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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飞单”、老客户净亏1100万,天津银行为何一审被判“零赔偿”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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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一则关于某银行上海闸北支行员工“飞单”的二审改判案曾经引起不小的关注。

记者查询这则案号为(2025)沪74民终1224号的民事二审案件看到,该银行理财经理叶某向客户吴某合计私售170万元的第三方理财产品,出现兑付问题,客户净亏超166万元。一审法院曾判定该银行承担客户实际损失10%的赔偿责任,但二审法院经重新审理后,改判银行“一分不赔”。

经记者查询、核对,彼时案涉银行为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二审法院主要判定理由是银行管理过错和客户损失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当时很多人可能以为只是个例,但现在属于同一家银行的第二份判例出现了。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一则案号为(2025)沪0106民初26927号的一审民事判决书,就还原了另一起因该理财经理“飞单”引起的银行与客户之间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与7月时不同的是,一审判定银行方面“零赔偿”。

两起案件涉及的是同一家银行、同一位理财经理

时间回到2016年10月,这则2026年11月2日公示的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显示,1950年出生的王某(原告)在某银行上海闸北支行(被告)开户。2016年至2023年间,她在该行购买银行自营理财产品的记录多达96次,是典型的“老客户”。2019年起,该支行理财经理叶某(第三人)开始接待她,双方逐渐熟络,聊天也从理财产品延伸到股票打新、债券利率乃至地产行情。

变故始于2022年11月。

从彼时开始到2023年11月,王某接受叶某的推介,购买了五款第三方财富公司的债权、应收账款类非标项目,基准收益率在8.1%至9.2%之间。

王某的投资本金全部通过某银行上海闸北支行柜面和网点自助机具划转,但收款方是外部第三方项目公司账户,一分钱没进这家银行;认购协议、风险揭示书、合格投资者文件都由王某本人签字,但整套签约依托叶某手机上的第三方财富App完成。这些理财产品资产方与销售渠道,最终均指向同一实控人的某财富平台。

2023年12月,王某购买的第三方理财产品全面停兑,当月17日,“某财富”平台在公众号发布“项目延迟”公告。2024年9月,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对“某财富”平台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立案侦查,多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法院根据被告方提供的流水记录,认定王某自2019年7月至2023年11月,共有56笔涉非某银行上海闸北支行自营或代销理财产品的交易记录,累计收益约193.58万元;就上述案涉5份产品,王某另获得结息兑付收益约30.30万元,本金亏损合计1100万元。

王某认为,自己年事已高,基于对银行的信任,本意是在银行购买正规理财产品,但是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欺骗下,从某银行上海闸北支行营业大厅购买了违规理财产品,该银行应当承担用人失察、内控薄弱、管理松懈等法律责任,因此将某银行上海闸北支行一纸诉讼告上法庭,要求该银行赔偿自己经济损失1100万元等。

记者通过企查查,根据一审法院披露的细节信息以及被告方地址,看到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即为王某起诉的被告;而通过案号核对,记者也注意到,今年7月吴某170万元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二审案中的上诉人(原审被告),亦为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

即,两起案件涉及的是同一家银行、同一位理财经理。

银行“做错了”≠银行“该赔钱”

王某的诉求听起来似乎有道理:“我在银行大厅买的,经办人是银行员工,银行用人失察、内控缺位,凭什么不赔?”

法院把这个问题拆成了两层,并一层一层否掉。

第一层,叶某销售“飞单”产品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这是法律责任认定上的一道门槛。

主审法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认定职务行为须同时符合四个标准:一是时间场所标准,即行为是否发生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二是职权标准,即工作人员是否根据法律或单位授权的权限实施行为;三是身份标准,即工作人员是否以单位工作人员的名义和身份实施行为;四是目标标准,即工作人员实施行为的目的是否为维护或增加工作单位的利益。

本案中,首先,案涉五笔交易转账均发生于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柜面或自助机具,并有转账凭证及监管部门查证的其中四笔交易时间的监控录像佐证,且叶某承认向王某推荐了“飞单”产品,故可以认定叶某的行为发生于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其次,根据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内部各项规章制度、理财产品认购流程等各项证据,无法证明叶某销售“飞单”产品是根据法律或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授权的权限所实施的行为。从监管部门对王某的答复以及王某与叶某的聊天记录中,均未见叶某告知王某案涉理财产品为天津银行理财产品,或者叶某以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的名义与身份销售“飞单”产品的证据。

再次,叶某销售“飞单”产品,显然不是出于维护或增加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利益的目的;且案涉资金均转账至案外人,未进入天津银行账户,无法认定天津银行因此受益。

基于此,法院认定,叶某向王某销售“飞单”产品并非履行职务行为。

第二层,王某是否构成本案中的“善意相对人”。

据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善意”,应当以一般理性人的标准进行判断。但是法院认为王某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善意相对人”,因为她有太多机会发现“不对劲”。

图/根据案号为(2025)沪0106民初26927号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事一审判决书相关庭审信息,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制表。

因此,法院认为,即便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存在过错,难言该行为与王某因购买案涉“飞单”产品遭受财产损失之间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截至11月17日,记者未查询到该案的二审开庭信息。

然而,天津银行虽然赢了官司也并不等于“一身清白”。

2026年5月29日(发布日期),天津金融监管局对天津银行开出一张90万元的罚单。违规事项中明确写着,该行存在“贷款‘三查’不尽职”“员工管理不到位及员工从事违法活动”“未按规定报送案件信息”等问题。

目前还未看到关于叶某的行政处罚结果,但是据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披露的部分信息,叶某本人在职期间曾向4户家庭5名客户私售“飞单”理财产品,累计获取报酬40余万元;2024年5月,叶某被留党察看一年;2024年6月,被解除劳动合同。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黄鑫宇

编辑 岳彩周

校对 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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