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COP31开幕不到一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10月21日发布的《2026年排放差距报告》给出了一个并不令人意外的判断：若延续现有政策，本世纪升温幅度可能达到2.8℃。1.5℃目标在科学上已近乎失守，全球气候治理的重心因此被推向一个更朴素，也更艰难的问题：已经作出的承诺，究竟能不能变成可测量、可融资、可交付的行动。
会前，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许小峰接受新京报零碳研究院专访表示，COP31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再增加多少新的承诺，而是已有的承诺、已有的指标、已有的技术，能不能在灾害发生前打通“最后一公里”，能不能在灾害风险形成之前有效介入源头、避免或减轻灾害。1.5℃目标已经很难守住，overshoot（超调）正在从模型变成现实；如果减排的力度追不上温度上升的速度，适应就必须被放到更实的位置；而适应要落地，气象观测、预报、预警和传播就必须从“能力”变成“效果”。
COP31将于11月9日至20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由土耳其主办大会并推动行动议程，澳大利亚担任谈判主席。这一联合主办结构本身就折射出全球气候治理的多元张力：土耳其希望以电气化、零废弃、绿色工业等“可聚集各方”的务实倡议打开局面，澳大利亚则被期待在正式谈判轨道上回应小岛屿国家对雄心和急迫性的诉求。两条路径能否相互支撑，而不是各说各话，将直接影响大会的实际产出。
当地时间2026年11月3日，土耳其安塔利亚省安塔利亚，安塔利亚展览中心正门。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1）将于2026年11月9日至20日在此举行。图/ic
“35 by 35”：电气化倡议的气候效益取决于电力从哪来
COP31主席国将“到2035年全球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提升至35%”作为旗舰倡议。国际能源署2026年9月的评估显示，充分利用现有成本竞争力技术，2035年这一比例可达到33%，距离目标并不遥远。问题不在终端设备的电气化速度，而在新增电力由什么来满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工业用电需求持续增长，如果增量部分仍由煤电和燃气填补，电气化就不会自动等同于减排。
生态环境部在COP31前的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提高电气化水平有助于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中国也正在积极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高终端用能电气化的水平也是我们的政策方向。我们建议主席国进一步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充分考虑各国的国情差异，寻求最大公约数，争取最广泛支持。
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副主任杨鹂告诉新京报零碳研究院，“十五五”时期，我国同时部署提高终端电气化水平、完善电网和储能、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因此如何推动电气化与电力清洁化协同发展，将能效提升和灵活性融入项目设计，统筹能效提升与电力系统灵活性建设，在实际减排的同时降低全社会的综合用能成本，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方向。
第二轮全球盘点启动：非二氧化碳气体和废弃物的治理缺口难以回避
COP31将正式启动《巴黎协定》下的第二次全球盘点（GST2），预计2028年结束。GST1已经明确呼吁加速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而《2026排放差距报告》进一步量化了缺口。
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高级项目总监、高级分析师陈美安告诉新京报零碳研究院，最新的《2026排放差距报告》中提到，非二温室气体排放尤其甲烷排放的增加与第一轮全球盘点目标相去甚远，考虑当前面临进入1.5℃气候过冲区间的风险以及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在短期内高升温效应，如何在第二轮GST中强化对非二温室气体减排要求是我们的关注重点。
现有甲烷治理高度依赖自愿倡议，在雄心、执行、透明度和问责上参差不齐，尚未在气候科学要求的规模上产生可验证的减排量。GST2能否把甲烷从“自愿承诺的堆叠”推向“可问责的实施”，是本届大会一个被低估的制度性看点。
陈美安分析，COP31主席国提出到2035年将全球废弃物产生量减半的目标，并将零废弃和相关甲烷减排纳入全球气候行动的重要议程。近年来，尽管很多地区已探索多种废弃物甲烷减排路径，包括推进垃圾分类、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以及引导消费端行为改变等，但相关资金支持仍然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实现全球甲烷倡议减排目标的资金需求。因此，如何通过多元化融资机制并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废弃物甲烷减排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方向。
地方实践与公正转型：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COP31行动议程强调“实施”。杨鹂表示，COP31强调加快气候行动实施，其电气化、绿色工业、韧性城市和循环经济等重点方向。我国目前正在推动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和产品碳足迹等制度安排，并部署零碳园区、建筑改造、货运电动化和循环经济等重点行动。地方转型是存在差异性的，如何通过因地制宜的政策组合，将国家目标落实为地方和部门行动，形成实际的减排成效，为各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NDC）提供参考，是COP31期间值得关注的内容。
另外，公正转型不能被留到转型发生之后再处理。杨鹂表示，公正转型需要兼顾区域发展、能源获取、社会保障和实施能力。围绕COP31对公正转型、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关注，如何将公正转型提前纳入转型规划与资金安排，针对受影响地区和群体的需求配置融资工具，加强技能培训、产业接续和地方能力建设，推动转型规划转化为兼顾减排、发展与公平的实际行动，是值得讨论的方向之一。
无论如何，我们都能看到，公正转型正在从原则宣示走向操作设计。COP31能否在这一领域形成可推广的方法论，将决定“兼顾减排、发展与公平”是停留在话语层面，还是进入预算和项目层面。
观察COP31的标尺：不是新承诺的数量，而是旧承诺的执行密度
许小峰认为，COP31功能定位是“承上启下”。在接受采访时，许小峰强调一个核心逻辑：1.5℃目标已经很难守住，overshoot（超调）正在从模型变成现实；如果减排的力度追不上温度上升的速度，适应就必须被放到更实的位置；而适应要落地，气象观测、预报、预警和传播就必须从“能力”变成“效果”。
安塔利亚大会不会缺少倡议、宣言和主题。12个主题日从能源与交通、零废弃到资金与贸易，议程密度本身反映了主席国“连接政策与实践”的意图。但在1.5℃窗口收窄、地缘政治挤压多边合作空间的背景下，衡量COP31价值的标尺应当从“产生了多少新承诺”转向“既有承诺获得了多少执行密度”。电气化倡议能否与清洁电力扩容形成闭环，GST2能否为甲烷和废弃物治理注入问责要素，气候资金能否从目标数字转化为可触及的融资渠道，公正转型能否进入转型规划的起始条件——这些问题的答案，比任何一份成果文件的篇幅都更能说明全球气候治理是否还在向前移动。
许小峰说，他期待的COP31，是在第二次全球盘点启动的时刻，在超调的现实面前，把预警、适应和减排连接成一条运转起来的链条。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研究员 陶野
编辑 陈莉
校对 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