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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民众希望社会民主党能够修复“北欧模式”业已存在的“裂缝”。图为9月14日社会民主党主席斯特凡·勒文（中）在斯德哥尔摩参加竞选活动。
《参考消息》驻东京记者驻斯德哥尔摩记者和苗、付一鸣9月18日报道 四年一次的瑞典议会选举于9月14日举行，根据瑞典选举委员会15日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北欧模式”的缔造者瑞典社会民主党以31.3%的支持率稳居第一大党位置。社会民主党曾在瑞典执政长达60多年，使瑞典成为“北欧模式”的典范，并因之而享誉世界。该党在2006年大选中失利，时隔8年之后，它再度赢得选民信赖。但这一胜利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并不意味着可以欢呼雀跃，因为它一手缔造的“北欧模式”正面临不确定的未来。在此次瑞典议会选举中，“北欧模式”成为大选的焦点话题，“北欧模式”究竟是否可持续，今后将何去何从，成为人们格外关注的话题。
“北欧模式”成就“童话国度”
“老有所终，幼有所养”是外界对北欧社会的印象，“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社会令很多国家羡慕不已。人人享受高福利，劳资双方协商薪资水平，开放的经济和自由贸易，这些是“北欧模式”的标志。同时，瑞典公民的生活水平和平均寿命位列全球发达国家前茅；高税收支持下的高福利体系覆盖全民；男女平等程度也被赞不绝口。在上世纪“北欧模式”的黄金时期，这种高税收和高福利的完美结合在北欧国家蓬勃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北欧模式”最主要的代表即“瑞典模式”，这是瑞典社会民主党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带领瑞典走出的道路，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这个特殊国度里所表现出的一种特殊发展模式。
20世纪20至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蔓延，瑞典也无法避免经济萧条的冲击，失业率激增，劳资冲突不断发生。社会民主党政府在上世纪30年代从解决就业问题入手，实行了小规模改良措施，奠定了整个福利社会的基础。二战后的50至60年代，瑞典通过多项民生改革措施，建立起了一个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福利体系。从那时起，瑞典成为著名的高福利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瑞典模式”，社会民主党设想的“人民之家”得以梦想成真。20世纪70至80年代，在社会民主党主导下，瑞典通过了增加工薪阶层参与企业和建立“工薪领取者基金”等立法，进一步巩固了福利社会的基础。
瑞典上世纪是一个由社会民主党长期连续执政的国家，政治上的长期稳定，使其拥有了建立福利制度的可能性。同时，瑞典又是一个地大人少、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再加上老一代瑞典人的勤劳和创新精神，才使得瑞典社会民主党人能够把瑞典建设成为一个高福利国家，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模式”才令人口不到千万的小国成为完美的“童话国度”。
“瘦身”计划冲击福利体系
然而，“高税收+高福利”的“北欧模式”一直就伴随着争议，高福利如何保证社会效率，高税收如何保证企业活力等问题一直困扰瑞典等北欧国家，而高额的福利开销也一直是这些国家难以摆脱的沉重包袱。
8年前，中右翼执政联盟在赖因费尔特领导下，向选民承诺建立一个“瘦身版的北欧模式”，即不断降低税负，大幅缩减公司税、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中右翼给出的解决方案在当时赢得了选民的信任。然而，8年过去了，瑞典人在享受税负降低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福利水平大打折扣的结果。
首先，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去年发布的报告显示，1995年至2010年间，瑞典居民收入差距增加了约30%，虽然仍处于收入相对平等的国家行列，但其收入差距的增幅高于经合组织成员的平均增幅水平。《瑞典日报》近日报道说，在近十年的时间里，瑞典的家庭都感受到了收入差距增大的冲击，主要受影响的群体是那些生病、失业、退休的民众，他们现今的状况大不如前，福利不但没有增加，反而相对减少。这些低收入人群并未从中右翼政党联盟执政期间主推的减税和私有化政策中得到实际好处。
其次，公共初级教育水平明显下降。近些年，由于私营成分过多介入公共教育领域，直接导致教育水平大幅下滑。如今大部分瑞典学校虽由国家财政支持，但却外包给私营企业负责运营。经合组织今年上半年的统计显示，瑞典中小学生的数学、阅读理解、自然科学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低于该组织成员平均水平。这一结果震动了瑞典社会，严酷的现实摆在民众眼前：一些承包运营学校的私营公司为了利益最大化而压缩教师工资，造成大量优良师资流失，直接导致教学水平下降。
再次，养老也不断曝出问题。瑞典养老部门在2011年被媒体曝光私有化导致的“丑闻”。据瑞典《每日新闻》报道，一家运营养老中心的私人企业为了降低运营成本而严重忽略老人的需求，这家养老中心甚至通过称重的方式来决定用过的一次性“尿不湿”是否还能再给老人重复使用。
第四，劳动力市场变化导致就业难。大量的外来移民令瑞典国内环境复杂化，劳动力增多，失业率攀升。2013年初，首都斯德哥尔摩和南部马尔默两个城市的郊区发生大规模骚乱，引起世界关注，也改变了外界对瑞典一贯平静、安宁的社会印象。随之而来的是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瑞典媒体评论说，瑞典是接纳中东移民较多的欧洲国家，在就业市场上，简单工种和需要高等教育背景的职业均有比以往更多的工作申请人。
2006年上台的中右翼执政联盟因帮助瑞典走出欧债危机阴影而备受赞誉，但瑞典很多民众也越来越担忧他们主张的市场化政策使“北欧模式”的精华——高福利系统产生裂缝。有调查显示，近些年瑞典人希望政府增税的意愿加强。因此，多数选民对“北欧模式”的缔造者——社会民主党寄予厚望，希望其组建的新政府能让“北欧模式”克服重重困难延续下去。
移民问题决定未来走向
社会民主党带着选民们的厚望上台，然而它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兑现竞选承诺，修补“北欧模式”业已存在的裂缝，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现任社会民主党主席斯特凡·勒文曾经是一名焊接工，两年前被推选为党魁。在担任党魁之前，他就在管理工作中展现出务实、重商的形象。勒文不久前接受采访时说：“他们（现政府）减税额高达1400亿瑞典克朗（约合200亿美元），使瑞典福利模式濒临崩溃，其结果是教学质量下降，失业保险体系已徒有虚名。”他认为，在中右翼连续赢得两次大选胜利之后，民众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带有自由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勒文还说：“（我们的）福利体系出现裂缝，以至于人们已不再感到安全。”
在此次竞选中，勒文主张增加工资税和银行税，以减少失业率并提高病假补贴金。此外，他还誓言要加大对铁路、住房、教育等领域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公共部门就业岗位，以“降低北欧国家中最高的8%的失业率”。
面对高企的失业率，部分民众把原因归结为外来移民的涌入，这也导致了极右翼政党的兴起。因此，能否处理好外来移民问题，是考验社民党能否成功重塑“北欧模式”的关键。
瑞典是欧洲国家中人均接受难民数量最高的国家。欧盟统计局2012年数据显示，瑞典外来人口的比例为15%。近年来，瑞典接受的难民人数位居欧洲国家的前列。瑞典的总人口约为950万，占欧盟总人口的1.9%，却接纳了约13.5万难民，其中近半数来自叙利亚。仅2013年全年，瑞典接纳了前往欧盟难民人数的约20%，为欧盟国家之最。2013年9月，瑞典宣布对抵达该国领土的叙利亚难民无条件给予永久居民身份，享受同等福利待遇——这是唯一如此表态的欧盟国家。据瑞典媒体预测，2014年瑞典接收难民的数量将突破历史纪录，达到10万人。
外来移民（包括难民）的大量涌入，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一些人把失业、治安等问题归咎于移民，导致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的兴起。在此次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成为此次选举的最大赢家。上届瑞典议会选举中，瑞典民主党赢得5.7%的选票，首次成为议会政党。在此次选举中，即便各主要党派都明确表示反对该党的纲领，主流媒体报道中该党也被压倒性地“边缘化”，但根据初步统计结果，民主党仍获得了惊人的12.9%选票，议席从原先的20个激增至48个，跃居瑞典第三大党。
伴随着高福利的“打折”，支撑福利系统的税收贡献分配也凸显出不平等问题，如何为越来越多的难民“埋单”并使其顺利融入当地社会等问题也成为瑞典近年来最大的挑战之一。从2013年首都斯德哥尔摩骚乱到瑞典主要城市枪击、纵火等暴力事件频发，选民对温和党执政联盟移民政策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转变。一项统计调查显示，近四成民众认为接收难民的数量不应再增加，约三成认为接收的数量应该减少。
瑞典前财政大臣安德斯·博里上月公开表示，该国接纳不断涌入的难民所需的财政花费今年将达到7200万美元，而2015和2016年将分别增加至17亿瑞典克朗（约合2.4亿美元）和60亿瑞典克朗（约合8.6亿美元），2017和2018年将激增至120亿瑞典克朗（约合17亿美元）。与此同时，博里只承诺在2015年前不会因为该项支出的大幅增加而提高国民税负或实施缩减开支等措施。
虽然社民党已经明确表示不会与对外来移民持敌视态度的瑞典民主党合作，但如何妥善处理移民问题与国民福利之间的矛盾，将是决定瑞典福利国家模式走向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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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幸福指数：北欧国家遥遥领先 中国第93位
2013-09-12 09:54:00
参考消息网9月12日报道 一项针对156个国家和地区的联合国调查显示，如果想幸福，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那么去丹麦吧。
据英国《独立报》网站9月10日报道，2013年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指出，北欧国家在提供幸福感方面一路领先，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居民对自己的生活则最不满意。
这份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发布的报告称，全球最幸福的5个国家是丹麦、挪威、瑞士、荷兰和瑞典。
英国位列第22名，领先于德国（26）、日本（43）、俄罗斯（68）和中国（93）等国。
尽管英国拥有全球最受欢迎的一些城市，却没有一个城市入选全球最宜居的十大城市。幸运的是，在另一项关于全球最糟糕城市的调查中，英国没有城市入选。
美国（17）排名领先于英国，但较之2012年第11位的排名有所下降。报告认为，这是因为贫困和失业率的增长。美国的邻国加拿大排名第六，澳大利亚排名第十。
因为最近的骚乱和政治动荡，埃及在幸福指数榜上的排名较2012年下降幅度最大，而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因为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影响排名急剧下降。报告认为，失业率增长是导致欧盟一些国家幸福指数下降的最关键因素。
排名最低的是非洲国家卢旺达、布隆迪、中非共和国、贝宁和多哥。
这项新报告的数据收集于2010年至2012年之间，显示全球幸福指数较第一次调查在整体上有所提升。拉美地区的幸福指数增长得最多。
报告还显示了幸福感带来的最主要的良性边际效应。幸福的人们更长寿、更富生产力、赚钱更多，公民职责也履行得更好。
报道指出，财富并不是影响这一排名的唯一因素。一个国家政治自由、社保系统强大、没有腐败现象，能够使人民感到更幸福。在个人层面上——良好的健康、就业保障和稳定的家庭都是至关重要的。
报告还指出，精神疾病是导致全球各地区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报道称，2012年发布的首份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作为第一份里程碑式的、关于世界各国幸福感的调查吸引了全球关注。
今年，这份长达156页的报告包含了更加详细的分析，令民众和政治家们能够更充分地了解本国的排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教授说：“现在有一个日益增长的全球性需求，要求政策更紧密地与人民切实相关的需求——即他们自己定义的幸福因素——联系起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领导人都谈到民众的福祉是自己国家和世界发展方向的重要指引。2013年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提供了丰富的证据，证明系统化地衡量和分析幸福能够教给我们很多关于提高全球幸福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方法。”
超过四分之三的幸福指数的差异归因于6个关键指标：人均实际GDP、健康期望寿命、有人可以依靠、做出选择的自由、远离腐败以及慷慨程度。
全球幸福指数排名前20位的国家是：1.丹麦；2.挪威；3.瑞士；4.荷兰；5.瑞典；6.加拿大；7.芬兰；8.奥地利；9.冰岛；10.澳大利亚；11.以色列；12.哥斯达黎加；13.新西兰；14.阿联酋；15.巴拿马；16.墨西哥；17.美国；18.爱尔兰；19.卢森堡；20.委内瑞拉。
排名后10位的国家是：1.多哥；2.贝宁；3.中非共和国；4.布隆迪；5.卢旺达；6.坦桑尼亚；7.几内亚；8.科摩罗；9.叙利亚；10.塞内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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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刊关注瑞典“中国门”事件:售华软件疑涉军用
2014-09-16 07:53:00
参考消息网9月16日报道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9月14日称，随着一个议会委员会调查一项研究合作计划是否会导致向中国出售先进的空气动力学建模软件，瑞典国防部和其他主要国防和技术组织本周将备受关注。
瑞典议会国防和外交事务委员会将于17日举行特别听证会来调查此事。
瑞典国防研究局和皇家理工学院处在这起所谓“中国门”争议性事件的核心，据称皇家理工学院向中国航空研究院出售瑞典国防研究局开发的Edge软件一事已进入商业研究合作谈判的高级阶段，从而引发了争议。
皇家理工学院坚称Edge软件合作谈判只涉及非军事的商业用途，例如加强汽车的空气动力学性能。皇家理工学院已经完成了与中国航空研究院的合约谈判。
但是，瑞典不扩散和出口控制局认为Edge软件可能具有民用和军用双重用途。
不扩散和出口控制局宣称，Edge软件技术的模拟效果还可以用于展示不同的空气动力学条件如何影响飞行，从而提高军用飞机、空投炸弹和巡航导弹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不扩散和出口控制局副局长扬·埃里克·勒夫格伦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意识到这个软件可能用于军事计划，可以归入武器禁运和军事用途类别。”
瑞典国防大臣卡琳·恩斯特伦否认国防部知道皇家理工学院和中国航空研究院之间的Edge研究合作，或者可能向中国出售Edge软件的计划。
瑞典公共电视台播出了一个调查性报道后，出现了对国防研究局和皇家理工学院在与中国航空研究院合作中角色的争议，人们担忧这个可能具有破坏性的销售计划会影响瑞典与西方伙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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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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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报：高福利带来经济难题 欧洲处在风口浪尖
2013-03-29 12:05:00
中新网3月29日电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9日发表社论说，欧洲各国素来以“高福利”著称，然而持续的高福利负担，经济危机日愈尖锐化，后果严重。欧洲各国的功课是如何确保财政增长与高福利的平衡，建立健康福利政策与维持公平和效率的平衡，这项工作着实不易，特别是在此刻的风口浪尖，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社会危机。
文章摘编如下：
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欧洲债务危机氛围下的一个重大问题。根据3月1日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1月份，欧盟27国的失业率达到10.8%，欧元区失业率达到11.9%。25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在欧盟和欧元区分别为23.6%及24.2%；在希腊、西班牙、意大利更是分别高达59.4%、55.5%和38.7%。显而易见，那些没有工作经验、经济不独立、缺乏技能的青年，首当其冲。
欧盟诸国无不在寻策，设想如何促进经济成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唯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两难的抉择，他们紧缩开支、拯救银行、收紧福利，却准备面对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反弹。而许多年轻人已经对欧盟处理危机的能力失去信心，这是一句警钟。推动发展，把经济蛋糕做大，创造更多财富来达到平均分配，是化解当下危机的理想化做法，欧洲的当务之急是对高福利政策做更多的反思。
欧洲各国素来以“高福利”著称，习惯于高福利社会制度的欧洲民众，在目前并没有做好“共纾国难＂的思想准备，各国的紧缩政策纷纷受遭到反对。无疑高福利为欧洲创造了相当长时间的繁荣和稳定，在平等主义下，有效地缓和了社会矛盾，被称为“社会稳定器”；但是，它其实潜伏着危机，也具有一定的脆弱性。
福利制度的逻辑是，通过国家财富分配确保大规模就业、高福利和完善公共服务，再通过所创造出来的需求进一步促进增长，修正市场失灵，确保经济稳定。但是一旦忽视市场配置机制，只着重于保障福利，则会导致企业的税务负担超额。在面临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就会另觅阵地，将营运地点转移到其他地方，结果是欧洲产业逐步瓦解，经济受创。
再来，那些经济底子原本就不厚实的国家经济体，经济发展项目不多，有者过度依赖石油天然气，或者旅游业，基本上其经济水平并不高，却得支持高福利，后果是经济成长率远比福利年均增长率来得更低，经济不景下，最终必须举债度日。
在长期享受着高福利下，人们的习性会随之改变，日子过得好，难免不会去忧思未来，更逐渐养成了享乐的心态。欧洲的高福利社会进而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每个人都沉溺在工时少，休闲长的美好氛围中，却没有发现高龄化、少子化正侵蚀着社会的成长，持续的高福利负担，经济危机日愈尖锐化，后果严重。
这些问题不单只困扰那些重债国，甚至是德国、法国、英国都感受到困窘。社会公平正义可以带来好福利，但是高福利会削弱效率，效率一旦低落就难免倒咬福利一口。国家要拯救经济，一往福利开刀，就会引来千层反对声浪，面对如此情境，欧洲各国的功课是如何确保财政增长与高福利的平衡，建立健康福利政策与维持公平和效率的平衡，这项工作着实不易，特别是在此刻的风口浪尖，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社会危机。欧洲的经验，对于向往高福利的国家人民，有着参考和省思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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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北欧如何破解“高福利困境”
2013-02-05 17:06:09
参考消息网2月5日报道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月2日一期刊登题为《越来越少》的文章。文章称，控制公共开支是政治界最大的难题。但北欧人成功了，因为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了结果而非空洞的理论上。
文章称，北欧仍拥有世界上最慷慨的福利国家，但一连串的危机曾结束了它们对福利的美好幻想。20世纪80年代初，丹麦经济出现“自由落体”般的下滑；到90年代初，芬兰经济一度崩溃。与此同时，瑞典和挪威也面临着严重的金融危机。人们对这一切仍记忆犹新。
不过，面对这些危险，北欧的决策者们改变了以往的做法，他们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让预算恢复平衡。比如，瑞典将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96年的84%降至2011年的49%，并开始考虑老年人口的福利问题。1998年，瑞典通过了富裕国家有史以来最全面的养老金改革，用确定缴费制取代了确定利益制，使养老金与个人终生收入更加协调一致。
丹麦的改革不如瑞典那么迅速。受2007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丹麦的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跃升至51%到58%，这一比例目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是最高的。但其改革的步伐正在加速。2006年，丹麦提出要在2024年至2027年之前逐步将政府养老金覆盖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2010年，它将失业金领取年限从四年缩短至两年；2011年，它取消了一项年满60岁者可提前退休的制度；2012年，丹麦又宣布了提高工资与福利级差的计划。
文章指出，相比北欧国家平衡收支的努力，更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对尝试新理念的热情。瑞典政府如今允许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共同参与公共合同的竞争。该国绝大多数在建的诊所和幼儿园都是私营企业在负责，私人资金的使用十分活跃。瑞典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更欢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教育券”理念——家长可以让子女自由选择学校，私人企业或志愿组织可受邀修建“免费”学校。该国近一半的适龄儿童都选择不在当地学校就读。
在就业上，丹麦可谓弹性工作制度的先驱。企业几乎可以像美国雇主那样轻易地辞退雇员，但政府会对失业者慷慨解囊，并帮助他们找到新工作。大多数雇主都很喜欢这种制度，因为他们得以避开困扰欧洲大陆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受高度保护的就业人员和境况惨淡的失业人员所导致的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
而芬兰则拥有世界上最成功的教育体系之一。他们摒弃了机械死板的义务教育模式，比如严密的国家统一课程，督学制度、高难度的考试等。教师尝试不同的教育风格，但都很重视创造力和团队学习能力的培养。他们也会组织大量的考试，但目的是发现学生的问题，而非将学生划为三六九等。
此外，芬兰也摒除了在学生16岁时将其强行分为学术型或职业型的陈旧做法。其在教育上也不是一味地增加投资。芬兰的成功所依靠的既非义务教育模式，也非盲目的资源投入，而是被更大范围内有关教育问题的讨论所忽视的两个因素：信任和稳定。政府发现，高素质人才在受到尊敬的情况下是有可能愿意接受薪酬相对较低的职业的。教师拥有自主设计课程、自行组织考试的自由。这一制度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未曾改变过。
（原标题：独家：瑞典争论如何重塑“北欧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