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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时任美国驻英大使老约瑟夫·肯尼迪（左五）一家在伦敦美国大使馆合影，左二为后来入主白宫的约翰·肯尼迪。（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5月1日报道 虽然距离2016年美国大选尚有时日，但美国围绕新一轮的大选争夺战已经日趋激烈，两党已经有多位重量级选手报名，候选人中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人杰布·布什，若两人不负众望通过党内初选，两大政治豪门将上演终极对决。“你更喜欢第二个克林顿政府，还是第三个布什政府？”——这不仅成为美国民众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也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无论是总统“夫妻档”还是总统“父子军”，美国政坛的豪门世家左右美国政治的现象再次浮出水面，而西方的门阀政治问题也再一次吸引了观察者的目光。
豪门世家把持西方政坛
西方经济普遍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家族企业非常普遍。据统计，西方国家的二级市场上四分之三以上的企业、初级市场上三分之二以上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美国的家族企业占美国企业总数的96%。罗斯柴尔德家族、杜邦家族、奥纳西斯家族、洛克菲勒家族、IBM沃森家族、高尔文家族、福特家族、马克斯家族、迪士尼家族、摩根家族这十大家族控制着西方的经济命脉。“金钱是权力的脐带”，“政治家是资本家的代言人”，与这些左右西方经济的豪门世家相对应，西方政治的豪门世家也非常普遍。
在民主外衣的包裹下，对金钱、社会地位、政商关系的世袭和继承奠定西方门阀政治的基础。研究表明，过去400年，英格兰基本控制在1000个家庭手中，2500个家庭操纵着整个英国。而美国作家费尔南德·伦德博格在《美国六十个家族》一书中指出，美国政治实际上是由最富有的60个家族控制着。在英国，埃奇坎伯家族在1945年之前几乎从未间断地向国会输送了20多名议员，曾三度出任保守党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其家族从1868年至1955年间向英国政府贡献了十分之一的内阁大臣。在美国，有700多个家族每个至少向国会输送了2名家族成员。BBC著名主持人帕克斯曼在其专著《政治动物》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英美，政治上成功的第一法则是选好父母。亚当斯、汉密尔顿、塔夫脱、哈里森、罗斯福、肯尼迪、洛克菲勒，这些大名鼎鼎的姓氏贯穿于美国200年历史中。
在自诩为民主国家的日本，门阀政治现象更为普遍。鸠山家族、小泉家族、安倍家族、麻生家族和福田家族并称为日本政坛“五大家族”。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任日本首相中，除村山富市、菅直人和野田佳彦之外，其余11人均出自显赫的政治世家。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自三代从政的安倍家族，弟弟岸信夫是众议员，父亲是前外相安倍晋太郎，祖父安倍宽是帝国议会众议员，外祖父、外叔祖父分别是前首相岸信介和佐藤荣作。冷战后历任内阁中，平均约有一半的阁僚来自于不同的政治世家，而日本的自民党由于世袭议员众多而被称为“世袭党”。
把政治当家族产业经营
亚当斯家族、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和最新崛起的克林顿家族并称为美国政坛的“五大豪门”。
亚当斯家族兴起于美国建国之初，约翰·亚当斯和约翰·昆西·亚当斯父子俩先后担任过美国第二任和第六任总统。
罗斯福家族中先后有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过总统。1901年，年仅43岁的西奥多·罗斯福当选总统，后获得连任，著名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扩张主义政策便是他的“杰作”。1933年，他的堂侄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总统，帮助美国度过了经济危机，打赢了二战，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四届的总统。罗斯福家族的政治力量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肯尼迪家族兴起于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时期，约瑟夫25岁时就担任波士顿一家银行的总裁，后通过政治联姻——迎娶波士顿市长的女儿成功跻身政界，后由于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成功当选而得以出任驻英大使。他的四个儿子，除了大儿子早年因飞机失事而身亡以外，个个都是美国政坛上的明星。约翰·肯尼迪先是担任参议员，后入主白宫。罗伯特·肯尼迪先后担任参议员和司法部长。最小的爱德华·肯尼迪也是参议员。对政治权力的孜孜以求成为肯尼迪家族延续至今的传统。在他们之后，肯尼迪家族中又涌现出一批政治新星，约有26人活跃在美国政治的舞台上，驻日大使卡洛琳·肯尼迪便是其中代表。
布什家族的从政经历至少可以追溯四代。小布什总统的曾祖父萨缪尔·布什是钢铁石油大亨，曾担任过胡佛总统的顾问。第一个在政坛站稳脚跟的是小布什的爷爷普雷斯科特·布什，他先经商后从政，当联邦参议员多年，结识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为后辈从政打下了基础。普雷斯科特之子乔治·布什先后担任过国会议员、驻联合国大使、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等要职，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两届副总统，后来当上美国总统，在其任内，美国赢得了海湾战争，国力达到冷战以来的巅峰。他的两个儿子紧随其后，又成为美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长子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的发展轨迹与父亲十分相像，他耶鲁大学毕业后，进入石油业发展，后来担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曾在2000年至2008年担任了两届美国总统，二儿子杰布·布什担任两届佛罗里达州州长，如今已经宣布参选，将延续布什家族的政治传统。
克林顿家族并非典型意义的政治家族。在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罗德姆投身政治之前，双方家庭均未有载入史册的政界要员。但凭借夫妇二人的个人努力与相互配合，这个初出茅庐的政治家庭已经在盘根错节的美国政坛上闯出了一片天空，大有后来者居上的态势。比尔·克林顿从阿肯色州总检察长开始做起，后成为该州州长，1992年，年轻、充满活力、主打经济牌的克林顿一路高歌猛进，超越了老布什总统，在竞选中获胜，后又因出色的经济治理能力连任，被誉为“最聪明的美国总统”，在美国民众中享有很高声誉。他的妻子希拉里·克林顿在丈夫卸任总统后投身政坛，一举拿下了纽约州参议员的席位，并在2008年向总统之位发起冲击，虽然最后未能在党内胜出，但她出色的能力获得了奥巴马的认可，并被任命为国务卿。利用这一职位，她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敬业精神与外交风采，成为奥巴马第一任期外交战略的主要设计者和推手，被民众誉为“劳模国务卿”。若2016年大选能够胜出，她不仅能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还能使克林顿家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新崛起的政治豪门。
纵观美国五大政治豪门，我们不难发现，政治世家的经营模式和豪门巨贾的家族生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雄厚的经济基础、良好的教育背景、庞大的人脉关系网络、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关注度、一以贯之的参政意识和权力欲望、对政治智慧和经验的心口相传，是支持这些豪门“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根本原因。政治世家通过经营上述资源，按照隐性的游戏规则复制着一代又一代“权贵”，使家族的政治遗产得以绵延不断地传承。对于这些政治豪门来说，投身政治与其说是一种事业，不如说是一种生意或是产业。
利益集团加剧权力世袭
众所周知，在西方，金钱是和权力画等号的，个人财富决定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以美国的选举为例，竞选的双方候选人比拼的不只是政治主张，更重要的是各自的筹款能力。通常情况下，竞选资金的多少决定了选举的最终结果，金钱和权力被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美国的民主政治事实上成了“有钱人才能玩得起的游戏”，决定美国政治走向的，只是占有社会99%财富的1%的精英而已。有政治学者尖锐地指出，美国实际上是由富人在制定规则，维护富人利益的社会。这种精英政治和金钱政治为政治世家的形成提供了便利。
在美国的制度设计中，一部分腐败行为被合法化了。不仅利益集团向候选人提供政治献金是合法的，当权者利用一部分官职来回馈支持者也是合法的。总统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自己庞大的幕僚团队，“一朝天子一朝臣”、任人唯亲的现象极为普遍。在小布什政府，从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到鲍威尔、赖斯，这些高官清一色的全是老布什的旧部。布什家族为他们提供的是迈向更高权力的机遇，而这些人则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对布什家族的忠诚，他们已经形成了和布什家族“一荣俱荣”的权力关系，和其他高官相比，这些人更像是布什世家的“家臣”。
在美国政治中，利益集团政治也是一个鲜明的特征。想要问鼎白宫，利益集团的支持必不可少。前共和党竞选战略家菲利普斯在《美国王朝：贵族统治、财富和布什家族的欺骗政治》一书中，揭示了布什家族通过强大的关系网、巨大的财富赢得了白宫宝座，并认为布什家族和金融、石油、军工企业以及情报机构结成了无形的同盟关系。事实上，小布什发动的两场战争，这些利益集团是直接的受益者。缺少了这些实力雄厚的财团的支持，一个候选人很难问鼎白宫，而一旦入主白宫，当权者不仅需要回馈这些利益集团，还需要用实际行动与这些利益集团结成一种政商同盟的关系。一个总统在任期间所积累下来的这种信誉和口碑，不仅能为自己卸任后带来大量利益，还能够通过政治世家的权力传承，将这部分关系过渡给自己的下一代。而利益集团也急需寻找这种“稳定的代言人”，使他们在“下注”的时候“心中更有底气”。可以说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加剧了美国政治的世袭现象。（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董春岭）
【延伸阅读】港报：西方选举是零和游戏 港人不应受迷惑
参考消息网9月20日报道 香港《新报》9月15日发表题为《称西方民主仅政客把戏 美学者：民主非一步到位》的文章称，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前就香港政改作出决定，但社会上出现不同意见，有人建议“袋住先”（即先接受方案落实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随后再逐步完善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程序），亦有人坚持“国际标准”。
文章援引专门研究美国民主政治的学者何塞·史泰勒的话指出，政治人物往往自化身为民意和法律代表，但在这“光环”背后却隐藏着不少以权谋私的意图；又指出，理想的民主制度从不是一步到位，呼吁市民别受民主的“海市蜃楼”迷惑。
现任英国白金汉大学贝罗福自由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的何塞·史泰勒，去年获邀于上海复旦大学出任讲座教授，早前访港并出席多个讲座。在接受专访时，分析部分港人所崇拜的西方民主思潮制度，其实只是政客玩弄选民的把戏。
他指出，西方的民主政治，以一人一票去选出代表自己的人，去处理国家或地区的问题，理念是好的，但在实际上却是政党政治或选举政治，财团以重金资助政客，换来幕后参与政治，为自己谋取利益，这都是公开的秘密。而不少政客当选后亦投桃报李，无视社会实际需要，大兴土木，让财团有机可乘，无知的市民任由掌权者为所欲为，却不晓得背后的别有用心。
对于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政制发展，应该“袋住先”，还是坚持对理想的民主制度“一步到位”？他指出，香港的政制发展比较复杂，在国际亦乏先例，因而难以评论。但他以美英的经验指出，西方的选举制度是零和游戏，政党透过公关、谋略，引导选民似是而非地表达意见，最终形成分化、产生公共暴力的社会，让政客从中得益。
他进一步指出，民意本应是“人民意志”，但在政客的策略性公关宣导下，往往变成“人造意志”，胜出选举的候选人看似代表民意，其实只是借助财团赞助的海量宣传、公关活动，煽动及建构民众意向，简言之“斗大声”便获胜。他直言西方的民主制度已变质，华人社会不应抄袭。
对于现时香港的政改争议，他观乎香港的政局，认为港人无须太早感到绝望，寄语静观其变，观察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能否落实真普选，别受民主“海市蜃楼”迷惑，采取非黑即白式的反对，亦不应因对共产党的恐惧，而拒绝政改的机会。他勉励市民，所有社会历史都是自然而然、循序渐进地发展，需抱持耐性逐步而行，理想从不是一步便能达到。
报道说，曾经对民主制度抱有幻想，亦曾参与政治选举的史泰勒，却因在参选过程中碰到过民主选举与财团利益的勾结，不愿同流合污，转而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作出深刻反省及研究，以提醒向往民主的后来者，理智认识所追求的目标之真正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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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特区政府总部会见传媒时表示，特区政府行政会议官守及非官守成员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所作出的决定。新华社记者秦晴摄（资料图）
（2014-09-20 12:46:14）
【延伸阅读】俄指责西方对乌克兰和叙利亚选举使用双重标准
视频：拜登：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多方面援助 来源：上海东方高清
中新网4月24日电 据俄新网24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指责美国和其他一系列西方国家，在叙利亚和乌克兰总统选举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
他表示，美国不打算承认定于6月3日举行的叙利亚总统大选，因为该国没有组建过渡政府，但华盛顿认为，即将于5月25日在乌克兰举行的总统大选将是合法的，尽管该国没有进行宪法改革。
拉夫罗夫23日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英语频道采访时说：“有些人认为叙利亚没有进行宪法改革，举行总统大选是非法的；如今这些人却赞许，乌克兰没有任何的宪法改革而于5月25日举行总统大选，是合法的。”
2月22日，乌克兰发生有政变迹象的政权更迭。乌克兰议会罢黜了总统亚努科维奇，修改了宪法，将总统大选定于5月25日。莫斯科认为，乌克兰议会决定的合法性令人质疑。
（2014-04-24 17:01:01）
【延伸阅读】选民信任不足造成西方“选举冷漠”现象
中新网4月9日电 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登题为《透视西方国家“选举冷漠”现象》的文章，文章从选民和政治系统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选民对选举过程、政治机构以及政治家的信任不足，选举竞争的市场化等是造成西方国家“选举冷漠”的原因。
这篇署名为宋雄伟的文章指出，在西方国家，选举是民主实现的重要前提条件选举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在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二战后，西方民主国家的选民投票率出现大幅下滑的趋势，出现了严重的“选举冷漠”现象。
文章指出，西方国家选举冷漠的现象首先表现在选民选举投票率持续下降。总体上来看，经合组织国家整体的选民投票率呈持续下降的态势。其次，政党组织成员数量的迅速下降。选民参与选举是常规政治参与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与之同等重要地位的是公民参与政党组织活动的频率和次数。然而，数据表明，经合组织国家成员中各政党组织的成员数量呈大幅下降趋势。再次，政府合法性及对政治家们的信任程度下降。
文章从选民和政治系统的角度来分析选民选举冷漠现象背后的原因。文章首先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选民间信任程度的变化。在信任度、互助程度、宽容度高的社会系统中，更有利于民主制度有效和成功地运行。在一个选民感觉到孤立和无助的社会环境中，会导致选民间互相不信任、不合作，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对于政治过程和政治机构的不信任，其中包括对于选举过程和效果的怀疑，从而造成选民选举冷漠的现象。
文章同时引用诺雷斯“批判性公民”的概念来分析选民选举冷漠的现象。基本观点认为，随着政治文化、选民受教育程度水平、社会环境的变化，选民已经从传统意义上服从、顺从政治权威，转变为对于政治权威的怀疑和批判，更加理性、独立、批判地看待政治现象和政府行为。
再次，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把选民投票合法年龄降低到18岁，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选民选举冷漠现象的出现。
文章还从政治系统角度分析导致西方“选举冷漠”的原因。首先，在西方国家中，选举竞争的市场化直接导致了选举冷漠现象，政党之间的竞争更像是商业竞争，通过大规模的广告营销、品牌打造、产品销售来吸引目标客户（选民），包装政党候选人的形象、信誉与可信度，在很大程度上，把选民引到形象上面，而非具体的政策领域。长期以来，选举竞争使得政党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宣传模式日益相近，从而导致选民对于政党竞争失去兴趣，退出投票选举。
其次，政府传统职责和功能的弱化，也是造成西方国家选民选举冷漠的因素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兴起了对于大政府的批判思潮。政府低效、官僚机构膨胀、公务员责任心不够、资源浪费等现象层出不穷，私有化、外包化、竞争机制、代理机构化、市场化宣告政府的传统权力和管制范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把政府原先承担的职责和功能转到私有机构、志愿性团体和第三方机构的倾向，使得部分选民认为“政府政治”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导致部分选民不再积极参与选举。
再次，全球化背景下政府权力的弱化和处理社会问题的角度变化，也导致了部分选民出现选举冷漠现象。在当代公共治理的理念下，政府已不再是国家事务唯一的权力享有者。特别是在信息、人力、资本等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下，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已经不是单一政府可以主导或解决的，特别是当政府在面对和回应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时，其措施和政策往往会出现与选民的意愿相违背的现象，促使不少选民出现选举冷漠的现象。延伸阅读：港刊：法国总统选举演变成“萨奥”战 法国总统选举恐现低投票率 分析师：“反恐”成法国总统选举热点 外媒：奥巴马为选举发动对华贸易战 美媒：选举之年美国政坛充满不确定性
（2012-04-09 16:58:00）
（原标题：独家：盘点西方选举政治的“圈子”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