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IT时报记者 郝俊慧
编辑／ 孙妍
最近，一则“女孩被陌生人关在飞机厕所里立规矩”的视频上了热搜。发视频的是当事人，据其自述，因为这个“一岁多”的孩子在飞机起飞后一直哭闹，自己和另一个阿姨将孩子抱到厕所“立规矩”，并且“不让奶奶进厕所”，直到孩子不哭后才将她带出去，并自夸此举是“为了让大家好好休息”。
视频中，一个孩子在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奶奶”，而一个女人的手指出现在屏幕里，伴随着严厉的语气，“把嘴巴闭起来，别哭”“什么时候不哭，什么时候出去”“再有声音的话，就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们都不睬你”……
此后，吉祥航空发了一份情况说明通报，其中提及孩子被教育是“为避免打扰到其他旅客休息”，而且“祖母同意”“母亲表示理解”。
然而，与此事无关的大众不理解，为何一个还不太会完整表达自我的孩子哭闹成了“不可被原谅的罪”，不理解两名陌生人凭什么认为她们有权利“教育”别人家的孩子，不理解爷爷奶奶和妈妈为何要“理解”这种行为，不理解航空公司竟然没有一位司乘人员出来制止……
一位朋友问我，为什么身为旁观者的她都出离愤怒了，而孩子的母亲却选择了“理解”，我想了想，回了四个字：“怕被网暴”。
从小，我们便被反复教育，“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为何到了今天，“厌老”“厌童”反而成了“正确”的行为？
吉祥航空上演的这场“陌生人教育小女孩”事件中，机上所有人，包括司乘人员，都默许这种荒诞行为，背后正是长期以来网络上已经形成的对“熊孩子”“不负责任家长”的鄙视，以及勇于维护自我权利的道德高地，他们似乎刻意忽略了一个事实：人们反对的是拥有自控能力却不自觉的不文明行为，维护的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不是拥有权力人的权利。
更可悲的是，因为害怕被贴上标签，同意陌生人带走孩子的爷爷奶奶，以及这个懵懂的孩子，恰恰是最不懂也不会维护自己权利的人。
衡量一个社会是否体面，看它如何对待最弱势的群体。
这是一趟从贵阳到上海的飞机，孩子的父亲在上海工作，孩子的爷爷奶奶应该是贵州人。大胆猜测一下，坐飞机去上海对两位老人而言或许是少有的经历。那么，当他们被一个气势汹汹的阿姨指责“家里没规矩，肯定都是奶奶惯的”时，奶奶是否有勇气来反抗这样的指责？当陌生人从奶奶手里抱走孩子，把她关在厕所门外，而孩子在里面声嘶力竭地喊着奶奶时，她是否知道自己有权利找司乘人员提出抗议？
最无辜的是孩子。坐过飞机的人都知道，在飞机起降的过程中产生的气压变化，会引起耳膜刺痛，而这种影响对幼儿身体造成的影响甚至比成人还要明显。一个1岁多的孩子如何做到自我控制？即便在对噪音控制最严苛的德国，婴幼儿的哭声被认为是自然声，和风声一样不受法律限制。
然而，无论老人还是孩子，在这架飞机上，都被视为社会机器上的零件，弱者不再获得共情，他们必须要遵守“公共场合不得有噪音”这个所谓的理性认知。
这是一个个人意识高度觉醒的时代。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是人们开始对传统价值观“祛魅”，个体的自由、权利以及公共生活质量获得尊重，一些传统价值观被重新审视，“反对规训”成为独立思考的前提，这当然是令人欣喜的社会文明进步。
然而，正如韦伯所言，同样由于失去了统一的标准，在面对社会公共事件时，理性化倾向将社会政治秩序蜕变为“现代的铁笼”，人被“非人化”，共情变得更加困难，工具理性获得更多认同，价值理性却往往被污名化为“道德绑架”。
当全民进入数字社交时代，某种程度上，信息传播和分享行为成为一种自我身份和情绪的认同。频上热搜的“高铁教育熊孩子和家长”“地铁拒绝给老人让座”等事件中，事情起源和来龙去脉并不重要，短视频总是会将冲突最激烈的片段呈现给传播者，“不讲理的老人”“熊孩子”逐渐成为“社会公敌”。
正如詹姆斯·凯瑞 （James Carey） 在 《作为文化的传播》中提出的“传播仪式观”，传播不再是一种传递信息的行为，而是共同信念的表现。
于是，喧嚣的网络声音和情绪形成一种新的“规训”，让人们不自觉“沉默”并服从于这些“价值观”，同时，随着媒体渠道的多元化，互联网如同“放大器”，将这些刻板的“规训”映射于其他个体事件之上，从而形成了数字时代的信息失序和价值观紊乱。
所以，吉祥航空会在通报中说“飞行途中，该名儿童持续哭闹”“为避免打扰其他旅客休息”“两名旅客将儿童抱至洗手间教育”，更讽刺的是，在通报结尾，竟然加了这样一句，“将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必要的协助以确保良好的乘机体验”。
是的，他们确保了每位乘客的休息，尊重了两位带走孩子陌生人的举动，但唯独忘了，最需要帮助的是这个不舒服的孩子，她同样有权利要求吉祥航空确保自己有良好的乘机体验。
不要把所谓的理性凌驾于无力反抗的弱者身上，那是真正的“霸凌”。吉祥航空，你应该向这个孩子道歉。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以此共勉。
排版／ 季嘉颖
图片／ 吉祥航空 网络
来源／《IT时报》公众号vit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