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应尽快积极、理性地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要聚焦高龄农民
澎湃新闻
“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如何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完成这一目标?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20元。调整后,我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到163元。此前的2024年、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分别提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20元。
据悉,我国约有1.8亿人在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其中农民占比超过七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表示,以农民为主体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偏低,根本无法保障高龄农民的基本生活,既与其对国家发展曾经做出的巨大历史性贡献不相匹配,亦不利于激励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灵活就业群体参加职工保险,这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和民生发展的短板。他呼吁,应尽快积极、理性地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
郑功成表示,2009年开始试点的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采取的是“福利+保险”模式,即60岁及以上老年居民的养老金待遇包括完全由政府负责的基础养老金(福利性)和个人缴费(政府有限补贴)形成的个人养老金(保险)两个部分。
从数据看,人月均基础养老金先是从2009年的55元逐步增长到2023年的103元,2024年起加快增长步伐,至今年,连续三年每年增长幅度在20元。
郑功成近四十年一直专事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研究,养老金是其关注的重点之一。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2009年到2023年的14年间,人月均基础养老金增长48元,而同时期的城镇职工养老金年年增长,虽然当前居民养老金调整步伐在加快、调整幅度在提升,但最低基础养老金到2026年亦仅163元,即使加上个人缴费形成的养老金部分,也只有200多元,仍然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城乡之间的现实差距过大,应当尽快逐步缩小,七八十岁的农村老人还必须下地劳作才能保障基本生活的现象应当尽快成为历史。”
郑功成还告诉记者,调研发现,越是年老的农民,其养老金越低。因为他们没有个人缴费形成的养老金,只能领取政府供款的基础养老金,加之城镇居民的养老金普遍高于农村居民的养老金,不能以城乡居民养老金的平均数忽视农村老农民领取养老金低的事实。“对为新中国做出历史贡献的老一代农民的历史性补偿不能再等待,因为这批人年龄很高,应该尽快让他们更合理地分享到国家发展成果。”
郑功成建议,尽快积极、理性地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特别是通过尽快大幅度提高高龄农民基础养老金水平来改变现状。
他特别指出,养老金制度是刚性发展的,要用理性、专业的态度看待养老金增长问题,“一刀切”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既不具有现实性,又不具有公正性。
因此,郑功成认为,要明确分年龄段采取不同举措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的政策取向。在普遍提升居民养老金水平的条件下,对于高龄农民唯有加大提升基础养老金水平的路径,即通过福利性养老金增长才能解决其养老金偏低的问题,并对其历史贡献进行必要且合理的补偿;对于中青年农民则宜通过提高政府补贴参保、集体经济分担缴费责任等途径,来促使其通过个人参保缴费实现养老金水平提升。“老农民只能走福利性养老金增长之道,中青年则应当步入淡化福利色彩、强化社会保险成分之路。”
他特别强调,要聚焦高龄农民,明确政策实施重点范围,具体而言,可以将农村承包责任制推行前出过农村义务工的老年农民纳入覆盖范围,以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可以70岁为基准,在普遍提升基础养老金的基础上,额外增发历史贡献养老金,年龄愈大补偿愈多,对于80岁以上的老者更应当大幅度提高基础养老金。建议全国统一政策,国家通过增加专项财政预算或国有资产划拨负责供款。此后随着享受待遇的高龄老人减少每年支出也会递减,从而不是负担越来越重,而是越来越轻。“如果国家财政一时难以承受,完全且应当可以通过国有资产划拨来解决,因为老一代农民出义务工创造的物质财富就积累在国有资产中。”
同时,郑功成强调,不要仅仅关注基础养老金的提高,要更关注通过政府补贴等分担新生代农民参保缴费的责任,提高其参保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