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汶川书记的十年：早上对着镜子说“你一定行”
【人物简介】张通荣，四川省汶川县委书记。
“早上醒来，想到今天有那么多的矛盾要去解决，就觉得有压力。“四川省汶川县委书记张通荣，留着平头的藏族汉子，会对着镜子给自己鼓劲：“张通荣你得笑起来，去战胜自己，你行，你一定行。”
汶川十年，“重建让汶川的物质基础向前推进二三十年，学校增加了抗震设防烈度，小地震学生都不用跑。” 在这个过程中，张通荣觉得喘不过气，“这个地方太受关注了。”
2008年时，他作为副县长亲历“5·12”大地震，被授予“全国抗震救灾模范”。除去中途3年上任阿坝州发改委主任，从32岁到48岁，他都在汶川县工作。
张通荣（右）与当地居民交谈／受访者供图
汶川太受社会关注 工作压力大到喘不过气
议事厅：在汶川工作和在其他地方工作有什么不同吗？
张通荣：在汶川工作，实际上跟别的地方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地方太受社会关注了。别的地方出一个小事，在工作当中一个小的差错，别人都可以原谅你。在汶川不行，它有着更多的关注、更高的预期，我不能够不坚持。
地震以前汶川就有各方面的矛盾，地震后又积累了新的矛盾。就从工作的强度上来说，压力有时候大到喘不过气，怕自己担当这么重的责任，也算是负重前行。总的来说汶川工作感觉非常疲惫，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自己这么做是否真的就有什么意义。但是想到党组织这么关注，干部、老百姓这么支持我，我也想通了，这也就是我自己的人生价值。
议事厅：是你给自己加压还是外界给你的压力？
张通荣：汶川这个地方发展的压力，上级领导对汶川发展预期的压力，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可能还更多一点，就希望汶川做得更好，不希望因为自己没带领好团队导致这个地方没发展好。
议事厅：2013年，你被调任阿坝州发改委主任，2016年回到汶川任县委书记，这是组织的安排还是你自己的选择？
张通荣：应该是情感回归和事业的需要。2013年去阿坝州发改委的时候，当时阿坝按照中央经济工作常态化的布局，我恰好比较熟悉经济工作，加上我在基层待的时间比较长（就去了州发改委）。后来回来，因为汶川经历了几年以后，虽然我们对整个经济工作进行了重新布局，但汶川未来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十字路口，经济需要转型，在转型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个对这片土地熟悉、热爱的人。我从汶川的副县长到县长，参与了汶川整个的经济布局，包括重大工程实施、矿业整治、灾后重建。还有就是我在发改委干了一段时间以后能有一个更广更宽的视野来重新审视、看待汶川，汶川需要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和一个更熟悉经济工作以及推动它转型发展的人，可能这也就是组织上选择我重新回来（的原因）。
议事厅：你回到汶川时，这里和你离开时有什么变化？
张通荣：有三个方面我感觉不是很好，一个就是当初灾后重建推进的全民健康，进度比以前更慢。第二个就是城乡环境卫生，第三个汶川的干部作风问题。在汶川的工作过程当中，比如说重建、移民、脱贫攻坚，陆续有些干部侵占老百姓的利益，或者说服务不到位，工作当中拖拖拉拉，遇到矛盾就绕开，这些问题在汶川都存在，我们因此处理了一些干部，主要领导应该有担当，从这几年努力的结果来看，汶川整个干部的风气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议事厅：你平时会有什么解压的方式吗？
张通荣：现在每一天把工作弄完已经是零点了，有的时候看看书、听听两首简单的音乐。有的时候晚上没睡好，加上自己本来血糖就高，早上一醒，想到今天又那么多的矛盾要去解决，就觉得有压力，我会对着镜子给自己鼓劲。就说，张通荣你得去战胜自己，你行，你一定行。就给自己传递这种正面的东西，调节一下。
议事厅：你会有负面情绪吗？
张通荣：比如有时候会想自己的身体还能撑多久，自己再这么撑下去，家人是不是还能这么理解。另外，有的时候带的团队比较累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真的就从心里面去服务，愿意在你的带领下这么苦。
议事厅：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汶川的建设发展上，对自己的家庭觉得有所亏欠吗？
张通荣：这是肯定的，因为自己从工作以来一直就处于相对重要的工作岗位，特别是汶川大地震以后，当县长，当发改委主任。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蛮自私的，我们是一家三口在三个地，我爱人在成都，每一周都来看我，我也没有时间去照顾他们，他们对我的理解很多，但反过来我给他们的那一份爱确实太少了。
议事厅：你希望汶川人民有好生活，对于你自己来说，你希望得到什么？
张通荣：我觉得我的人生价值就是，在这个地方当县委书记，要让这个地方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让老百姓今后生活得更幸福，可能这也就是我生命中事业的价值。
议事厅：如果你不当书记，会选择什么职业？
张通荣：如果能让我去做一些研究的工作，去做为老百姓直接服务的工作我更愿意。比如说某个地方搞一点政策研究，哪一个地方去给老百姓开展一些生产指导、教育工作。因为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我愿意回到农村，那个时候就没有压力大到喘不过气的感觉。我的知识面有多少就跟别人讲多少，这种压力不大。但现在当县委书记就不行，有些矛盾不解决就不能停，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停不下来。
议事厅：跟全国其他的那些书记比起来，你会不会觉得承受得太多了？
张通荣：至少是心里面压力挺大的，很多人都不会看到我把负面的状态传递出来，因为我不愿意把自己的压力传给别人。说老实话，如果组织觉得事业的需要，我也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想看到新汶川建设成功的样子。
物质重建向前推进二三十年 小地震学校里不用跑
议事厅：汶川的重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张通荣：我们整个物质重建这一块，在国家跟对口援建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汶川的发展水平其实远远往前推了二三十年。我们以前的学校就是按照七度设防（抗震设防烈度），现在绝大多数学校是按八度跟九度设防，如果今后汶川再有一些小的地震发生的时候，孩子们都不用跑。
议事厅：地震前汶川在整个阿坝州的发展水平如何？
张通荣：那时候整个阿坝的重工业基本布局在汶川，整个工业增加值占到全州（阿坝州）70%到80%，地震后下降到30%多，那个时候我们的GDP最高已经占到（阿坝州）30%，挺高的了。以前水磨、映秀、漩口这些区域都是进行工业经济布局，但是原来都是做高载能工业区，它的背后有三个字——高污染。那时候很多人获取高收入，但老百姓生活环境的污染改变不了，他们的健康状况没法保障。地震以后这个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有污染的工业已经关闭了，没有污染、发展比较好，由于汶川的土地面积有限，一部分转移到了理县跟茂县，还有一部分转移到了飞地区域（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这个方面汶川是经历了阵痛的，经历了短暂的经济衰退期，这也是我们当初面临的很大的困难。
议事厅：2008年你是汶川常务副县长，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10年前的那场地震汶川会发展什么样？
张通荣：想过。我们可能会在阿坝州这个地方作为经济发展前沿阵地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往前冲往前走。
议事厅：之前有消息称，在灾后重建方面，国家、社会各界的援助减缓，这对汶川的产业有没有影响？
张通荣：还是有些影响，比如（在国家和对口援建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我们的投资总规模在灾后重建最高位时，一年的投资可以达到上百亿，现在已经下降了到一年只有30个亿，有直接的影响。虽然灾后重建援助减缓了，但是其他的支持还是有的，比如少数民族、脱贫攻坚帮扶还是有的。
重建时走过弯路 老百姓过度依赖政府
议事厅：汶川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走过弯路吗？
张通荣：当初在灾后重建的过程当中，老百姓过度的依赖政府，实际上这是一个弯路。老百姓预期过高，矛盾很多，比如说把老百姓从大山上搬到其他地方，但是搬过去之后，那里老百姓的土地被占完，他们怎么办？像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走的弯路，只能从因地制宜、实际的角度出发，具体解决这些矛盾。
议事厅：汶川五月份要迎接脱贫国检，汶川的贫困跟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特点？和地震灾难有关系吗？
张通荣：这边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因病和因残致穷。我们原来地方病、慢病比较多。后来，因为大灾难，导致老百姓家里面很多亲戚都残疾，土地灭失的也比较严重，这样导致很多老百姓做产业的时候就没有土地。还有一部分是生活在环境极度困难、落后的地区。那边的土地资源很贫瘠，发展产业又不能急，这也是导致汶川贫困的一个原因。
议事厅：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有大批外部援助进来，那时候为什么没有能实现脱贫？
张通荣：灾后重建过程当中，不可能每家每户建房子的钱都由国家来兜底。当时我们把援助的资金平均下来，每一户大概有1万元，然后贷款大家有5万，其余不够的全部要靠老百姓自己去筹集资金。所以在这个过程，老百姓肯定要举债，10年里他们要不断去还债，当时贷了3亿多出去，到目前大概有3000万到4000万银行贷款没还完，但缺口越来越小了，现在90%已经还上了。
成功预警滑坡 但“不能轻易传播这些消息”
议事厅：前不久，也就是今年的4月8日，汶川龙溪乡发生山体滑坡，当时你们预警成功，30多户被安全撤离，为什么不把预警成功的消息传播出去，改变外界认为汶川不安全的刻板印象？
张通荣：不是通过一两句话就能够改变大家的担心的。地壳运动过程中本来有一个消融的过程，不是说一个地方发生大地震以后，就会经常性的发生大地震，很多人就没有这个知识概念，就会怀疑问到汶川来是否安全，我可以说，汶川很安全。汶川的经济好不容易在国家跟社会各界的关心下刚站立起来，不要因为小的自然灾害，再加上人们心理上的盲从和从众，导致汶川的老百姓重新走入到经济萧条的场景，这也是我担忧的问题，我要对老百姓和区域发展负责，所以不能轻易地传播这些消息。
（这次山体滑坡）4月8号前一天下午就有人发现地质结构有变化，第二天一早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政府，我们第一时间做出了疏散措施，所以30多个房屋被掩没，但没有出现一起人员伤亡。
议事厅：现在汶川已经完全具备预警小的地质灾害的能力了吗？
张通荣：老百姓的群防群治已经形成常态，一旦地质结构发生变化，应急系统会第一时间给信号，他们就会获取到信息。其实汶川由于特殊的地质情况，有一些小型的滑坡是难免的。但有几个方面是外界可以完全放心的，那就是群防群治和预警系统、紧急转移还有成型的常态化管理方式、运行程序等。凡是交通主干道以及人群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进行了地质灾害大环境的评估，有隐患的道路、居民居住点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地灾治理，国家在这个方面给我们的投资，这十几年下来已经有二三十个亿了。
不能因为地震 就一直认为这里是灾区
议事厅：2008年的特大地震灾害是汶川摘不掉的标签，这个“标签”给汶川的发展会带来困扰吗？
张通荣：汶川的灾后重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就是灾后重建困扰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如何解决各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包括未来我们的路怎么选择，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在选择重建道路的时候，我们准备把新汶川定位为“康养圣地”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质疑，说发生地震的地方怎么能跟旅游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汶川以前受过灾，就把所有的思维停留在这里是灾区，老百姓心里走不出来（这种想法）。这是对灾区老百姓的一种情感和道德的绑架，绑架的结果只能是让我们放不开手脚，思维打不开。地震阴霾不可以永远笼罩着，让生者更幸福才是全中国人，包括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的愿望。
议事厅：今年4月9日汶川开展了关于推进全民感恩活动的启动仪式，这样的活动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张通荣：10年了，这些年全国人民给汶川的爱非常让人感动，我们得让这里的子子孙孙都铭记，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我们要尊重这样的历史。
议事厅：有种声音认为，这是在渲染地震悲伤情绪，对于经历过汶川地震的人来说，可能会伤害他们。
张通荣：汶川没有一点要去宣扬地震的情绪，这是一种成长的力量，地震只能成为我们的记忆，但是反过来，在地震以后，我们应该学会自立自强，这也是曾经所有帮助过我们的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如果因为我们的教育方式或者是文化传承力的方式出了问题，可能今后10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大家给予的帮助、全国人民传递给我们的爱心被渐渐淡忘，人们麻木了，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悲哀。汶川的人民在这个过程中，认知这场灾难，学会敬畏大自然，不是件坏事。
议事厅：你现在还有地震后遗症吗？
张通荣：每一次到了比较敏感的日子，不想起那些战士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毕竟是跟我们朝夕相处在一块，我们的很多战友他们也是为了当初去救援别人生命的过程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每每想起他们的时候我都不堪回首，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那个年龄，而我们依然健在的这些生者怎么去告慰他们，也确实是现在应该思考的问题。所以每次到了5.12的时候，我就会想起离开我们那些曾经为了这个土地，为了这边老百姓付出了的那些战友。
汶川的两个新名片：大健康和感恩
议事厅：汶川现在打造“新汶川“，“旧汶川”指什么？你心中的“新汶川”是什么样的？
张通荣：“旧汶川”就是带着大地震阴影的汶川。“新汶川”首先得有一个可持续支撑老百姓收入的产业体系，要有强产业。第二要能激发老百姓内在动力的这种强大的内生动力。老百姓不能觉得因为汶川是一个灾区，未来的发展都应该依靠国家、社会各界的帮助，这种思维是错误的。要让汶川的老百姓都开心地笑起来，生活得环境好起来。
议事厅：现在汶川的产业结构是怎样的？
张通荣：第一产业比例大概在八点几，绿色工业这块66%左右，第三产业接近30%。原来第三产业比例很低，但第三产业发展比重是决定了一个地方的进步程度，所以我们优化了经济结构，第三产业的比重由以前的百分之十几到接近30%。主要是旅游、物流、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这些。
议事厅：目前有没有探索出一条适合汶川的转型路？
张通荣：现在选择的转型道路就是康养的发展转型之路。实际上大健康不是大家所理解的狭隘的健康概念，我们提的大健康概念是整个经济布局，包括社会的治理、公共服务、经济发展模式，科学、理性改革。
现在已经取得一些实际效果，比如农业方面老百姓收入增加了。第二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块，服务业的发展带动水电工业，包括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全县的税收从2008年只有5000多万，到2017年达到了3亿多。康养经济的布局已经从当初经济格局重新洗牌的阵痛，到现在实现健康发展。
议事厅：那么现在，汶川想摆脱掉“地震灾区”这个标签吗？
张通荣：实际上汶川目前的名片不再是灾难名片，我们现在的名片有两个，大健康的发展和感恩。地震发生后我们有一个问题需要面对，就是汶川的灾后重建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最终我们选择走大健康路，健康的经济、环境、服务、文化，这五大体系已经实现了整个灾后重建。走康养经济的发展思路，比一直打灾难牌好得多，因为我们有了崭新的发展新的思路。
其次就是汶川的感恩。以前在汶川，大家以前对祖国的概念比较淡，但现在一说到地震的时候都会感恩祖国和全社会的兄弟姐妹，给了汶川第二次生命，给了汶川人民重生的力量。
（新浪新闻 《小康》杂志 邱慧）
浏览新浪新闻《议事厅》栏目的更多访谈文章，可扫下方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