其对原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地区施加政治影响的重要性（主要包括中东、巴尔干与高加索三大板块），它将土耳其视为一个地缘位置横跨欧亚、拥有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的独特历史遗产，并有潜力成长为全球强权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于彼时急于拓展与稳固海外市场-尤其是与自身有着或多或少文化身份关联的中东与巴尔干地区[7]的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来说，这样的意识形态蓝图无疑十分契合其利益诉求与发展抱负，因此，新奥斯曼主义在土耳其政治中的崛起也就顺理成章了。
与此同时，凯末尔体制在上述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多重作用之下却日渐式微，虽然彼时尚不至于骤然崩溃，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已然呈呼之欲出之势。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此时（这里指1980年代中期-2000年）的新奥斯曼主义尚处于萌芽期，其理论体系还远未成熟，加之1990年代的土耳其政坛饱受碎片化政治格局的折腾（其外在表现就是执政联盟过于频繁的更换），使得这一意识形态很难获得在土耳其主流政治中登堂入室的机会。直到正义与发展党获得稳固的执政地位之后，这一意识形态才逐渐崭露头角，并在土耳其政治中落地生根。
（未完待续）
作者：叶侃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博士
注释：
[1] 有关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是彼时的中东欧卫星国民众被当局允许造访的西方阵营成员国只有土耳其，而伊斯坦堡也成为少数几个美苏情报机构均能保持合法存在的地方-冷战时代克格勃与中情局之间数次重要交手都与伊斯坦堡密不可分
[2] 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就土耳其国内层面而言，在该国引入多党竞争制前夕，以凯末尔继任者伊斯迈特为核心的世俗派精英出于对伊斯兰保守势力借助多党体系挑战乃至破坏原体制的担忧主动赋予军方凌驾于文官政府之上的监国者权威；就国家间层面而言，由于土耳其军方接受了五角大楼的全方位援助，使得华盛顿当局得以名正言顺地介入前者的内部事务当中；两相叠加，使得华府在该时期土耳其国内历次重大政治事件中扮演了某种类似于‘影子指导人’的角色
[3] 事实上，在1980的‘912’政变之前，土耳其军方已经尝试过一系列的其他遏制措施-比如纵容右翼激进组织对激进左翼运动的武力攻击、秘密逮捕并处决多位左翼运动的领袖等
[4] 有说法认为厄扎尔此举与其曾经的‘民族视野（Mili Görüş）运动’（当代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运动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支）背景不无关系，是其回馈幕后盟友的一种重要手段
[5] 这一称谓是对之前完全由凯末尔体制一手造就的土耳其经济精英集团的统称：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为迅速稳固新生政权，以凯末尔为代表的世俗派统治精英通过国家强力的直接运作打造了一个所谓的‘共和国资产阶级’，并将其作为凯末尔体制的重要支柱进行长期扶持。因其大部分产业运作的决策中枢位于以伊斯坦堡为轴心的马尔马拉海地区，故得此名。
[6] 厄扎尔执政时期开启了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波私有化浪潮，不过规模与范围有限，仅限于部分被划归为充分竞争的产业-比如日用消费品等。即便如此，由于彼时出口市场的吸纳能力充沛，这种水平的产业开放已足以使得‘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顺利完成资本原始积累
[7] 前者的关联更多基于抽象意义上的伊斯兰共同体观念，后者因历史原因有着规模可观的土耳其裔穆斯林社群，从而使其较之前者有着更为实际的文化纽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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