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找“梅姨”这件事上，申军良的执拗程度，和要找到被拐儿子申聪一样。
他找孩子用了15年，找“梅姨”用了10年，如果“梅姨”没有落网，他还将继续找下去。
在2017年11月的庭审中，申军良从抢走申聪的人贩子张维平口中第一次听到“梅姨”的名字。之后，他拿着广州警方绘制的画像，到河源市紫金县寻找“梅姨”。在这之前，申军良已经找了张维平口中的这个“本地阿婆”一年多。
没有找到孩子时，他的执拗是可以理解的，“梅姨”是贩卖孩子链条中的关键一环，找到“梅姨”，才能找到孩子。但在2020年3月申聪回家之后，他依旧没有放弃寻找“梅姨”。
“梅姨”是谁，她长什么样子，她还有多少个像张维平一样的上线，她究竟拐卖了多少个孩子，申军良疑惑，更不甘心。
2026年3月21日，广州警方通报“梅姨”落网，申军良父子接到增城警方告知消息的电话，在电话里，增城警方需要申聪补充一些材料，父子俩一商量，决定亲自到广州面见专案组。
3月22日，再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申军良想起那些年，他像蚂蚁一样，在一条条街、一道道路上找孩子时，“梅姨”像横亘在他前面的大山，经过漫长的跋涉，现在，这座山终于要被移走了。
“梅姨”落网后，申军良和儿子申聪一起到广东与专案组见面。新京报记者 赵敏 摄
重返增城，当年的寻子路依旧熟悉
申军良一米六多一点的个子，瘦瘦的，因为常年走在路上，他脸上的皮肤已经被晒成了深褐色，49岁，背已经微弓，头发全白。为了不那么显老，他把头发染成黑色。
即使这么多年被采访过很多次，但被围在媒体镜头中，走在广州增城的大街上时，申军良还是略显局促。他走进之前常吃的一家沙县小吃，要了一碗炒米粉，转头问人群外的儿子申聪要吃什么。
炒米粉是他在增城时最常吃的晚饭，十年前还是一碗7块钱，它不像汤粉，带着汤，他这个北方人觉得稀，吃不饱，炒粉的油脂、盐分、碳水，能让他有足够的饱腹感。
找孩子时，为了省钱，他一天只吃两顿，早饭和晚饭，因为午饭价格更贵。
小吃店老板娘还记得他，知道他是找孩子的，面对镜头和媒体的追问，她摆摆手避开。申军良为这么多人涌入小店过意不去。
以前，无论去哪家饭店吃饭，他都会把厚厚的还没有发完的寻人启事装在袋子里，不让别人看出他是找孩子的，“人家要是知道了，你说要钱还是不要”。
他不想别人同情他，这种滋味不好受，尽管那时候，他已经过得艰难。
与沙县小吃店隔着一个路口的一条街中间，招牌挨着招牌，其中一家旅馆，是他之前常住的地方。最小的房间15元，房间很小，没有卫生间，只有一张床，没有窗户，洗了衣服晾在洗脸池上面，衣服一股霉味，总是不干。
申军良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这是15年一步步走出来的。离宾馆不远有一所小学，他以前天天在那里发传单。最长的时间，他在增城待了一年零三个月。
2003年到2005年间，贵州人张维平在广州、惠州等地拐卖9个孩子，通过“梅姨”，交易给买家。2016年，张维平落网，供述将当时尚不满周岁的申聪抢走后，电话联系“梅姨”，将申聪带到十车队的斜坡上。
这个斜坡在增城区鸡公山东路，斜坡上一个三岔路口，车来车往，当年申聪就是在这里被交到“梅姨”手中。
路口的磨米店夫妇知道申军良，“他以前来过”。往上走，再上一个斜坡，何屋村的民居依山而建，相互之间隔着一米多的甬道，摩托车穿行其间。张维平称，“梅姨”曾经住在这里过。
广州增城，2005年的十车队路口的斜坡就在这里，当年张维平在此与“梅姨”会合，将抢来的孩子卖往紫金县。 新京报记者 赵敏 摄
其实张维平最开始的供述里，“梅姨”没有称呼，他只说是增城区一个本地阿婆，年龄五六十岁。申军良找她找了一年零三个月，见到这么大年纪的就用手机拍下来，发给专案组。直到2017年，张维平才吐出“梅姨”这个名字。
这里住了几百户人家，申军良曾把寻人启事贴每一道墙，也曾敲开每一家的门去询问“‘梅姨’有没有在这里住过，认不认识”。
迎面走来一位79岁的阿婆和丈夫，老两口早已不认识申军良，但申军良认识他们，他曾去过他们家，知道他们家在哪里。
但时至今日，申军良还是不知道“梅姨”当初住在这里的哪一家。
如同9年前一样，他在这里收到的依旧是陌生、打量、好奇、疑问的目光。
在张维平对他拐卖9个孩子经过的供述里，2003年到2005年，他将4个男孩拐走后，都是带到十车队和“梅姨”会合。
这是一个开放又隐蔽的地方。小巷子四通八达，每家的房前屋后都是相通的路，走在路上，肩膀旁就是一楼人家的窗户，屋里的炒菜声、电视机播放电视剧的声音，以及说话的声音，外面的人都可以清楚地听到。
藏一个人也很容易，租住在这里的外来人口多，人员复杂，每一栋独立房屋都是三、四层，一层有三到四个房间，这些房间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拐过一个屋角，人就消失不见。
2017年，申军良拿着画像来寻找之时，距离“梅姨”出现在这已经过去十多年。面对一个模糊不清的面目，有的人直言认不出，有的人把她和在菜市场买菜的人关联起来，有人把她认成是捡垃圾的女人。
所有的都不确认，唯一能知道的是，2003年到2005年，在十车队的斜坡上，“梅姨”和张维平会合后，抱着孩子走路到两百米外的增城客运站，坐大巴车前往近两百公里外的河源市紫金县。
3月22日，申聪（左）和申军良（右）重回广州增城鸡公山附近。 新京报记者 赵敏 摄
跪求老人提供“梅姨”线索
张维平拐卖的9个孩子中，8个被“梅姨”卖到紫金县。
“梅姨”是谁？最关心这个问题的，莫过于申军良和广州增城警方，从2017年知道她的存在，到2025年年底，他们一直在追踪“梅姨”。
去紫金县找，还是像在增城一样，茫茫人海，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跑，一个人一个人问，到处贴寻人启事。
人贩子张维平、周容平落网之前，申军良的寻人启事上只有孩子的照片和名字。2017年，广州警方根据张维平的供述，公示了一张“梅姨”的画像，申军良就在寻人启事上加上“梅姨”的照片，他要找孩子，找“梅姨”。
后来申军良得知，“梅姨”曾在紫金县水墩镇的黄砂村出没，在一个老汉家里，她断断续续住过两三年时间。有一次天晚了，张维平把“梅姨”送到村里后离开。
老汉六十多岁，说着他听不懂的客家话，对他的到来不欢迎，也不客气，很多时候，看到他来，骑上摩托车就走。
申军良说尽好话，实在没办法，给老汉跪下，希望他能说出一些“梅姨”的信息。
终于有一天，在央视记者的陪同下，在村委会和当地派出所的见证下，老汉告诉他，那个女人叫“阿梅”，但他也不知道“阿梅”真实姓名，也从没见过她的身份证件。两人搭伙过日子一样，“阿梅”住上几天就走，来的时候，偶尔会带不同的孩子来，问起来就说是弟弟家的。得知“阿梅”和“梅姨”有联系后，人们反应过来，这里是“阿梅”的一个落脚点。
但这些依旧只是模糊的信息，八个月的时间里，申军良在黄砂村一筹莫展，这个被群山环绕的小山村，只有他这个外来人，语言不通，没有人愿意搭理。
申军良当年四处张贴的寻子启事。受访者供图
小村里愿意和他说话的人不多，问得多了，人家跟他说，你这画像不太像。申军良和广州警方请来了山东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画出了第二张“梅姨”的画像。
村里有人记得“阿梅”，她曾经用过潘冬梅的名字，有人叫她“潘妈”，五六十岁的年纪，一米五左右的个头，爱给人说媒，喜欢和别人说话，爱打扮，穿着鲜艳的衣服下地干活。
“阿梅”圆脸，鼻头大，鼻翼宽，两只鼻孔朝天，三角眼。林宇辉画的画像拿给张维平辨认，张维平觉得不像，但在紫金村，有人说这个画像“画得太像了”。
每次当中间人，“梅姨”都会从张维平那里拿到1000元。但在去年，申军良才知道，孩子的养父母最初买孩子的价格是18000元，但最终到张维平手中只有13000元。
2020年，申军良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梅姨”。那年，他已经在村子里待了八个月，老汉的邻居看不过去，说“你不要找了，我知道‘梅姨’在哪里”，他提供了人在隔壁县的线索，申军良马上动身，找到人，拍下照片，发给专案组。为了防止人逃跑，他带着志愿者，一边盯着老汉，一边盯着这个疑似者，“前前后后搞了二十多天”。
专案组提审张维平辨认，张维平说不是；申军良不信，缠着专案组查这个人的活动轨迹，最终没有发现她去过增城。确认不是的那一刻，申军良失落到了极点。
断断续续，申军良在紫金县找到一百多个被拐卖的孩子，但都不是自己的孩子。
他不知道的是，申军良的寻人启事曾贴到过申聪的村庄。
在上学的必经之路上，在打篮球的球场旁边，申聪曾停下来，看那张印着一个不满1岁孩子的照片。上初中的少年不会去想，自己是不是照片上那个人，他只关注到10万的悬赏金额，同学还和他打趣，“要是谁找到拿到这10万，就发达了”。
申军良也曾几乎想要放弃过。
2017年年底，回家过年，打开冰箱一看，几根已经不知买了多少天、已经软掉的菠菜，两个坏掉的西红柿，孤零零躺在冰箱里。马上过年了，二儿子、三儿子都还没新衣服。在老家种地的父亲拿来一千块给他，让他好把这个年过去。
他买了一棵白菜，两斤多猪肉，包了过年吃的饺子。他想着“要不就不找了，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但没多久，正月初六，他手机上收到别人提供的孩子线索，就又出发了，买一张硬座，坐将近24个小时，一路南下，到广州。
年轻时的申军良。受访者供图
“找不到，我怎会甘心”
广州是什么样的？找到孩子之前，申军良没有好好感受过，榕树、木棉花，四季常青的马路边，蓝天，白云，江边吹来风，在一个焦虑的、悲伤的、失去孩子的父亲眼中，没有风景可言。
他的世界里，只有找到孩子、找到“梅姨”这个念头。
申军良记得，他当时唯一的感受是，广州的天灰蒙蒙的，老是下雨。下雨，路边和桥洞就睡不了，贴寻人启事也不方便，心事千斤重，怎么办？去哪里找孩子？
珠海、深圳、东莞和广州，有线索的地方都去跑一遍。一次，张维平供述，他曾在十车队的斜坡那里，听到“梅姨”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告知她家里有事，让她赶紧回家一趟，之后，“梅姨”买了一张去往韶关新丰的车票。
申军良不知道那里是她的家，还是她的娘家，寻人启事一张张贴过去，还是找不到人。
2016年左右，随着张维平落网，媒体的报道多了起来，申军良记得每一位曾帮他找孩子的记者。3月23日这天，一位广州本地媒体的记者来采访申军良，她曾在2017年报道他的寻子历程。申军良看着她再次出现，迎了上去，“你来了”，临走时，他特地上前和这个记者告别。
这么多年，他有足够的应对媒体提问的经验，寻找孩子和“梅姨”的经历被他一遍遍讲述。
很多人都会问他一个问题，“梅姨”是否存在。每次听到这个问题，申军良都会挺起上身，身体前倾，半举起手臂，蓄足一口气，停顿一下后，提高音量，坚定地说“‘梅姨’一定是真实存在的”。
张维平的供述，能和老汉的说法对上，他实地跑过“梅姨”出没的地方，接触过那些和“梅姨”打过交道的人，有着自己的感受。因此，在申聪之后，被张维平拐卖的6个孩子被找回来时，他都会提醒所有人“人贩子‘梅姨’还没有抓到”。
2020年，找到申聪之后，申军良还是往广州跑，寻找“梅姨”的线索。申聪感觉到，父亲还是有一个心结没有打开，他主动提出，要陪父亲一起找“梅姨”。
他跟着父亲，再次回到广州。
3月23日，申军良（左）和申聪（右）在广州增城街头。 受访者供图
广州，这是个曾经给过申军良梦想的城市。
2005年，28岁的申军良野心勃勃，是广州增城一家电子玩具厂里最年轻的经理，别人收入几百元时，他的底薪就有5000元，他在江龙大道刚建起的一栋新的七层楼里，租了一间房子，一家三口住在这里。503房间，干净、漂亮，每次下班上楼时，他的皮鞋伴随着轻快的步伐，发出哒哒的声音，听到声音的申聪知道是父亲回来了，会拥着学步车往前挪动，张着手臂让爸爸抱，那是属于父亲申军良的幸福生活。
命运的转向发生在孩子被抢走的那一天，住在斜对面的308房间的男人，伙同老乡绑起妻子，抢走了申聪。
从此，申军良的生活里只有找孩子这一件事。2020年孩子找到时，倏忽间，他已是43岁的中年人。
妻子生病，变卖家产，欠下五六十万外债，一家人过着困窘的生活，他因为常年在外走路太多，膝盖已经被磨坏，坐一会儿就得换个姿势，站起或者蹲下。
更多的是对他心气的磨灭。找孩子时，除了每天问别人，“你见过这个孩子吗？你见过这个女的吗？见到这个孩子联系我”，除了说谢谢，他失去了和外界打交道的能力，“像和这个社会脱节了。”
15年后，申军良再遇到他的朋友，也是他曾经的下属，人家已经千万身家，回看自己，说家徒四壁也不为过。甚至找到儿子后，他都不好意思把孩子带回家，把孩子安排在亲戚家兜兜转转住了半个月之后，他才带儿子踏进那个租住的毛坯房，房子里连张沙发也没有。
他错过了人生打拼的黄金15年，也错过了那个经济快速发展、遍地是机会的时代，现在，再回到社会，他有种被抛下的感觉。
但申军良靠着那股执拗，一直坚持着。
9个被拐孩子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中一个男孩的父亲跳火车自杀，“家破人亡、倾家荡产、支离破碎”，他用这三个词形容被拐孩子的家庭。“所以你说，‘梅姨’没找到，我怎么能甘心。”
申聪被抢走时，申军良一家住的305室（右侧第一间）。 新京报记者 赵敏 摄
如今，把申军良20岁左右的照片拿出来再看，会看到，23岁的孩子，已经有了和他一样的面庞。回家后的申聪懂事、勤劳，很快融入大家庭中，他对父亲说，“没事，有人就有希望。”
2025年，申军良来了4趟广州，上一次他回来，还是去年的下半年，那次，申聪拿到了找到“梅姨”的关键线索，提交给专案组。
3月23日，曾经的被拐儿童叶锐聪的妈妈邓惠东来到广州，与申军良见面，她想让申军良把一些信息带给专案组：2022年，为了找儿子，曾去过老汉家里，邓惠东是河源人，和老汉可以用客家话交流，老汉告诉她，“阿梅”曾带过三个女孩回到他的家里。
但张维平供述的拐卖的9个孩子，全部是男孩，邓惠东将这个消息告诉申军良。申军良也记得，老汉提过，“阿梅”曾带过一个女孩子回家。他很想找到后问问她，那个女孩到底是不是也是被她拐卖的，到底还有多少个孩子经她的手被贩卖，以及她的上面还有多少个“张维平”。
找一个人这么多年，申军良没有任何确切的信息，只有一个带着引号的称呼，他很多次梦见同一个场景：他追着一个穿红色衣服的、一米五左右短发、个头不高的女人跑。那个女人就是“梅姨”，但他始终没有看到她的正脸。
“梅姨”落网之后，他再回到广州，除了想要解答所有的疑问，也和15年寻子路做一个彻底的告别。
3月23日，申军良父子在增城分局刑侦大队面见了专案组民警，在同一个地方的增城区看守所，“梅姨”就关押在那里。
由于案件正在侦办中，申军良能获知和对外公布的有限，但他确认了，他在紫金县寻找的“阿梅”就是“梅姨”，那是他最接近“梅姨”的时刻。而申聪拿到的线索成为找到“梅姨”的关键证据，他帮助自己的父亲，解开了那个心结。
新京报记者 赵敏 左琳 实习生 邓子铭 尹诗琪
编辑 甘浩
校对 杨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