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农民养老、就业增收、投资于人等话题备受各方关注。
针对这些热点，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
他认为，要解决农民养老问题，仅提高基础养老金远远不够。还需要国家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的顶层设计，在全国统筹方面有实质性的进展。同时，将农民养老服务与城镇化相结合，通过人口流动和家庭迁徙，从更深层次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来解决实际问题。“不能让户籍、社会身份等，成为老人进城与子女团聚的障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受访者供图
“解决农民养老问题，仅提高基础养老金远远不够”
贝壳财经：在2026年全国两会上，提高农村老人基础养老金的呼声越来越大，你怎么看？
刘尚希：农民基础养老金偏低是事实，也是历史欠账。过去城乡分治下，工农产品存在剪刀差，直到改革开放后，农民可以去城里打工，赚取工资性收入，生活有所改善。
但现在有的农民年纪大了，又回到了乡下，靠他们打工挣的积蓄养老远远不够。更何况，一部分农民打工挣的钱，都被用来盖房子，改善居住条件。现在农民住的房子，一般都是两三层的小洋楼，但这样的房子不能交易，不能估值，更不能抵押，也无法通过出租等方式，给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是纯粹的消费品。
因此，农村老人要养老，只靠基础养老金是行不通的，要么靠子女，要么靠自己。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报道，七八十岁的老人还背着菜去农贸市场上卖，这很让人心酸。
过去长期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实际是农民为建设国家作出了贡献，交公粮也相当于纳税，现在这些农民年纪大了，缺少养老收入来源，日子过得比较艰难，所以，提高农村老人的基础养老金，我举双手赞成，且这笔钱应该由中央财政来掏，而非增加地方财政的负担。
不过，要解决农民养老问题，仅提高基础养老金远远不够。
目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看似统一了名称，但城市和农村的保障制度差距仍较大，这需要国家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的顶层设计，在全国统筹方面有实质性的进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完善并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
我认为，真正的统筹应该是公民的社保卡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使用，但现在有的农民跟随子女到城里生活，养老保险还按照农村的标准来，养老关系也转移不到城里，因此，相关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还有的农民，子女进城了，老人留在乡下，但农村的养老服务远远跟不上，少数地方搞敬老院，但也是杯水车薪，所以，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非常迫切。
这一方面需要提高农民的养老金，另一方面，不能静态地考虑农民养老问题，而是将农民养老服务与城镇化相结合，通过人口流动和家庭迁徙，从更深层次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来解决实际问题。不能让户籍、社会身份等，成为老人进城与子女团聚的障碍。
“就业培训应常态化，最好的方法是与企业合作”
贝壳财经：促消费已连续几年成为宏观经济的一大热词，在经济增速承压之下，促消费的关键抓手是什么？
刘尚希：消费提升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们经常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则是经济增长的函数，只有经济增长了，居民收入才能增长。
工资以名义增长率增长，但我国的名义增长率低于实际增长率，再叠加就业面临压力，尤其是年轻人找工作难度较大，没有收入自然不敢大把花钱消费，即便原来攒了一些钱，也不会一下子花光，在这种情况下，刺激消费政策作用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当然，对于中高收入群体来说，刺激政策会有一点作用，必买、想买的东西，省点钱能买下，也愿意花钱；但对高收入群体而言，刺激不刺激，他们都这么消费，作用相对较小。
在这种情况下，要提升低收入群体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根本办法就是增加收入，且经济要稳定增长。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给经济增长定了4.5%-5%的区间指标，即经济增速不能低于4.5%，这是实现就业目标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如何扩大就业？一般来说，低收入群体是低技能群体，只有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目前，人工智能发展提高了就业门槛，过去，人可以凭体力和经验找工作，现在需要标准化、专业化，有的甚至需要资格证才能上岗。在新形势下，就业培训应常态化，且做出相应调整。
以往，国家拨款后，相关部门就委托一些机构搞培训，这种培训与市场、企业脱节，人培训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花了钱又耽误时间。其实，最好的培训方法是与企业合作。
一方面，进行订单式培训，市场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培训。企业可以招聘一些暂时没达到上岗条件的员工，由国家补贴企业来培训员工，这也提升了企业招聘意愿。
就业培训要以人为本，要站在低技能劳动者的角度，设计培训政策、方案、方式，促进低技能劳动者增收。带着温度的政策，就能更实事求是。所以，光财政掏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要与相应的体制机制改革相结合，才能产生良好效果。
“投资于人不能只看花多少钱，还要看是否促进了人的发展”
贝壳财经：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投资于人也是一大关键词。从发挥财政资金作用的角度，如何理解投资于人的内涵？
刘尚希：投资于人是财政资金使用的方向，但这些资金是否真的促进了人的发展，提升了人的技能，涉及体制机制问题。
比如说健康这一全民关注的话题，官方有数据，202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比2020年提高1.32岁。未来5年，我国还将推动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
这一成绩与我国在医疗卫生方面财政支出的增长密不可分，但还有很多潜力可以挖掘，这涉及如何优化医疗卫生支出结构的问题。
这些钱到底是拿去搞硬件建设，还是投入人才培养？效果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医院住院护士不够需要请护工，这笔费用要老百姓自己掏钱；又如，现在全科医生缺口较大，医学专业毕业后更愿意去大医院当专科医生，好发论文，好评职称，而薪酬又与职称直接挂钩，这种导向不是鼓励医生在看病上下功夫，而是如何多发论文，迫切要改。
用于教育的钱也是如此，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难，这与其所学专业与市场、产业发展脱节有关，也与高校缺乏自主权，对市场、产业发展缺乏敏感性有关。投到教育领域的财政资金能否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也涉及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所以，投资于人，不能只看财政安排了多少钱，这只是必要条件，而要看这笔钱是否真正促进了人的发展，是否让老百姓有获得感，充分条件是相应的体制机制是否嵌入了人本逻辑。在空间上，人是流动的，钱也要跟着人走，体制机制不改，钱和人就脱节了。
因此，从财政预算安排的角度，投资于人不难办，难的是体制机制的改革，这些钱让老百姓受益，不仅当前受益，还要将来受益，不仅这一代人受益，下一代人也能受益，最终，花钱的效果要落到人身上，满足人的需要。
“只有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才能真正走向制度型开放”
贝壳财经：外部不确定性越来越强，风险频发之下，我国经济如何保持定力？
刘尚希：中国经济是开放型经济，既有内循环也有外循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内需主导。
当然，我国的出口仍有韧性，但应看到，我国外贸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去年我国贸易顺差破万亿美元后，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巨大成就，但国际社会并不这么看，从长期来看，这隐藏着巨大风险，不仅会增加针对中国的贸易诉讼，也会阻碍中国扩大朋友圈。
从防范风险的角度，贸易投资需一体化考虑，比如，鼓励企业到国外投资设厂，既能消化国内产能，也给当地带来就业、税收和经济增长，这样不仅减轻了出口贸易的压力，也扩大了中国的朋友圈，还能提升我国供应链的弹性和韧性。随之而来的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上不要核算GDP（国内生产总值），更要核算GNP（国民生产总值）或GNI（国民总收入）。
从目前来看，我国管贸易和管投资的部门是分开的，后续要真正把系统观念落实到政策制定中去，进行贸易投资一体化考虑，放到全球来考虑，这变得非常重要。
从内需角度而言，中国还是要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只有内需强大，才有更大的话语权，要靠市场来说话，就要扩大进口。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要积极扩大进口，如果很多国家依赖中国这一超大规模市场，我们自然就有更大的话语权，让中国的规则和标准走向世界就更有条件。只有发挥出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才能真正走向制度型开放。
既然我国要进口更多东西，就要有钱，有购买力，这实际上涉及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越高，大量进口也就更便利，如使用人民币进口各种产品，让人民币流往世界各地。显然，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与我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直接相关。
所以，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并不是一个就国内来谈的概念，而是一个全球概念，也不仅是一个实体概念，还是金融概念，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优势。
现在，我国有机会让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更高，因为我国的出口、进口规模都在扩大，可以考虑在进口时更多使用人民币支付，让人民币在全球流通起来，同时扩大人民币资产的全球供给，真正实现人民币在全球的良性循环。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潘亦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