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6日发表演讲，阐述美国对华政策。他说，尽管爆发俄乌军事冲突，但中国仍然是美国及其盟友的“最大挑战者”。拜登政府上台后，就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寻求通过体系化方式对华遏制。除了政府团队已由新“鹰派”主导外，美国国会更是出现多名较为年轻的对华“鹰派”议员，本文介绍的4名“80后”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有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美国“80后”等较年轻政治人物看待世界和中国的视角，折射出美国内部的躁动与焦虑，而对于这些人的对华动向，我们应该密切关注。
爱丽丝·斯蒂芬尼克——特朗普的“铁粉”
1984年出生的爱丽丝·斯蒂芬尼克身上有两大标签：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和共和党内快速上升的“新星”。2014年，在时任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等共和党“大佬”的助选下，斯蒂芬尼克第一次当选纽约州联邦众议员，成为当时美国所有联邦众议员中最年轻的女性。美国广播公司等媒体分析认为，开着皮卡的斯蒂芬尼克代表着共和党的新形象，而她一“出道”即被党内诸多高层提携的现实，也“预告”了这名众议员接下来在国会大厦里“不甘寂寞”的政治生涯。
2021年5月，时任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莉兹·切尼因多次批评特朗普，被共和党人罢免职务，取代她成为众议院共和党三号人物的正是“80后”新人斯蒂芬尼克。今年2月，特朗普评论斯蒂芬尼克的上升速度说：“按照这个速度，她将在6年后成为总统。”据CNN报道，斯蒂芬尼克可能在今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寻求担任共和党党鞭一职。
斯蒂芬尼克是众议院共和党“中国工作小组”成员，该组织以“逢华必反”的立场为人所知。《环球时报》记者经查询发现，斯蒂芬尼克近年来提出或参加联署过多项反华提案，并在多个公开场合大肆攻击中国。
她曾和多名共和党议员一起，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参与对新冠病毒溯源的所谓“国际调查”，妄称中国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撒谎”，并要求制裁中国卫生官员，向中国“追责”；去年11月，她又提出提案，呼吁“对北京冬奥会和残奥会采取外交抵制”；今年2月，她更妄称中国在美国从事“各种形式的间谍活动，窃取知识产权”，扬言要让“中国共产党为其行为负责”。此外，斯蒂芬尼克还多次炒作“中国威胁”，并呼吁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切断中美间学术合作。
痴迷于冷战狂想的迈克·加拉格尔
今年38岁的威斯康星州联邦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出身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曾在中东、北非担任过美军情报官。他个人对全球安全有浓厚兴趣，曾在美国国家情报大学攻读战略情报学硕士，后来又研究冷战史，并获得该领域博士学位。
从军生涯和冷战学博士的背景让这名“80后”议员脑子里充满过时的冷战思维。去年7月，加拉格尔和两名民主党议员一起提出一项法案，呼吁美国重建一个冷战时期的旧机构——外国广播咨询处（FBIS）。该机构冷战期间专门负责搜集、翻译和分析有关苏联情报。不过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中国。
加拉格尔提议，美国应在FBIS的基础上建立重点针对中国的“公开翻译和分析中心”，系统地把中国政府及军方的讲话、文件、报告、战略、新闻文章、评论、采购合同等翻译成英文，以加强美国对中国这个战略对手的了解。
加拉格尔在台湾问题上也持非常激进的立场，近年来一直在推动美国对台政策转向“战略清晰”。2020年9月在一场智库活动上，他把台湾比作“冷战时的柏林”，声称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不再适用，华盛顿应采取“战略确定”姿态，制定威慑中国的军事战略。他还扬言，美国需要帮助台湾“成为一只刺猬，让它在传统军事攻击下难以被攻a克”。
今年年初，加拉格尔又提出所谓“武装台湾法案”，再次呼吁美国终结长久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称，美国应该提升对台湾军队的训练，定期派高级军事官员访问台湾，扩大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台湾的“伙伴关系”，并协助台湾加大对建立“不对称防御能力”的投入。他还建议美国重建1979年美台“断交”后就废除的“美台共同防卫司令部”。
布莱恩·马斯特：扬言对中国“欠债不还”
和加拉格尔同样拥有军队背景的还有出生于1980年的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布莱恩·马斯特。马斯特曾在阿富汗战争中失去双腿，以靠一双义肢行走在国会大厦的独特形象而出名。
在对华立场上，马斯特经常“语不惊人死不休”，以各种奇葩和激进的提议吸引眼球。比如，2021年，他曾要求美国“永久扣留”对华债务的还款，以“惩罚”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理。这样奇葩的提议遭到包括大量美国政界、经济界人士的反对。这些人指出，如果真这么做，可能引发美元信誉的彻底坍塌。
在今年2月的一次视频讲话中，马斯特更疯狂攻击中国，给中国扣上“压制人民基本自由”“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窃取美国公司知识产权”“没有对新冠疫情作出解释”等一箩筐莫须有罪名，并质疑民主党打压中国的力度不够，认为民主党在向中国“让步”，“给中国输送税收”。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马斯特是向中国“甩锅”、要求向中国“追责”最活跃的美国议员之一。他甚至和其他众议员一起提出一个可笑的“外国动物研究责任法案”，声称包括武汉病毒所在内的中国实验室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做动物试验，涉嫌虐待动物，而“新冠病毒就是证据之一”。
嫌佩洛西“不够反华”的盖伊·瑞森绍尔
另一名“新生代”对华鹰派议员是出生于1983年的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众议员盖伊·瑞森绍尔。他也是众议院共和党“中国工作小组”成员，经常就中美经贸问题向中国发难。2020年5月加入“中国工作小组”时，他就专门为此发表声明，称中国“长期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向美国社区非法出口芬太尼”。“美国工人，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的工人，经常为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付出代价”。
在安全和台湾议题上，瑞森绍尔也是持典型的“鹰派”立场。今年3月，他提出华盛顿应投入14亿美元用于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能力，以抵抗中国“侵略”，其中应包括300万美元用于进一步加强美台关系。
关于瑞森绍尔，还有一个讽刺的故事，那就是他和来自民主党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反华内卷”。去年12月，瑞森绍尔批评佩洛西“迎合中国”，“故意拖延对‘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的投票”。这一“指控”让佩洛西哭笑不得。她辩解称：“过去30多年，我在中国可一直被认为是最不受欢迎的人啊。”
专家：应关注美年轻议员对华动向
“80后”反华议员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特点？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以上4名议员身上有3个共性：一是都和军工利益集团有较密切的联系；二是意识形态都趋近保守；三是均曾受到特朗普对华错误态度的影响。可以说，上述3个因素叠加，塑造了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的极端立场。
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加拉格尔、马斯特和瑞森绍尔3名议员都有军旅生涯背景，且都去过诸如伊拉克、阿富汗等海外战场。可以说，他们的世界观是在美国的对外战争中形成的。这意味着他们对美国的国内危机感觉并不强烈，但对美国在海外威信的下滑、对比优势的减少有更直观的感受。从这一角度来说，他们形成激进的反华立场并不难理解。
从这几名年轻议员所属的选区来看，两人来自“铁锈州”，一名来自“圣经带”。吕祥分析认为，佛罗里达、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3个州在每一次美国选举中都是两党争夺的关键地区，不仅反全球化风潮较为明显，激烈的选举环境也更容易孕育出极端和有毒的对华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除斯蒂芬尼克外，其余3名议员都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进入国会的。吕祥表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几名“80后”都是特朗普时代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转变、大肆炒作大国竞争背景下崛起的共和党“新星”。“事实上，不只这4名议员，在白宫和美国其他行政部门中，一些‘70后’‘80后’等已在某些岗位上独当一面的官员都显现出比老一代美国精英更激进、更极端的立场，”刁大明告诉记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开始了解世界、了解中美关系的时期，恰恰是中国持续发展、而美国则经历了“9·11”事件等挫折并持续衰落的时期，再加上意识形态因素，这一代美国从政者看待世界和中国的视角，也折射出美国内部的躁动与焦虑。”
目前，美国国会众议院中的“80后”已有40余人，约占众议员总人数的10%，“新世代”的力量越来越不容小觑。刁大明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国会的对华态度始终显示出如下特点：大部分反华议程的设置和炒作主要由几名立场上极为反华的“急先锋”推动，其他大多数议员“跟风”。
尽管美国较为年轻议员中已出现一批对华“鹰派”，但刁大明认为，无法因此简单地得出“美国‘新世代’政治精英反华程度更高”的结论。他表示，尽管美国的选举政治让许多年轻政治精英在涉华议题上“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有民调显示，美国普通年轻人实际上对中国仍抱有较为强烈的好奇心并充满期待感，与华盛顿政治圈的“新世代”形成明显“温差”。
吕祥则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4名议员本人的履历其实都和中国毫无关联，其所在的州和中国也有紧密的贸易关系，但他们仍然坚持在对华问题上寻求更激烈的“站位”，这是一个危险的动向。“众议院中的‘80后’正处在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未来可能寻求参议员席位或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在2024年美国大选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再仅是‘跳梁小丑’，而是变成‘跳梁大盗’。对此，中国应予以充分关注和警惕。” （白云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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