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传统玻璃器皿饮上三五杯红茶，搭配一份有奥斯曼帝国时期特色的甜点，这是土耳其人工作之余小憩时再平常不过的组成部分；街边，女大学生在静静作画，描摹的是奥斯曼帝国留下的古老建筑……
这里是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将它一分为二，著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横跨两岸。
15日，这座已更名为“七一五烈士桥”的标志性建筑亮起了代表着土耳其国旗颜色的红白彩灯，以纪念去年7月15日发生的未遂军事政变。
一年过去，那场未遂政变似乎已远离人们的视野，但又似乎远未离去。
国家紧急状态仍未解除
2016年7月15日发生的未遂政变及接下来一年所带来的变化，被土耳其《自由报》 形容为百年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未曾经历之变故。
就在不久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发言时表示，会尽快取消因政变而施行的国家紧急状态。但根据最近的一次统计，在紧急状态施行后，有11万人从公共部门里被开除，超过10万人被拘留……
《自由报》认为，更为不可忽略的一个时间点是2017年4月，埃尔多安力推的土耳其修宪公投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议会制被改为总统制。“这一政府体制的历史性变革加剧了政治集中化，导致与主要欧洲国家史无前例的紧张关系。”
谈起这场未遂政变，在世界遗产托普卡珀皇宫门前守卫的一位普通土耳其士兵略显紧张，“我得到的解释是政变本身和军队没有太多关系，这是一场’阴谋’，由‘居伦运动’所策划，军队中的一些人只是被利用了。”他说道。
在土耳其，军队一直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存在，被称为“共和国卫士”。从1960年开始，军人集团先后发起了四次军事政变，前几次直接导致政府下台。1971年3月12日，时任土耳其总参谋长塔马奇上将向政府发出一份备忘录，要求组建一个强有力和可信的政府，结束混乱状态。3个小时后，政府便全体辞职，军人由此便接管了政权。
从这位腼腆的青年士兵口中不难发现，当前军队与政府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变化。
反思这场失败，在土耳其资深媒体人雷文庭看来，“这本身不难解释，目前我们更需要埃尔多安来统一这个国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16年以来，土耳其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从2001年的1455.7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8567.9亿美元，经济发展的成绩为政府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土耳其人身份认同的困惑
在社会层面，一些变化也在悄然发生。雷文庭介绍说，小时候根本看不到街上会有人包着头巾或面纱。现在这种伊斯兰的传统装束在土耳其街头已经不难寻找，甚至还有包着头巾的女性时尚广告出现。土耳其导游萨达说，土耳其学校中的宗教教育已经由原来的每天一小时延长到每天两小时。根据土耳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宗教学校的学生数量也增长了10多倍。
不过，大多数土耳其人早已习惯了世俗的生活，他们拥有着西方人的穿着与打扮，饮酒，相互拥抱。
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塔克西姆广场上，正在看书的年轻人瑟玛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目前从事旅游相关行业，他会说流利的英语，甚至拥有微信。当被问及如果政府强制推行宗教化的生活方式，他指了指正前方的盖齐公园说，“如果政府强制推行，那么这里会再发生一次。”2013年，由于政府计划强征盖齐公园改造成购物中心，土耳其发生了持续数月的抗议活动，最终抗议从盖齐公园蔓延到上百个城市，数百万民众参与了抗议。
这种变化也源自和反映在土耳其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上。晨间时分，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远眺对岸的一位当地女商人说道，“这片土地上只有25%是土生土长的土耳其人，其余或多或少都是移民的后代，所以每个土耳其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都是不一样的。”
的确，辨识土耳其人本身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文化和地理的因素，这里也成为各民族与宗教的交汇之处，发色或肤色迥异的两个人可能同时都是土耳其人，他们唯独缺少蓝色的眼珠。这是古代外来入侵者的特征，现在被制作成了一个个蓝色的“恶魔之眼”护身符，供游客购买。
2016年3月，土耳其与欧盟签署了难民协议，目前在土耳其境内，有超过300万的难民。“在土耳其，难民们有某种获得高等教育的优惠，他们比土耳其本国人的孩子接受教育的门槛更低，作为父母的我们很难去接受这种现状。”萨达说。
在去年政变直至今年4月的修宪公投之后，欧盟现如今已经冻结了土耳其的入欧谈判，这打破了那些希望以欧洲人身份自居的土耳其人的期待。
“教育程度高的人一般会自诩为欧洲人，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会显得自己更有文化与涵养。”女导游萨达说。
澎湃新闻
未遂政变一年后的土耳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