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明确一点，我认为这是拉里·纳萨尔的错，但也是纵容和协助其实施虐待的整个体系的错。”
坐在证人席上，西蒙·拜尔斯（Simone Biles）泪流满面地对参议院委员会说，她不希望再有任何年轻人经历她在前美国国家体操队队医拉里·纳萨尔（Lawrence Nassar）那里所遭受的痛苦。
一、运动史上最大性侵丑闻
2016年，美国体操队前队医拉里·纳萨尔被多名体操运动员指控，在20多年里以“治疗”为幌子先后性侵了265名女性，受害者主要来自美国体操队和密歇根州立大学，许多人被性侵时还未成年。受害者中还包括多名奥运金牌得主，例如24岁美国女子体操名将西蒙·拜尔斯，她曾在2016年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斩获4金1铜。
这起运动史上最大的性侵丑闻曝光后震惊世界，2018年纳萨尔因此被判服刑175年。不过这一案件并未在纳萨尔入狱后就此告终，对于相关部门的调查和追责仍在继续。
2016年，纳萨尔在密歇根州被指控犯有儿童色情罪和性虐待罪
而在四年后，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15年7月首次听取关于纳萨尔的性侵报告后，FBI探员未能作出“及时和严肃”的回应——既未能通知其他联邦调查局办事处或地方当局，还向司法部监察长作出虚假陈述，以掩盖他们在工作上的失职。这一渎职行为使纳萨尔在被举报后仍持续犯罪，直至2016年10月才被立案调查，直接导致至少70名女性在此期间遭到侵害。
二、司法体系渎职
当地时间15日，美国女子体操名将西蒙·拜尔斯和另外3名女子体操运动员，以受害者身份出席国会听证会，就美国体操队前队医性侵案发表证词。
美国体操运动员西蒙·拜尔斯（左起）、麦凯拉·马罗尼、艾丽·雷斯曼和玛吉·尼科尔斯
运动员麦凯拉·马罗尼（McKayla Maroney），在纳萨尔案中被称为“运动员A（Athlete A）”，因为她是第一个向美国体操协会举报自己纳萨尔性侵的人。马罗尼在听证会上详细描述了自己遭受虐待的细节，甚至在她赢得金牌的伦敦奥运会时，纳萨尔也没有放过她。她说，一次她和纳萨尔在东京参加比赛时，她经历了“痛苦的折磨”：“我真的以为自己会死在那一晚，因为（我知道）他不可能放过我。”
“那天晚上只有我和他，我赤身裸体，而他压在我身上，猥亵了我好几个小时。”2015年，马罗尼只有15岁，她独自一人坐在异乡的旅馆房间地毯上，向联邦调查局探员勇敢地揭露了她遭受的虐待。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询问中，FBI询问了许多细节，而当马罗尼说完后，电话里却“一片死寂”。
随后接线的探员回答道，“就这些吗？”，这一冷酷而缺乏同理心的回答让她感到崩溃。“这种待遇是百分之百的虐待。”马罗尼补充说，与FBI的交谈“让我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几位体操运动员在听证会上宣誓。
最重要的是，马罗尼指出FBI不仅不作为，掩盖了自己对纳萨尔的指控长达数月之久，甚至还篡改了她的供述。“在我举报了整个事件后，FBI不仅没有向上报告，还一直拖到17个月后才对这份证词进行记录。而且他们对我所说的话做出了完全错误的修改，伪造了一份证词。”
对此，马罗尼感到极其愤怒，“他们选择捏造事实，撒谎修改我的证词，去保护一个连续猥亵、性侵儿童的人。”
马罗尼在听证会：我告诉了FBI一切，但他们却篡改我的证词
在听证会中，美国体操名将拜尔斯引用了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话作为证词的开头：“没有什么比这个社会对待孩子的方式更能揭示这个社会的灵魂了。”
她在随后的发言中数次哽咽：“造成我被长期侵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会设立用来监督保护运动员的组织——美国体操委员会（UASG）、美国奥林匹克和残奥会委员会（USOPC）均未能履行他们的职责。FBI也对数百名年轻运动员被性侵的罪行视而不见。”
“我当然怪纳萨尔，但我也怪纵容和帮助他实施虐待的整个体系。”
拜尔斯在听证会上情绪激动，多次落泪
三、挥之不去的阴影
拜尔斯在证词中还提到了今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当时她因为心理健康问题退出了女子体操团体决赛，而在她心头笼罩的阴影正是被前队医性侵的噩梦：为奥运会训练的时候，她不得不每天都回到自己曾被性侵的训练场所。
“2020年春天，东京奥运会宣布推迟一年。这意味着我要去健身房、训练、治疗，在这些曾有过痛苦记忆的地方坚持365天。”作为受害者中唯一一个东京奥运会的“幸存者”，拜尔斯直言，“这种可怕的虐待留下的伤疤将继续伴随我们所有人。”
跳马出现重大失误后，拜尔斯中途退出体操女子团体决赛
2016里约奥运会女子团体金牌得主亚历山德拉·莱斯曼（Alexandra Raisman）则是将对拖延审讯纳萨尔的行为描述为“将无辜的孩子装盘为恋童癖者双手奉上。”
“我认为人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创伤有多大。”莱斯曼说。“2017年首次公开我的受害经历后，我洗澡时甚至没有力气站起来。我感觉我的大脑不工作了，我一点精力都没有。”此后有几次，创伤给她造成的身体不适严重到需要叫救护车送医。
亚历山德拉·莱斯曼在听证会现场
这些体操运动员的话听起来令人心痛，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所描述的残酷事实，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年轻的女性、强大的运动员，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承受这些伤害。她们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在美国最高立法机构面前一遍遍重复自己的遭遇，这无疑是再次加重了创伤，而这一切这都是因为本应负责保护她们的人不作为。
拜尔斯的证词也直白地揭露了这一问题：“我不希望其他年轻的体操运动员、奥林匹克运动员或任何人，再经历我和其他数百人在纳萨尔事件发生之前、期间、并持续到今天所经历的恐怖。”“正是这一信念迫使并赋予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的力量。”
“那些本应保护我们的运动员的机构，我希望你们在工作时问问自己，‘一个小女孩价值几何？（How much is a little girl worth？）’，就像书里写的那样。”
“一个小女孩价值几何”出自另一位“运动员A”，美国前体操运动员蕾切尔·丹霍兰德（Rachael Denhollander）之口。她是第一个公开指控纳萨尔的人，在2018年纳萨尔案的判决听证会上，她作为156名出庭作证受害人中的最后一位，发出了这样的诘问。随后她出版了同名书籍，旨在教育世界各地的小女孩们，她们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她们的想象。
蕾切尔·丹霍兰德在2018年的纳萨尔判决听证会上
FBI现任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A. Wray）承认该部门对此案处理不当，并向受害者道歉。他表示FBI已经解雇了一名早期参与此案的特工——即和马罗尼通话的人，他同时也是此事的主管特工。他承认处理该案的FBI探员所犯的错误不可接受，并透露另一名收到最初虐待报告的探员已经退休。
2017年成为局长的雷说，当他听说FBI在他接管该机构之前犯了这么多错误时，他“感到心痛和愤怒”。“我很抱歉，这么多人一次又一次让你失望，”雷对受害者说。“我特别遗憾的是，FBI的一些人在2015年有机会阻止这个恶性事件，但他们没有那么做，这是不可原谅的。这种情况本不该发生，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但拜尔斯明确表示，战斗还没有结束。“纳萨尔已经去了他该去的地方。但是那些给他提供帮助的人也应该被追责。”马罗尼也呼吁以“明确犯罪”为由对这些特工进行刑事起诉。
“我受到的伤害已经够多了，我们现在需要公正的对待。”她说。
文/光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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