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列数据的末尾数字全是5，两列数据之间精准相差0.3，还有的数据小数点后时而一位、时而两位……这种明显不是真实实验得出的数据，竟来自一篇“长江学者”团队的《自然》论文。
近期，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多位拥有“长江学者”“杰青”“院长”等头衔的学者，被公开实名举报涉嫌论文造假，所涉高校已启动调查程序，有的学者已被免职。引人深思的是，戳穿这层窗户纸的，不是同行评审，不是高校院所，而是一个做科普视频的博主。这种公开打假会否带来实质改变？科研诚信的底线又是如何失守的？
有些数据十分荒诞
今年4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某团队被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公开举报论文涉嫌造假。
“耿同学讲故事”表示，该团队2024年11月发表于国际顶刊《自然》的一篇论文中存在许多规律性的人为编造数据，编造手段之低级，甚至“没使用随机数生成器”。例如，一整列数据的末尾数字全是5，两列数据之间精准相差0.3，还有的数据小数点后时而一位、时而两位等。
小鼠的体重同样奇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实验室里给小鼠称过体重，小数点后两位的克数根本就称不准。”“耿同学讲故事”说，因为小鼠的活动会影响称重，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就可以了。而王某团队这篇论文中的196只小鼠，只有一只体重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其余全部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根据同济大学调查后的通报，受质疑论文存在学术不端等行为，论文第一作者金某某与学校高等研究院聘用关系被解除。王某未尽到通讯作者对论文数据真实性和可重复性等方面的应尽责任，被免去院长职务，并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
紧随其后，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某、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某某、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实验研究部副主任康某某、上海大学转化医学院院长苏某某也被公开举报论文涉嫌造假。相关高校已启动调查程序。
多位受访者表示，这次学术打假之所以备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所涉学者数量多、级别高、影响力大，拥有“长江学者”“杰青”“院长”等头衔，得到过各类项目经费支持；另一方面，则是被曝光的数据编造手段实在粗糙，即使是不懂科研的人也会觉得荒诞。
学术造假利益大而约束小
科研是一个高度依赖诚信和自律的体系。有受访者直言，此次被曝光的造假套路，不过是表象。真正值得追问的是：那些并不隐蔽的疑点，为何会等到圈外人士推动才被发现？
首先是挂名的风气。受访科研人员说，“长江学者”“杰青”等头衔往往伴随行政职务的跃升，不少人的精力转向行政管理，投入一线科研的时间锐减。但为了维持头衔，甚至进一步往上走，他们会选择摘取团队成员的科研成果。
一位近期发表了顶刊论文的研究人员坦言，越是“大咖”，越容易对论文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失察失管，“他们太忙了，甚至连手下做的是什么都不一定清楚”。
其次，高校院所是否会对论文进行审查？一位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以自身经历举例，科研处多数情况下只承担“备查”职能，而非实质性审查。“课题组整理好论文相关数据交到科研处备查，学术诚信主要依赖课题组自律。”他说，与此同时，论文数量庞大、涉及专业广泛，靠科研处全部审查也并不现实。
其三，评价导向“多多益善”，失信成本有待提升。“很多高校院所没有主动查处学术不端的动力。”多位受访人士指出，顶刊论文等数量指标，是个人申请“帽子”和待遇所需的业绩，也是高校院所学科评估和各类排名的重要参考。当鼓励产出成为硬任务，质量把关却靠软约束，学术诚信的防线便形同虚设。
此外，一位长期与期刊合作的数据平台负责人表示，一些期刊编辑存在被公关、专业审查能力不足等问题，期刊层面的隐忧也不容忽视。
系统推进诚信建设
在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的近十位受访者看来，虽然此次学术打假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种个案式纠错难以持续。只有从制度层面系统性推进，才能提升科研诚信水平。
近年来，《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研诚信建设和学术不端治理的指导意见》《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实施细则》等文件相继出台，明确加强诚信建设、强化学术不端问题治理，构建健康的学术生态。
受访者呼吁，进一步落实相关政策，压实高校院所的学术不端行为预防与处理主体责任，对学术不端零容忍、快处置。
“其他高校还未公布调查结果，这次同济大学的调查速度和处置力度，希望能对其他高校形成示范。”北京一位学者说。
同时，加强科研数据管理，探索利用技术手段支持科研诚信管理，提升管理部门和期刊编辑评判数据质量的能力。一些职业学术打假人会使用专门的软件检测论文，将原本高度依赖专业经验的学术不端查验，变成公开、高效的技术流程。
上海一位教授表示，在审稿环节，人工智能目前虽只能承担初步筛查工作，但是有望通过不断训练，提升对大规模科学数据的评估与鉴别能力，发现审稿人难以察觉的漏洞。
更关键的是改变评价体系导向，回归科学价值本身。受访者建议，引导高校院所从发论文、发顶刊的“数字竞赛”转向营造潜心育人和科研的土壤。科研人员评估应着重看其在立德树人、原始创新、产业赋能以及对国家战略的实际贡献。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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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学术打假博主“耿同学”：举报不是为了赚钱，已与MCN机构提出解约，目前唯一稳定收入来源为广告（每日经济新闻）
5月6日，同济大学一纸调查通报震动学界，该校王平教授团队发表于《Nature》的论文被确认存在学术不端，通讯作者王平被免去院长职务、降级、取消项目申报资格24个月，第一作者被解除聘用关系。这被认为创下了国内高校对顶刊学术不端事件的最严厉处置纪录。
推动这场风暴的，是一名自称“退学博士”网名为“耿同学”的学术打假博主。在过去一个月里，耿同学还接连举报了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学者存在学术造假行为，引发学界震动。
近日，耿同学再次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采访，对外界关于其“打假者身份”“签约MCN”“靠流量挣钱”等质疑做出回应。他说：“如果按曹德旺的标准，假论文根本走不到应用那一步。”
谈打假动机：纯粹出于对学术圈造假行为反对，并不是为了赚钱
2026年4月上旬，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视频，逐条分析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在《Nature》发表的论文数据异常——“第三列与第四列数据完美相差0.3”“第五列末尾数字几乎全是5”，这些真实的生物学实验中几乎不可能出现的规律性巧合，指向了一个判断：数据是编的。
不到一个月，同济大学一纸通报震动学界，也把耿同学推到聚光灯下，受到空前关注。
以音视频平台哔哩哔哩为例，耿同学近期发布的学术打假视频普遍有50万以上的播放量。截至5月22日，“耿同学讲故事”的抖音账号粉丝量已接近180万。
伴随着关注度持续攀升，有不少人为他的行为点赞，“学术打假第一人”“学术界监督者”等称谓随之而来。对于这些变化，耿同学近日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坦言，舆论影响在意料之中，但舆论规模与传播烈度超出预期。他没有将自身行为赋予过高道德意义，也“没有额外动机，纯粹出于对学术圈造假行为反对，不刻意解释，也不迎合外界想象”。
另一边，针对耿同学本人的质疑声也渐起。有人说他蹭热度，只盯着知名学者骂。有人质疑他的动机，认为他在打压国内学术圈。有人说他很早就签了MCN，这么做是为了赚钱。
“这完全是造谣，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我从未发表过此类表述，与本人无关。”耿同学说，具备基本理性判断的公众不会采信，其所有打假行为均为自发驱动。
他还提到，他不会因舆论压力放弃监督立场，不人身攻击、不恶意揣测、不联系被举报当事人，保持个体监督的独立性与边界感。
值得一提的是，耿同学自称目前面临的最直接阻力来自家庭，家人明确反对其持续高调开展学术打假，也是他未来调整打假节奏的重要考量。除此之外，在证据获取、举报渠道、被举报方直接施压等环节，他还并未遇到显著障碍。
谈收入来源：目前唯一稳定收入来源为广告
说完动机，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当民间学术打假逐渐从个人兴趣转化为持续性的公共监督行为，其所需投入的时间、专业能力与机会成本，应当由谁来承担？
“论文纠错一定靠的是读者，我国近些年每年SCI发文量超过70万，例如2023年72万篇，科研管理部门或者杂志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根本查不过来。”耿同学说，他以国外为例，指出民间打假在欧美已是常态，举报哈佛大学医学院造假的英国人肖尔托大卫（Sholto David，英国籍分子生物学家），最终获得了税后超百万美元的奖励。“国内不一样，我曝光一篇论文，一分钱都不会给我，只会给我一个口头感谢，动力肯定不足。”
与此对应，外界特别关注耿同学“签约MCN机构”的事情。这个词条不仅上了热搜，还在微博热搜榜的第9位挂榜快2个小时，互动量达到1.5万。很多人骂耿同学一火就签MCN准备圈钱。
耿同学对记者说道，自己和MCN在2025年4月就完成签约，合作周期已超过一年。双方协议仅为广告挂靠，MCN机构不参与内容选题、创作、审核与发布，不干预打假方向、表达尺度与价值判断。而且，MCN人员不具备学术打假所需的专业能力，不可能介入专业内容生产，内容主导权完全由本人掌握。
此次事件后，相关合作已进入重新评估阶段。“我已经正式提出解约，对方也同意了，我希望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争议和麻烦，保持内容的纯粹性。”耿同学表示，商业合作的底线是不影响内容独立性、不改变打假标准、不妥协于利益关联方。流量变现是其维持运营的现实支撑，而不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
对于他来说，广告还是要接的，这是目前唯一稳定收入来源。他以个体运营模式说明：无团队、无工作室，仅由助理协助对接商业事务，视频策划、拍摄、剪辑、数据分析均由本人独立完成。
谈监督对象：有头衔学者的研究应接受更严格的监督
作为一位学术打假博主，耿同学有一套自己的验证标准。他对记者表示，最初“打假”同济大学王平教授团队论文数据，“我看了里边的数据，觉得非常离谱”。他下载了论文的全部补充数据逐一核查，“越找问题越多，数据量比较大的表格几乎都有问题”。
同济大学对论文造假采取零容忍态度，直接解聘论文第一作者，成为国内高校应对顶刊论文造假的标志性案例。耿同学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榜样作用。”
不过，在与记者交流过程中，耿同学也提到，截至目前，被举报的几所985高校方面尚无主动与其联系沟通的情况，同时也坦言不希望高校直接接触，以保持监督独立性与公正性，“我不让他们联系”。
在打假对象选择上，耿同学采取了相对明确的分层策略。他表示，不同层级的论文造假者，其利益诉求和外部危害并不相同。高层次人才、重点课题组、杰青、长江等有头衔学者，应当接受更严格的监督。原因在于，这类人群掌握更多科研经费，占据更多学术资源，具备学术话语权。他直言：“一些比较厉害的课题组，他们造出来的造假论文也比较厉害，这样的学生会继续留在大学里当老师，他们就把这种坏风气延续下去了，所以危害会更大、浪费的国家资金也更多。”
谈造假原因：“唯论文、非升即走”是论文造假的重要诱因
耿同学也在反思学术造假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他指出，高校与科研机构将论文数量、期刊层级、影响因子作为核心评价指标，迫使科研人员以论文为核心目标，而非真实科研产出与应用转化。
此外，从经济效益来看，科研经费投入与产出效率不匹配、成果转化权重偏低，也客观上助推了学术造假。耿同学向记者举例称，去年福耀科技大学在进行年度科技总结时，有人曾将发表论文数量作为成果进行汇总，但曹德旺董事长看到后，直接将相关内容删去。“他不要论文，他要成果。他不在乎发了多少篇论文，更关心真正有什么技术能够应用到市场。”耿同学说。
耿同学认为，这恰恰能够反映当前部分学术评价体系的偏差。一些论文即便没有明确应用场景，甚至存在造假问题，仍可能因发表在高影响力期刊上而受到学校或相关机构推崇。但如果从技术转化和市场应用角度评价，一篇虚假的论文很难经得起后续验证、落地和进一步推广。
因此，在耿同学看来，未来学术评价改革的重要方向，是提高成果转化、实际应用和真实创新的权重，适度降低纸面论文在评价体系中的地位。耿同学称，个体无法彻底改变学术圈，但可以带来短期震慑，打破沉默状态。当学术不端成本高于收益，评价体系回归科研本质，监督力量多元化后中国学术生态才有望更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