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直新闻
5月27日，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完成了这一立法程序的最后一步。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全力推动，旨在整合日本分散于各部门的情报力量，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集权化情报体系。此举在日本国内引发持续担忧，并在国际社会激起广泛警觉——这绝非普通的立法事件，而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从战略构想升级为制度现实的关键一步。
2026年2月18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前排中）在东京的首相官邸率阁僚合影。图源：新华社
“情报中枢”的绝对控制权
从制度设计来看，“国家情报局”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综合协调权。机构架构分为两层：由首相亲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要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审议重大情报议题；现有的“内阁情报调查室”改组升格为“国家情报局”，作为执行机构，局长直接对首相负责，职级与国家安全保障局长持平。
2014年1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任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等人出席了国家安全保障局的挂牌成立仪式。（资料图）
国家情报局成立后，被正式赋予跨部门“综合协调权”，这意味着它能强制要求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公安调查厅等各省厅情报机构提供信息并统一分析，实际实现了情报从“部门自治”到“首相直控”的根本性转变。情报收集与分析手段涵盖人力搜集、大数据筛选、卫星影像以及开源情报分析等，职能范围还将拓展至应对外国情报谍报活动、网络舆论干预以及虚假信息传播等。
更深层的职能扩张在于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出击。日本政府明确将“虚假信息”“认知战威胁”纳入情报局工作范畴，却未对这两个概念作出任何法律上的清晰界定。这种模糊性恰恰为权力滥用预留了巨大空间。情报机构的触角由此得以从传统情报领域延伸至大数据筛选与网络舆论干预，具备了操控社会认知的潜在能力。
这种“一元化”的权力设计，彻底颠覆了日本战后出于对军国主义时代的反思而刻意维持的、相对分散的情报制衡格局。尽管高市政府强调该机构主要针对外部威胁，且会遵守现有法律，但法案中并未包含保护隐私等基本权利以及由国会审查其活动的民主监督机制，就连立宪民主党提交的建立独立审查机构的修正案也在参议院被多数否决。由此可见，新机构的配套监管体制极不完善，权力被滥用几乎难以避免。
日本首相官邸（资料图）
名为“情报”，实为“监视”？
法案通过前后，日本社会的反对声浪持续蔓延。5月26日和27日，数千东京市民连续两日到国会前抗议，他们高呼“未经允许，不要擅自查看我的信息”，担忧法案可能导致“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国家随意监控的目标”。抗议者举着“停止修宪扩军”“反对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向转向战争的高市政权说不”等标语，表达了对法案的强烈抵制。
日本民众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在国会质询中指出，“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将大量国民、市民在各种行政机构的信息集中在单一机关，实质上是“市民监视法”。有民众由该法案联想到了二战前的《治安维持法》，认为“如果这种事情不断推进，不久的将来，日本会走向战争”。更有抗议者直言，法案将首先压制反战声音，“即使举行游行也会被扣上‘间谍’的帽子，遭到无端指责甚至被逮捕。当人们被堵住嘴巴，再也没有人敢说‘反对战争’的时候，社会会一步步变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
5月27日，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抗议的日本民众。
日本学界的反应同样强烈。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指出，法案通过后还将陆续出台后续相关法案，“国家情报局”可以利用这些法案对批评政府方针的势力展开各种情报收集活动。关东学院大学名誉教授足立昌胜则表示，法案未对权限作具体限制，未来普通民众的活动都可能被纳入监视范围，“比如说（为了）‘确保安全保障’，那么反对军事活动的民众活动就会被视为妨碍安全保障。冲绳边野古基地的反对活动不也会被视为妨碍安全保障吗？甚至有可能被认定为恐怖主义”。
《琉球新报》报道称，高市早苗政府此举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特务机构“特高课”。当时日本宪兵与“特高”曾对国民实施严密监视，并对反对战争的人士进行残酷镇压。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东京新闻》社评则强调，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日本已接连出台《特定秘密保护法》、“共谋罪”相关法律，持续强化治安相关立法，若在此基础上再设立“国家情报局”，政府对民众的监控力度很可能进一步加大。
延续安倍路线，加速“再军事化”进程
建立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统一情报机构，一直是日本保守派政治人物的“长期夙愿”。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任时就曾试图建立中央情报机构，但由于舆论反对和政治敏感性，最终仅限于设立了几个小规模的反恐情报收集单位。然而，安倍在卸任后的2021年仍坚持“必须建立中央情报机构”。
5月26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就制定《反间谍法》和创设对外情报机构进行答辩，强调“必须细致而切实地展开探讨”。
高市早苗作为“安倍路线继承人”，迫不及待地将此设想付诸实施。她上任第一天，便撤换了国家安保局局长冈野正敬，换上深度参与安倍外交的安倍旧部市川惠一，显现出浓厚的“回归安倍路线”色彩。高市早苗也公开表示，她立志实现安倍晋三的遗愿。
高市早苗政府力推“国家情报局”，表面以“整合情报资源应对安全威胁”为借口，但其真实动机远不止于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指出，高市政府的核心目标是打造“一元化”的集权式情报体系，本质上是为了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为加速“再军事化”进程服务；为下一步修改和平宪法、推动彻底摆脱“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路线，做制度上的准备。
从制度构建的逻辑审视，近年来日本已逐步构建起严密的“监控之网”：2013年《特定秘密保护法》划定了宽泛的保密范围，将防卫、外交、反间谍、反恐等领域的大量信息纳入“特定秘密”；2017年“共谋罪”法实质扩大了对“预谋”行为的处罚范围，为监控公民社会提供了法律依据；如今“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恰恰补齐了这套制度拼图中的“执行者”角色。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5月19日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图源：新华社
扰乱区域稳定，加剧阵营对立
根据执政联盟协议，接下来高市政府还计划在2027年底前成立专职海外情报搜集的“对外情报厅”，并制定《反间谍法》等法规。从分散转向集权、从防御转向进攻、从“情报前哨”转向“自主行动”，日本正在走一条“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老路。
“国家情报局”的设立，除了对日本内政产生深远的制度性变化之外，在外交和地区层面，影响更为复杂。项昊宇指出，该机构将统筹对外情报、反间谍以及网络情报能力，深度嵌入美西方情报联盟体系，服务于日本海外军事行动的布局。这一举动将破坏东亚地区现有安全格局，引发周边国家的安全警惕和防范，进而加剧地区情报博弈甚至暗战，扰乱地区稳定秩序。
分析指出，日本将以新的情报体系进一步扮演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情报前哨角色，可能在台海、南海等地缘热点问题上配合美国开展情报侦察和信息渗透活动，加剧本地区的阵营对立。
值得警惕的是，“国家情报局”与日本近年来一系列军事扩张动作——部署“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远程导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形成了系统性联动。正如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日前在安理会会议上的谴责所指出的，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正在损害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5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应询指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政府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从1947年5月和平宪法正式生效起，日本走过了近80年的和平时期，在此期间的情报架构高度分散且碎片化，强调被动防御与部门分立。但5月27日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将先前的架构彻底打破，并进行了根本性重构。这种“情报先行”的激进路线终将把自身拖入危险深渊，也将给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带来深重灾难。日本若继续在这条道路上狂奔，收获的恐怕不是真正的安全，而是邻国的警惕、自身的孤立，以及被历史再次审判的悲剧。
作者丨郭永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