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前段时间发布（以下简称“报告”），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持续热议。笔者认为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美国看待国家安全、世界格局和国家战略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报告”中最高频的词汇当属“竞争”（competition），各种现实主义的概念充斥着通篇全文，鲜明反映出特朗普“生命就是一系列或输或赢的战斗”的世界观的浓重烙印。其中最重要的，是特朗普对作为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外交政策基石的“接触战略”的全盘否定。“报告”第3页的一段话可谓这种“战略竞争”世界观的核心提炼和政策转向宣言：“这些大大小小的竞争需要美国反思其过去二十年的政策，这种政策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即对对手们的接触及将它们纳入到国际体系和全球贸易之中，会促使它们转变为温和的行为体和值得信赖的伙伴。然而大部分来说，这种前提假设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这段话当属整份“报告”最核心的内容，它不仅仅是对其前任进行政策批评那么简单，也不仅仅是“逢奥必反”政治伎俩的滥用，而是表明特朗普及其团队想要推翻美国政府在战后数十年，特别是过去40年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接触和帮助其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努力，显示出特朗普及其团队将此前祭出的“接触已死，竞争当立”的大旗以《国家安全战略》的书面形式正式确立了下来，是美国对外政策根本性的立场、态度和视角转变之一，是美国对外政策总基调的转变。
第二，罕见突出强调“经济安全”，可谓多年来所未有。
纵观数十年来，将“经济”议题（尤其是突出经济的“安全性”）用一整章的篇幅单独突出，并将之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四大支柱之一，特朗普可谓独一份。从根源来看，这是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总体国家战略的自然延伸，而“拼经济”则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重中之重。在“经济安全”的议题中，特朗普强调要提振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兑现其“买美国货、雇美国人”（Buy American， Hire American）的竞选承诺，为自己在其他经济议题上（包括最近很火的减税法案）的政策站台；同时倡导“公平贸易”原则，对以“自由贸易”原则为制度根基的现行国际贸易规则秩序进行否定；尤其是特别强调能源安全与出口，丝毫不讳言对传统化石能源和燃料的使用和出口，甚至将能源出口，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的出口视为“减少贫困、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繁荣的有益助力”。
第三，将中俄置于美对立面，或犯战略规划之大忌。
特朗普的这份“报告”不仅高唱中俄威胁，而且还总是将这两个国家并列在一起说，“China and Russia……”这样的表述比比皆是，俨然将中俄两国统一置于美国的对立面，似透露出美与中俄两国同时对抗的意图。这实在是犯了战略规划之大忌，即同时两面树敌，多头出击。纵观历史，美国过去数十年来的成功，从战略上而言，可以归结为一条，即避免了对两个具有同等实力和地位的大国的两线“作战”，因为即使强大如美国者也不可能以一敌二。而现在特朗普竟要把中俄推到同美国对立的“统一战线”上去，这是非常战略短视的行为。毛主席就曾经在谈论到国际形势与国家间斗争时明确指出：“……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在对外竞争过程中，实力对等的对手不能有两个，1-2=-1，有两个与本国实力相当的对手的国家必败无疑。
第四，强调“以实力促和平”，将“军事与武力”的作用置于“外交与国务”之前。
“报告”显示的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另一大支柱即“以实力促和平”（Preserve Peace Through Strength）。这是特朗普自竞选以来就一直在强调的纲领和承诺，在上台后他开始切实贯彻这一原则，在各热点地区和同主要大国的竞争中以强硬姿态力求捍卫美式和平。这一原则的逻辑根源在于前述的特朗普政府的世界观、战略观、国际格局观等的根本转变，由此导致其认为当今世界传统的大国间地缘政治争夺正在强势回归，修正主义式的对手国家正在挑战和颠覆国际秩序。“报告”认为，为了实现“以实力促和平”，美国应着重重整军备，整军备战，扩大规模，“强军兴军”；突出强调网络战的重要性；强调在核武器及推进太空探索方面维持并扩大对其他大国的力量优势；还称对恐怖分子绝不手软，只有对其时刻保持进攻态势才能将其彻底消灭。“报告”对军事力量的高度重视，表明特朗普政府未来在维护美国安全时的行事手段，或将更加回归到共和党政府所擅长的保守主义、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风格模式上来，对世界安全局势将产生更多负面影响。
对于中美关系，报告认为，中美两国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报告”针对中国的意味十分强烈，且所用措辞较过去的总统都更不友善，这可能预示着中美关系未来将主要面临三个层面上的严峻考验：
1、在双边关系层面上，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世界观指引下，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美国过去长久以来的对华政策根基正在被摧毁，美国对中国的角色定位正在从“可以合作的伙伴”逐渐转变为“战略竞争者”、“对手”和“修正主义大国”，因此，未来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将上升，“合作性”或将受损，这种局面并非中美关系客观发展的结果，而是特朗普政府主观人为所致，与两国元首对中美关系的定位背道而驰，令人担忧。
2、在地区层面上，“印太战略”的出炉表明美国希冀在更宏大的地缘政治范围内来应对中国崛起的影响和冲击，这不仅可能增加我“一带一路”建设的域外风险，更重要的是各地区性议题之间的联动效应和互嵌效应会影响我地区影响力的发挥。但同时，也应看到“报告”中的“印太战略”仍是一个雏形，其中提出的很多措施仍缺乏实际可操作性。未来，特朗普政府应该会针对这一战略提出更多具体的政策措施，它需要有一个试错与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贯穿特朗普任期始终，因此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将是较为长远的。
3、在全球层面上，“报告”所勾勒出来的竞争式的世界，同中国所描绘并为之奋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南辕北辙。中美之间本应通过加强合作来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良好的示范效应，让各国更努力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迈进。但“报告”不仅丝毫不提中美之间的合作潜力和努力方向，反而在放大中美竞争的基础上将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界定为是两种制度、两种模式、两种理念之间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甚至认为这种“模式之争”将主导未来世界政治的主流议程，值得我们警惕。
当然，美国总统和政府历来都有“说一套，做一套”的“传统”，这一点在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中似乎更为明显。我们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虽然“报告”的涉华部分露骨骨甚至凶恶，但在实际的交往过程中，两国的合作定会加深，这既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美关系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会以特朗普政府的主观好恶所转移。
最后，我们为什么应特别重视这份“报告”？
其原因并不在于我们没有自信或缺乏战略定力，而是因为我们希望从中能找寻一些特朗普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不仅是指其行事风格，更是指其国内政治权力结构的安排，以及对外政策的可持续性。
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而言，随着白宫、国安会、国务院、国防部等各部门的政策专才们的到位和履职，特朗普势必会受到官僚集团的更多制衡与掣肘，其基于个人好恶的“不确定”因素会有所减少，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将会逐步回归到传统的制度化轨道上来，对“报告”所提出的战略的执行也将有一个机制化、部门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决策的因素或会上升，对我们理解和把握美国对外政策的“确定性”有帮助。
从国际政治的层面来看，自2016年以来，西方世界的一些主要国家都经历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逆反的过程，世界正经历“5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大国之间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螺旋式上升、美国政策的转向，都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产生了很多不确定性的影响。在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美国的国内政治是否发生了“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世界政治的基本范式和国际秩序的规范基础会不会因为体系中主导国美国的国力起伏和这种国内政治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理解和把握“报告”中所体现的价值观、战略观和政策措施的变化，对我们思考上述问题和世界大势的转变都是有帮助的。
作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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