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大行加速收编村镇银行的“村改支”模式，正成为化解区域金融风险的关键抓手，但其能否成为破局之策，需从风险控制、服务优化与结构转型等多维度审视。
一、改革背景与政策驱动
风险倒逼与政策引导
村镇银行因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长期面临治理缺陷与不良资产压力。央行数据显示，超7%的村镇银行被列为高风险机构（“红区”），部分区域如河南曾爆发系统性风险事件。
政策层面，2020年原银保监会发布村镇银行改革重组通知，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减量提质”方向，要求国有大行主导整合。
“村改支”成为主流路径
国有大行通过全资收购旗下村镇银行，将其改制为分支机构（“村改支”），注销原法人资格并承接全部资产负债。2025年国有大行累计完成10家村镇银行改制（如工行重庆璧山、农行厦门同安、交行浙江安吉案例），2025年全年超303家村镇银行退出市场，数量超此前三年总和。
央行回应河南村镇银行事件：99％的银行资产处在安全边界内
二、风险化解成效与机制
系统性风险防控能力提升
资本与风控优势：国有大行凭借资本实力（如财政部5000亿特别国债补充资本金）和统一风控体系，可快速剥离村镇银行历史不良资产。例如，农行整合延边农商行后，当地农户贷款不良率下降1.2个百分点。
储户权益保障：所有改制均要求承接方全面接续存贷款业务，储户无需操作（如山东6家村镇银行解散后存款自动转移）。
区域金融生态优化
高风险省份集中清理：吉林、内蒙古、山东、湖北等地退出机构数量最多（如内蒙古减46家、山东减34家），推动区域金融风险“动态清零”。
外资银行市场化退出补充：汇丰等外资行选择直接解散并转让业务，提供多元化风险处置路径。
三、挑战与争议
结构性隐忧
服务定位偏离风险：部分观点指出，大行收编后贷款审批权上收，可能削弱对小微企业和农户的灵活信贷支持，导致“资金抽离县域”。
历史包袱处置难题：被收编机构不良资产消化依赖主发起行能力，如部分村镇银行房地产相关坏账需长期化解。
治理与效率平衡
地方管理团队重构可能降低决策效率，吉林某农商行员工反映“贷款审批走总行系统致时效下降”；
部分机构存在“整而不合”现象，需强化公司治理融合与科技赋能。
四、未来趋势：从“减量”到“提质”
深化整合与结构重塑
2026年改革继续提速，开年不足半月已有65家村镇银行获批解散或合并，达上年同期10倍。监管推动形成“金字塔结构”：国有大行承担系统性风险、省级银行深耕区域、基层网点标准化服务。
服务能力升级关键
科技与定位差异化：改制后网点接入大行信息系统，提升涉农贷款投放效率；但需避免与大型银行同质化，坚守“支农支小”特色。
省级农信协同改革：浙江、河南等10余省推进“一省一策”农信改制，与村镇银行整合形成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
结论：国有大行收编村镇银行是当前化解区域金融风险的有效破局之策，但长期成功取决于能否平衡风险出清与服务升级，真正实现“减量”与“提质”并重。 (以上内容均由AI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