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政府在讨论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专家会议上，提出推动所谓“防卫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并考虑专门设立法人机构，承担夯实军工产能、推动武器出口、统筹技术研发的职能，将防卫产业抬升为国家战略支柱产业。
这一政策安排，表面上是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实际是以产业利益为纽带强化军事建设，本质上是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推进“再军事化”。
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一年以来，始终未能拿出有效举措提振经济，传统产业增长乏力的局面也未见改观。于是，日本政府寄望于将军工产业打造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借此摆脱经济困局，同时将发展军工与经济增长挂钩，以此争取民众对增加防卫开支的理解和支持。然而，这一构想已引发日本国内质疑。日本财务省相关人士直言，这套方案恐怕只能让少数军工企业获利，难以惠及日本整体经济。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宣扬军工产业经济效益的同时，日本政府还通过采购订单和科研资助，将更多企业和学术机构纳入防卫产业体系，为长期扩军夯实利益基础。
——以采购松绑为牵引，将初创企业推向军工赛道。为补齐传统军工研发周期长、成本高、难以支撑大规模消耗战的短板，日本防卫省已启动新采购制度，吸引无人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初创企业参与，并在研发和实证阶段提前拨付经费，加快技术转化。新版《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明确提出，将在2027年至2031年引进超过5万台用于远程打击和情报收集任务的无人装备，试图借助民间科创力量加快发展低成本无人作战能力。
——以科研资助为杠杆，将高校研究引向军事应用。2026年，日本高校针对防卫装备厅科研资助项目的申请数量达291项，较上年度翻番，获批项目也创历史新高，项目预算从2015年的3亿日元暴涨至129亿日元。日本《朝日新闻》发出警示：高校的使命本是通过教育和研究实现人权、和平与公共福祉，日本政府以民用领域或基础研究为切入点，将学术界纳入对保密性要求极高的军事技术开发之中，正在背离高等教育应有的初心。
这种渐进性渗透，正在冲击战后日本学术界形成的和平共识。
出于二战期间日本科学界被强行动员参与武器研发的历史反思，战后日本学术界长期对军工项目存有戒心。日本学术会议曾发表声明，警示日本防卫资助制度存在“政府过度干预研究、民用成果被转用于军事目的的风险”。而如今，日本政府以产业红利和科研经费为诱饵，将军备扩张包装成高科技扶持政策，引导科研人员主动参与军事研发，试图降低日本社会对军备扩张的警惕，相当于为军事扩张推行社会层面的“软动员”。
一旦军工企业、金融资本、政界与安保部门形成稳固的利益同盟，军工复合体就会反向影响日本安全政策：通过渲染外部危机制造军备需求，以订单收益游说扩军，形成制造危机、扩大采购、军备升级的恶性循环。
把防卫开支包装成经济投资，把军备扩张嵌入产业政策，日本正走上一条以和平与民生为代价的危险歧路。对日本国内而言，持续攀升的防卫开支将进一步挤压民生保障投入，加重民众负担，扭曲经济结构；对地区国家而言，无人化、智能化武器的部署将增加冲突升级风险，侵蚀地区战略互信，加剧安全局势动荡。
日本应当听取理性声音，汲取历史教训，守住和平发展底线，停止在扩军备战的道路上冒进。地区国家也应保持警惕，共同防范日本军工利益捆绑带来的安全风险，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作者: 孟晓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