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1898年美国公司最早抵沪拍摄影片，从此以后，美国影片在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电影市场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上海制作的第一部故事片也与美国颇有渊源。美国大片的到来不仅改变了魔都生活风尚，对中国电影的市场运作、艺术表现、技术制作等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缘起：沪美影业初相遇
1897年，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Youngson）来到上海，在天华茶园、跑马厅奇园、同庆茶园等处放映电影。在四马路西首的天华茶园，“连演五夜”美国新到“机器电光影戏”，“比真尤妙，栩栩生动如活”，“且戏目繁多，使观者如入山阴道上，有应接不暇之势。” 此亦成为美国电影与上海结缘之始。与电影放映几乎是同步，上海也开始了拍摄电影的历程，最早来到上海拍电影的是美国公司。1898年，美国汤姆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公司曾派遣摄影师周游世界拍摄当地风光，在上海拍摄了《上海警察》和《上海街景》。
1901年，美国沃威克公司（Warwick）的摄影师约瑟夫·罗森塔（Joseph Rosenthal）拍摄了《上海南京路》，画面上的南京路，“是一条满是行人的街道，街上有步行者、黄包车夫、官轿、一位骑自行车的欧洲妇人、锡克巡警和二位德国官员”。影片反映的是上海城市生活的情景，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记录，而且影片中所记录的情景，表现出清末的上海已经具有五方杂处的国际化特点。
《上海南京路》影片中的老上海风貌
中国最早的故事片制作发生在上海，也与美国有一定的关联。1909年，中国第一家电影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在上海成立，由犹太裔美国人布拉斯基（Benjamin Brodsky）投资经营。1912年，亚细亚公司转让给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美国人依什尔（Israel）。依什尔拉来在美化洋行广告部工作的张石川和新剧界（文明戏）名人郑正秋帮忙，准备开拍影片，但张、郑等没有完全以亚细亚公司的名义制作影片，而是以亚细亚公司为依托，以新民公司的名义，拍摄了国人制作的第一部短片《难夫难妻》。
《难夫难妻》剧照
如时人所论：“影片的输入给当时文化程度较低的中国民众带来一种进步的世界性的观感，在国内开拓了一种新的企业基地”；而且由于“电影的商品形态也和一般商品不同，它通过电影院与观众发生关系，因而电影便在市场上带来一种新的商业机构。”
习得：从看美国大片到过摩登生活
上海的人口众多而密集，由于近代上海特殊的发展道路和环境，上海形成了以移民为主体的城市人口结构。上海与外界交流颇为丰富，使上海市民自认见过世面，比较容易接受外来文化和新鲜事物，形成追求新奇的喜好，电影为上海观众所接受顺理成章。
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个人收入水平相对较高，而且还有不少在外国公司和洋行工作的买办职员阶层，他们的经济收入和交际需要，推动上海的电影放映很快从最初“五分钱镍币”式的游艺杂耍场所，发展至高级豪华影院，使看电影尤其是看美国电影成为时尚和身份的标志，由下层娱乐成为上层文化，并以其示范效应向外发散影响。上海开埠后，形成了中国最大的租界区，有众多外国侨民居住，使上海具备了多元文化环境，有利于外国电影的进入。
大光明影院
上海的电影消费刺激并促进了电影生产，而电影生产又进一步培育了电影消费，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创造了以东方好莱坞闻名于世的上海电影产业。在物质层面而言，电影在上海开拓了广大的市场空间，创造了完全新兴的产业，在生产与消费两方面，逐渐发展成为上海经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上海经济带来了独有的活力。电影还刺激了相关周边领域的消费与生产，如电影报刊的出版发行，电影院建筑，电影与时尚等等。
就精神层面而言，电影在上海创造了新的文化环境，并发展为城市生活的新习惯，形成了看电影的独有氛围并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在外商公司、洋行做事的职员以及部分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往往以看美国影片作为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表现，作为赶时髦的谈资；而放映美国影片的电影院也较为讲究，如规定职员必须穿着整齐，容貌整洁，忠于职守，会用英文，甚至于不能吃带味的东西，不能喝酒等等；这就为上海市民的个人交往与人际关系创造了新的公共空间，形成了新的生活习惯，由过去的茶馆文化转变为看电影的文化。如有论者所言：“城市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产物。在上海，这个过程同时还包括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因新的公共构造所产生的文化活动和表达方式的扩展，还有城市文化生产和消费空间的增长”。
影院广告
从晚清到民国，电影放映在上海已然成形，电影消费已经成为时髦而有趣的消费方式。上海报纸广告版面的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20世纪30年代起，上海报纸的娱乐广告版逐渐从以往以戏剧和游艺为主，改变为以电影广告为新宠。当我们打开当时上海任何一家报纸的广告栏，就会发现电影广告占据着越来越大的版面。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已有17家电影院约近14000个座位。如果按每家电影院每天放映三场、每场平均上座率50%计算，上海的电影院每天约可有2万名观众，则每年的观众数量约可达到700万人。这样的观众数，已经可以与当时世界其他大城市相较而无落伍之处。
自1896年电影进入上海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经过大约数十年的演进，上海十里洋场电影院的大幅户外广告及其上摩登美艳的电影女郎形象，以及彻夜不息、闪烁光芒的五彩霓虹灯，给所有亲历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如论者所谓：“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上海这个时候不仅有亚洲最豪华的电影院，而且可以立刻看到好莱坞或欧洲主要制片厂刚刚制作完成的首轮影片。这些在豪华戏院上演的西方影片和大幅的报纸广告，及街头随处可见的巨大电影看版，为上海平添了无限的‘现代’‘西化’气息。”而其中美国电影所起的作用是我们所应特别关注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896年到1924年，中国共上映外国影片659部，其中确知为美国出产的影片有138部。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电影市场，这些外国影片的绝大部分应当也都在上海放映过。
风行：民国时期上海与美国电影分账制度
早期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的多为法国影片，但随着美国电影在世界电影产业地位的上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影片已经取代法国影片，占据了中国电影输入的头把交椅，成为影院放映最多的外国影片。美国电影进入上海，最初是由来华的外商带进来的。由于放映后获利颇丰，刺激了美国影片的大量涌入，好莱坞随之打入了中国市场。与好莱坞大公司在国内直接投资控制院线的方式不同，美国电影商在上海主要是通过销售代理制控制上映片目，占领市场，而非通过直接投资于影院。
美国电影商在上海发行影片的方法主要有买断制和拆账（分成）制，美国影片大批量进入中国市场后，双方共享利益或共担风险的票房拆账（分成）制成为最主要的发行方式。票房拆账制的基本方法，是在合同有效期内，按供销双方事先协商的比例分配收入，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为：电影院必须在放映期间，提供详细的卖座收入报告单，报告单格式依照供片方所供给的式样编制；供片方在放映期内，有权检查该影院之戏票及票款收入，有权派出检查员出入电影院（包括票房在内），有权检查有关票款收入之一切账册及记录；供片方有权在映期结束后的一年间审阅影院之账册。
电影票
票房拆账制有按片订者，也有按年订者，但为了得到卖座影片与非卖座影片之间的平衡，保证利润的最大化，好莱坞片商往往采用“包租制”方法，即要求租片者以某一分成比例一次接受若干部影片，“发行商用这种像‘火车头’拖货的方式强迫一个想租到一部能卖座的新片的放映商接受一批坏片”，从而保证自己的影片不论好坏都能推销出去。这是好莱坞发行商与放映商之间最重要的“交易惯例”。因此，拆账制合同一般是按时间长短订立，一次接受若干部影片。
这种 所谓“好”“坏”搭配的方法，确保了美商公司的利益。放映商如遇连续都是“坏”片的情况，票房收入将大跌。在这种情况下，放映商会提出将“坏”片排在节假日，而将“好”片排在一般日子，如此可以使上座率始终保持在一定水准之上，票房收入高了，美商也乐得其所。至于“拆账成数，则以售座多少及戏院等级而定高下”。这是根据美国放映业“轮”的概念而来，即少数出价高的影院得到影片的首映权和专映权，影院以此分为头轮、二轮和三轮。这是好莱坞实行对市场垄断控制的重要方法，可以通过少数影院控制整个市场。在一般情况下，拆账比例为50%以上，特别上座的影片比例可能更高。美国影片在上海发行的票房拆账制，是美国电影打入上海市场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虽然这种方式首先有利于美商的利益，但在发行放映有盈余的情况下，影院方面也可获取相当利益，而且正是因为这种方式的实行，促使影院方面千方百计提高影片的上座率，并将上座信息反馈给制片商，使其生产市场所需的影片。因此，仅就影片发行的技术方面而言，拆账制不失为适应市场需求的发行方式。但华商对美国影片的拆账率过高亦有怨言，他们曾经提出，拆帐率原则上不应超过50%，只是在好莱坞供应方的强势地位前，他们的意见难以实现。
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米高梅、派拉蒙、福克斯、华纳兄弟、雷电华、环球、哥伦比亚、联美等好莱坞八大公司先后在上海设立了办事机构，处理影片输出的有关事宜。随着美国影片对上海输出的增多，美商办事机构的规模也在扩大，并多聘任中国人或长期定居中国的外国人出任代表，这样可以保证对市场的熟悉和了解，也可以节省费用。
除了以票房拆账制作为营销的基本手段以外，美国影片商还利用了对其有利的市场环境和强有力的宣传手段推销其影片。在列强强加于中国的协定关税体系之下，美国影片只在进口时征收一次关税，而国产片的埠际流通往往要被多次征税，发行成本显然高于美国影片。就宣传手段而言，为了得到尽可能高的上座率，美商、代理公司与上映影院的发行宣传手段花样翻新。美商对宣传极其重视，要求首轮影院在每次排片期结束后，定期向公司汇报营业及观众情况、舆论对影片的反应等等，以随时掌握动态，采取相应的对策。正是由于美国电影商适应市场经济的一整套营销制度，也由于美国电影的大制作、高技术与明星制确实对观众有其吸引力，加之以美国的强大经济实力与其在中国的特殊政治地位作为有力后盾，使美国影片在上海市场大行其时。
相关阅读：
本文转载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明德史馆”，原文标题：东方好莱坞：民国时期的上海美国电影，作者：汪朝光，刊发于2017年7月6日。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文作者系新浪国际旗下“地球日报”自媒体联盟成员，授权稿件，转载需获原作者许可。文章言论不代表新浪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