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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之父”舍恩伯格:除了大数据外,我们还需要“框架思维”

微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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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维克托·舍恩伯格作为作者之一写出了《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一书。这本书成为了国内和国际上过去十年中最为畅销的非虚构图书之一。特别在中国,一代年轻人,特别是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员读着这本书成长。《大数据时代》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影响是潜在而巨大的。

因为这本书的成功,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也被誉为“大数据之父”、“大数据时代的预言家”,身为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治理与监管专业教授的他,也被《科学》、《自然》等著名学术期刊推崇的互联网研究者之一。

而今年,舍恩伯格推出了一本重磅新书:《框架思维》,同样一下子好评如潮。在这本书中,他把目光放到了互联网和大数据之外,转而关注心理和人本身。他想告诉我们,单单只拥有数据和信息是不够的,如果要做出正确的决策,还需要一个正确的思维框架。“高手做事,都有自己的框架”。他把这些框架称为“心智模型”(mental model)。

在本期“浪潮对话”中,我们就和这位“大数据之父”聊聊各种不同的话题:大数据、互联网、新冠疫情、框架思维、以及如何创新。

微天下:《大数据时代》过去已有八年了,这八年中发生了很多事,对于数字信息革命,你有什么新的思考吗?

舍恩伯格:首先,很多我们八九年前假设的事情,现在变成了现实。我们今天有了那么多使用数据的方式。比如,正在发生的新冠疫情,我们看到,因为有了数据和数据的流通,人们才可以开发出疫苗。事实上,在分辨出病毒仅两周后,就做出了整个病毒基因信息的测序,如果没有对数据、数据分析和大数据科学的全球合作,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也因此人们才可以在短时间内研发出疫苗。而过去,可能需要十年以上才能研发出疫苗。所以,事实上,我们已经从大数据革命中受益匪浅了。

微天下:你在《大数据时代》中提出了很多担忧,这些担忧,现在是增多了,还是变少了?

舍恩伯格:我们在书中提出的一个担忧是,我们过于被数据左右。我们彻底相信数据,没有怀疑,没有质疑,这方面,我认为我们是有进步的。我们开始了解大数据的能力,开始提出批判性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数据被垄断的问题,所以这些质疑是因为我们近十年前提出问题后才出现的,这点我很高兴,我认为我们注意到了大数据有问题的方面。

但另一方面,我承认,有一些事情我没有预料到。比如我没有预料到,进步是比较缓慢的,人们要很久以后才会意识到,建立在数据基础上,做出更好的判断,这是一件好事,可以让我们和社会进步,个人和社会都可以做出更好的决策。太多时候,哪怕是今天,人们都通过直觉和本能做出决定,这是有问题的。我希望能尽快改善这个情况。

 

微天下:你能否进一步解释一下这点?你具体指的是什么?

舍恩伯格:比如看看美国,美国社会已经极其分裂,人们互相大喊大叫,却不倾听对方,社会失去了常识。会出现这种分裂,是因为一些人基于数据做出决策,另一些人却认为这很荒谬。一些人认为在疫情时期,你必须戴口罩,因为这可以保护你自己和别人,但另一些人却认为这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他们不相信口罩可以减少疾病传播的证据。他们只想施展自己的自由,哪怕这危害到别人。所以我们看到,数据都在那里,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使用数据的方式,有的人可以基于实证和数据做决策,有的人却很难做到这点。

微天下:这就是为什么你新写了《框架思维》这本书吗?

舍恩伯格:你说的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写了这本书。因为我们看到,哪怕同样的数据,同样的事实,人们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决定。比如,让我们看看疫情初期的英国和新西兰,这两个都是文化接近,讲英语的国家。新西兰看到新冠病毒后说,哦!这就像Sars病毒一样,我们必须采取隔离措施,需要消灭病毒。他们很快开始隔离,两个月后,新西兰没有了疫情。英国呢,他们看着同样的数据说,哦这看起来像感冒,我们不用太折腾了,只要保持冷静,继续生活就是了,它自己会消失的。两个月后,在新西兰完全没有疫情的同时,英国出现了疫情以来最高的死亡人数。

同样的信息,同样的数据,不同的结果。为什么?答案是,不光只需要好的数据,我们还需要正确的心智模型(mental model),只有将正确的数据运用到正确的心智模型中,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微天下:新冠疫情启发你们写这本书吗?

舍恩伯格:不,不是新冠疫情启发我们的,但它进一步确认了我们的观点。我们在疫情前就有了这些观点,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社会中存在的两级分裂,便想知道,怎么会这样?我刚才说的英国和新西兰对待新冠病毒的例子,其实十年前就发生了。当伊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时,世界卫生组织和其它的民间组织都去了当地,他们都得到了同样的数据,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世卫组织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病毒自己会消失的。其它的民间组织则说,这是一场大疫情的开始,必须采取措施,现在看,后者是对的,世卫组织是错的。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虽然两方都有着相同的数据,但他们的心智模型是不同的,世卫组织用了历史模式,民间组织则用了传染病的地理模式。最后真正起作用的是看你用了哪种模式。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我们不光只面临着疫情,我们还面临着气候变化、经济转型(工业经济转向后工业和信息经济)等很多重大问题,我们需要更快,更好的做出决策,这就需要我们不光有更多的数据,也要有更好的心智模型。

微天下:这本书的读者是谁?是决策者还是普通人?

舍恩伯格:是对所有人的。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都需要做出决定,我们要选择工作,选择配偶,选择学校,选择购买哪辆车,这些决定我们都可以做的更好。我们做决定要基于数据,但也需要最合适的心智模型,需要从正确的角度来判断。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心智模型来建构框架,从而改善我们的决定,而这正是人类擅长的地方。儿童事实上比成人更擅长。儿童能学会创造性思考,作出更好的选择。成年人事实上随着年龄增大而丢失了这些能力,但我们可以再重新拾起来,重新学习,训练自己,让个人、公司和社会都作出更佳的决定。

 

微天下:你能否解释一下书中列出的构建框架思维的要素“反事实”和“约束”两者的关系?

舍恩伯格:当然。我给你举个例子。想象你去开一个会要迟到了,假设你是在伦敦的地铁里,然后你对自己说,哦,也许我应该走出地铁去打个车,因为打车可以更快。这时你其实是在给自己不同的选择:你是走出去打车呢,还是留在地铁里?哪个办法更佳?哪个决策更好?你这时是在思考一个替代现实。我可以做哪些我现在没有在做的事情呢?打车就是其一。思考的同时,你就是在权衡不同的选项。你创造了不同的选项,然后进行权衡,并作出最终的选择。

这是很强大的,因为我可以想象一些并没有做的事情,但我在想象的同时,就是用了“反事实”这个要素。这就是在问“如果我。。。怎么样?”这个问题。

但同时,这并不仅仅只是幻想。如果你想把自己超时空转移到目的地,那才是幻想,因为并不存在超时空转移。我并没有在幻想不现实的事情。我想的是打车,这是我可以做到的,因此我同时也在约束限制自己的幻想,使得所有的办法都切实可行。所以这是有限制,精心约束的想象。

通过摆弄这些约束条件,我可以生产出可操作、可执行、可实现的选项。“反事实”和“约束”是缺一不可的。它是梦想,但却有目标、有方向,可以帮助人们作出更好的决定。一台机器,如果没有坐过出租车,是永远没法做出这个决定的,它不知道出租车是什么,没法想象坐出租车是怎样的。但人类可以,哪怕我们没坐过出租车,我们也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微天下:“反事实”和“约束”有时间先后吗?是先想象还是先考虑约束条件?

舍恩伯格:这里的关键在于摆弄这些约束条件。我再给你一个例子。我们以前听音乐是买CD的,一张碟上有10首歌,大约40-50分钟的音乐。很多时候,一张碟上有1首好歌,9首烂歌,但你要听一首好歌,就得买一整张碟,因为10首歌就是物理光碟上能容纳的量。

但进入互联网时代,可以下载音乐后,一开始厂商还是坚持我们要买一整张碟,要把10首歌全部下载。然后,大约是20年前,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对音乐出版商说,别傻了,现在没有物理限制了,这些音乐是可以下载的,不再是一张碟10首歌了,这个约束条件已经不再存在了。我们可以一首歌一首歌的去卖。之后,就出现了苹果iTunes音乐商店,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在线音乐商店。

这是因为他意识到,原来物理世界中的约束条件,在虚拟世界中已经不复存在了。

再之后,另一个公司,瑞典的Spotify出来说,你看,人们购买歌曲、下载、再管理这些音乐,但最终,他们只是想要听音乐的这个体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前面那么多步骤呢?我们为什么不纯粹只是为他们提供听音乐这个体验呢?所以他们就这么做了,受众根本不需要一个个的去购买、下载、管理歌曲,而只要在线听就可以了。这个公司意识到,另一个约束条件—-也就是你听歌前必须先下载—也不复存在了。因此他们革新了在线音乐流行业,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微天下:你有举过旅行的例子,你认为掌握一个目的地信息和数据越多,就可能做出更好的旅行决定。不过,有的人旅行可能就是想要一些不确定、一些惊喜和意外。我们做决策时,也要刻意排除这些不确定吗?

舍恩伯格:首先,对商务旅行的人来说,他们并不想要意外,他们不想要车子抛锚或航班取消,他们想要一切按部就班顺利进行。这个角度说,意外并没有帮助。

但我同意你说的,我们需要留点空间给不确定,给惊喜,这样我们才能去梦想。这就又回到搭建框架思维的问题上了。的确,数据越多,机器越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分析数据,但机器没法帮我们去想象不在那儿的东西。机器可以通过了解过去,帮助我们预测未来,但这只有在未来是跟过去一样的情况下才行得通。有的时候,过去的事的确会在未来发生,但很多情况并不会。

我们需要的是想象力,梦想和反事实的能力,我们需要空间来施展这些能力。所以,比如在教育和教学上,对于下一代,我并不想让他们死记硬背太多东西,我不想让他们训练复杂的数学,这些计算机都能做。我希望他们能很好的解决问题,能在约束前提下梦想另一个世界,提出反事实的选项。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但这也是我们作为人类,作为人脑擅长的地方。机器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我们才更应该关注我们作为人的特质,关注只有人类才拥有的能力,这才能实现最好的未来。

 

微天下:在《大数据时代》和《框架思维》中,你都多次以公共卫生事件为例,如伊博拉病毒或当前的新冠疫情。你觉得人类在应对新冠疫情上该如何做出更好的决策?

舍恩伯格:我们的确从新冠疫情中收集了很多数据,也都做了大量的分析。新冠疫情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短时间内被研究最透彻的疾病。我们已经对病毒了解了很深刻了,也知道它今后会如何演变。路上随便一个外行都能说出德尔塔和奥密克戎的区别,或普通外科手术口罩和N95口罩的区别,这些都是我们过去两年中学到的基于实证的事实。

但新冠疫情也暴露出数据的不足之处。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内收集数据,数据与数据间连接不够,采集数据的形式、种类不统一,没法对比。国家和地方不同的层级都在收集数据,却很难把这些数据之间整合起来全面比较,很难做出很好的决策。我昨天还和欧洲一个官员聊天,他说,哪怕到今天,我们都还不知道医院里的人到底接种了一针,两针还是三针疫苗,我们没有这个数据。我说这太荒谬了,数据就在那儿。他们说,是的,但是在别的地方,在其它的数据库,跟我们没有连着。所以对于数据还有很多可做的,新冠疫情就暴露了这一点。

微天下:过去十年我们见到了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你眼中下一代互联网是怎样的?

舍恩伯格:很多方面,我们会看到,只要数据能持续创造额外价值,生产这些数据的基础服务会变得免费。我们已经在搜索引擎中看到了这点,我们在互联网上搜索不需要花钱,无论我们搜什么,它都会在那儿。但实际上,我们是通过广告商在支付的。

我想类似的模式会越来越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互联网的未来是跟人类的未来密切相关的。互联网可以成为任何我们想要的形式。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更加商业化的未来,(我个人并不想要),但如果人们想要的话,未来就可以变得很商业化。如果我们想要未来的互联网和社会成员更有责任感、更具公共属性,我们也同样可以实现它,可以通过监管措施等途径实现它。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了解,互联网并非从天而降,天生就是完美的,它需要我们去打造它。

 

 

微天下:最后有两个请快速回答的问题:数据和算法,哪个更重要?

舍恩伯格:数据比算法更重要,但比数据更重要的是,如何提出关键问题。这比寻找更多数据,或用算法来分析数据更难。这需要我们上面讲到的某种想象力。

微天下:机器和人脑,你更信任哪个?

舍恩伯格:我担心的是,我们或只相信机器,或只相信人的本能。我们应该相信人的想象能力,我们应该梦想更多。

责任编辑:陈运兰 SN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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