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国际问题资深编辑北大三剑客
新闻背景
活跃在伊叙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布一段视频，显示武装人员把美国记者福利砍头杀害，以报复美军空袭。视频画面极其残忍血腥，令人毛骨悚然。
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群体，记者一直是恐怖分子“瞄准”的目标。
王希怡：“如果你拍的照片不够好，那说明你离炮火不够近”。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这句话，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战地记者前赴后继。
李明波：是的，我们身边的无数新闻记者都会把卡帕当成职业偶像，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战地记者。广州日报就有很多年轻的记者曾经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进行过战地采访。
王希怡：但战地记者面临的安全威胁会随着距离战火的拉进而增加。
叙内战20多名记者失踪
李明波:福利不是第一个被恐怖分子残忍杀害的战地记者。大家都还记得2002年时，“基地”组织武装人员就曾在阿富汗用同样的方式，砍头杀害了《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珀尔，而且同样是把视频公布在网络上。
郑佳文：战地记者从来就是一个危险的行业，眼下仅在叙利亚战场上失踪的记者就有20人左右。
李明波：叙内战爆发以来，叙利亚吸引了大量的战地记者前往报道，叙利亚也逐渐成为全球记者噩梦之地。美国著名的独眼女记者玛丽·科尔文就是在叙利亚遭炮击身亡的。
郑佳文：问题是，战地记者为了新闻真相付出了生命代价，这个代价值得吗？
战场“模糊”了正义与邪恶
李明波：代价确实太大。真正进入到战地采访会发现，战争其实非常复杂，没有什么简单的正义与邪恶之分。像杀害福利的这些恐怖分子，当初绑架福利时，还是一群反抗叙政府的武装。西方政府是大力支持这些武装组织的，很多西方媒体甚至把这些武装分子包装成“革命者”。现在想想真是可悲。某种程度上说，战场“模糊”了正义与邪恶。
王希怡：理论上，记者即使在战地也只是中立者，让外面的人了解战争真相。因此，保护战地记者的生命安全和自由权利是冲突双方不可推卸的法律和道义责任。但近年来，现代战争似乎逐渐改变了战地采访的规则，新闻工作者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日益成为恐怖分子和武装分子的袭击目标。
恐怖分子为何爱抓记者？
郑佳文：这些恐怖分子为何爱抓战地记者，把枪口对准无辜的记者？
王希怡：我想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代战争越来越重视舆论战，因为舆论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甚至能左右政权存亡。控制记者最能够控制话语权和引导舆论。因此，参战方不再把记者视为中立者和旁观者，而是当作打击目标，或筹码。
李明波：还有一点不得不提，有些国家的情报人员或特殊身份的人经常在交战区冒充战地记者，影响了战地记者的形象。像这几天被“伊斯兰国”抓获的一个日本人，自称是记者，但其实是个私人安保公司的老板。
郑佳文：2012年，曾在叙利亚采访的英国记者汤姆森差点就被叙反政府武装设计陷害，当时叙利亚自由军的一个小分队曾故意将他的采访小组引到交火区，试图让叙政府军的士兵射杀他，因为“记者被杀可以大大打击巴沙尔政权的名声”。
李明波：我于2011年在叙采访时，也曾遭遇类似采访“陷阱”，幸亏当时叙政府军的士兵保持足够克制，我才侥幸躲过一劫。我当时也有和这些反政府武装面对面地接触，当时就能感受到，如果战地记者不按他们提供的信息报道，他们真能一枪打死你。
王希怡：尽管理论上战地记者享有国际人道法的保护，但在现实中对战地记者的保护并不完善。
战地记者容易“上瘾”
王希怡：战地记者的职业精神不容置疑，也令人敬佩。但另一方面我在想他们的性格中是否具有超常的“爱冒险因子”，使他们注定不甘心过平淡生活，而是向往在战火中追求真相和实现自我价值，甚至觉得越危险的地方越有吸引力。
李明波：我有过这样的切身体会，确实能真实地感受到，战地记者职业确实可以“上瘾”的。
王希怡：像这次遇害的福利，2012年曾在利比亚遭支持卡扎菲政权的武装组织扣押45天。但他获释后又选择重返叙利亚战场，可能就像上瘾那样摆脱不了战地记者的职业魅力。
郑佳文：另外一位在叙利亚遇害的战地记者科尔文，她资格更老，有近30年的战地记者经验，从斯里兰卡到前南斯拉夫，从伊拉克到利比亚，她几乎踏遍所有战场。
王希怡：我们看到，这些年屡发生记者遇害事件，但事后都不了了之。伤害战地记者的行为，国际上也缺乏有效的追究手段。这主要是因为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国际机构对于战争罪的追究在实际操作上都受到很大的局限。
郑佳文：拯救这些失踪战地记者的手段真不多，缴纳赎金或许是唯一的办法。如没有赎金，那谁也救不了你。
（原标题：拯救战地记者难 追求真相代价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