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摘要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当AI深度融入医疗，未来的医院会是什么样子？医生的角色将如何转变？优质医疗资源又如何真正下沉到基层？
在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杨正林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用一句“不拥抱AI的医生，将来工作可能会很被动”，点出了他对未来医学变革的深刻洞察。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杨正林。受访者供图
谈AI应用：从“挂号助手”到“诊疗参谋”
新京报：“人工智能+”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成了两会上的热词。在你的工作中，人工智能目前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场景？
杨正林：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我们医院主要在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比如我们研发检验检测仪器，就要把人工智能的理念设计进去；另一方面，体现在医院的实际运营和诊疗过程中。
具体来说，从患者踏进医院的第一步起，AI就已经在服务了。比如，患者来医院前，可以通过我们医院的网站，在AI的帮助下做一个简单的咨询，对病情有个基本判断，知道该挂哪个科的号。
挂号时，AI会根据患者的就诊时间，智能提醒到院时间。比如提醒患者“您是10点钟的号，建议9点半到院”，这样就避免了以前患者8点就来，结果等一上午的情况，既改善了就医体验，也缓解了医院的拥挤。在检查方面，AI能够帮助患者排号，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安排最佳的时间段。
更关键的是在诊疗环节。AI已经成为医生的得力“参谋”。特别是面对罕见病，再大的专家也可能有知识盲区。我们医院自建的AI平台，能辅助医生拓展知识面，让诊断和治疗方案更精准、更专业。同时，AI还能帮助医生快速规范地书写病历初稿，帮助医生节约文书工作的时间。
此外，住院期间的费用明细，患者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看得非常清楚，出院结账也可以在线上完成。总的来说，“AI+医疗”确实给患者带来了方便，也减轻了医生的负担。但AI再聪明，也只是医生的“参谋”，不是“司令”。国家有规定，现阶段AI只是医生的助手，最终做决定的还是医生本人。
谈手术机器人：从“机械臂”到“独立操作”还有多远？
新京报：现在越来越多的手术机器人应用在临床。在你看来，AI浪潮将如何重构未来的临床诊疗模式和医学研究范式？医生的角色会发现哪些转变？
杨正林：其实在手术领域，像达·芬奇机器人已经在临床广泛应用，实际上也有一部分人工智能的应用。但它本质上还是医生在操作——医生坐在操控台前，通过机械臂来完成手术。它的优势在于微创手术，机械臂的活动角度比人的手腕更灵活，操作也更稳定，能够减少人为的误差。
我们医院也在临床上使用天机骨科机器人，效果确实不错。尤其在骨科、普外科、泌尿外科领域，对于某些特定手术而言，机器人辅助技术在精准度方面展现出了超越传统开放手术的独特优势。
从AI技术发展的趋势来看，未来，手术完全交给机器人来做是有可能的，但得加一个前提：“部分手术”。我个人预测，未来一些重复性高、操作标准化、不容易出差错的手术，比如简单的打针、穿刺，或者某些标准化的骨科切割定位，完全有可能由更智能的机器人独立完成。
但是，机器人完全取代外科医生，我觉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太可能。因为一台复杂的手术，不仅仅是“动刀”那么简单，它需要医生根据术中的实际情况随时做出判断和调整，遇到突发大出血、解剖结构变异，机器人的算法再先进，也很难像经验丰富的医生那样临场应变。
谈角色转变：主动迎接挑战，是未来医学发展的大趋势
新京报：也就是说，医生的角色会从“操刀手”向“操控者”和“决策者”转变？
杨正林：完全正确。这就给未来的医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医工交叉” 和人工智能的课程设置。年轻医生不能只会拿手术刀，还得懂怎么操控机器人，怎么理解AI给出的建议。
我在医院就经常跟我们的医生交流，如果不主动拥抱、引进人工智能，将来工作可能会很被动。就像十几年前，腹腔镜和机器人技术刚兴起时，有些医生觉得“我这双手做了一辈子手术，干吗要去学那个”，不愿意去学。而当时积极去学的那些人，现在就走在了学科的前沿，成了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技术迭代只会越来越快，主动迎接挑战，是未来医学发展的大趋势。当然，我也一直在强调，医学不仅是技术，更有人文关怀。即便机器人的动作再精准、再拟人，它终究无法模拟医者传递的温度，更无法替代病床前那一句安慰、一个眼神所带来的人文力量。
谈新质生产力：打通“堵点”，医院要当好“桥梁”
新京报：“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强调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临床医生兼科学家，你觉得打通“基础研究—临床转化—产业应用”的关键堵点在哪里？医院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杨正林：我认为关键堵点在于“研”与“产”的深度协同不够。以前，有些做研究的、做临床的和做产品的合作不够深入。要打通这个链条，企业的作用至关重要。现在国家强调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这非常正确。
打通这个堵点，就要加强“医教研产”的深度协作，医院在其中应该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我们更多的是做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如检验试剂、仪器设备、新药创制等。医院一端连着临床需求，一端连着科研和产业。我们要搭建平台，出台政策，鼓励医生做临床研究，并把成果进行转化。这些年来，我们医院的临床试验（GCP）经费，从五年前的不到4000万元增长到去年的3.75亿元，这就是鼓励“医教研产”深度融合的成果。
谈医院“十五五”规划：最大变量是科技创新
新京报：在编制医院“十五五”发展规划时，面对未来五年的科技变革，你认为最大的“变量”是什么？医院如何前瞻性布局？
杨正林：我认为最大的变量就是科技创新。但不同层级的医院，定位和使命是不一样的。大型公立医院，特别是高水平医院，未来的核心一定是疑难重症的诊疗和科技创新。对于基层医院，比如大部分县级医院，我认为其科技创新应以应用型、实用型创新为主——比如引进一项新技术后，结合当地的实际条件、病种特点和患者需求，对它进行改良和优化，让它能在基层更好地落地、更接地气。因为如果你不搞创新，就掌握不了医疗技术的前沿。
对四川省人民医院来说，“十五五”期间，我们会把重心转向疑难重症，同时大力发展科技创新。我们会持续投入建设科研平台，引进高水平科研人才。我们的科研实验室面积已经从“十四五”初期的基本为零，发展到现在的五六万平方米，不久的未来可能达到十万平方米。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政策引导和平台搭建，鼓励大家从单纯做常规技术，转向做科研、做转化，这就是我们应对未来变革的前瞻性布局。
谈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数字化是手段，更要“留得住人”
新京报：你在今年的建议中特别关注“加强基层人才‘输血造血’长效机制”。作为一家牵头医联体建设的大型医院“当家人”，你认为在“十五五”期间，应该如何利用数字化手段，真正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基层不仅“有人”，还能“留得住、用得好”？
杨正林：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边远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很难留住高水平的医务人员。这确实是个复杂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管齐下。
首先，“输血”要精准。建议推广定向委托培养，对那些定向培养的学生，鼓励他们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他们对家乡有感情，更愿意留下来。同时，政府要在学习经费、生活补助上给予支持。
其次，“造血”要长效。人来了，要让他们有盼头：一是待遇上要有基本的保证，让他们能够安心留在艰苦的地方，同时要让他们多劳多得，不能吃“大锅饭”；二是要关心他们的生活，解决周转房、子女入学等实际问题；三是要给他们持续学习的机会，比如在基层工作三年后，可以回到大医院培训半年到一年，让他们的技术能跟上时代。
现在国家在推的县域医共体，我觉得非常好。它能把一个县所有的医疗资源整合起来，但关键在“打通”。举个例子，我们四川德阳的罗江区就做得非常好。他们把整个区的医疗资源整合后，区医院的医生可以到乡镇卫生院去上班、带教，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也可以到区医院轮转和工作，人是打通的。这样一来，基层的医生就不再是“孤军奋战”，他们背后有整个区域的团队支撑。
四川省人民医院这几年在做的紧密型医联体，效果也非常明显，实际上也是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下沉的体现。我们托管了阿坝州人民医院、汶川县人民医院、达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巴中市中心医院等多家相对比较偏远的医院。通过托管，我们派出了大量的专家下去。有一部分专家是长期驻守在当地，还有一部分是灵活机动的，显著提高了地区的医疗救治水平。另外，我们托管成都周边的县医院，由于交通方便，我们的专家更容易去坐诊和手术，这样老百姓不用往成都跑，在当地就能享受省医院的专家服务；更重要的是，我们托管医院的医生可以来免费学习，跟着学、跟着做，水平就实实在在地带起来了。
除了这种固定托管的，我们还要加强巡回医疗。下一步，我们要加强对那些不是我们托管、平时大医院医生去得少的地方的巡回医疗，定期把技术、服务送上门。
最后，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推动全民健康数智化建设是实现健康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又回到了刚才说的人工智能。我认为，数字化建设结合人工智能在未来基层帮扶上会起到颠覆性的作用。我们正在搭建的AI平台，可以让基层医生随时得到大医院专家和知识库的支持，甚至未来可以实现远程手术指导。这就像是给基层医生配备了一个“随身AI导师”，能有效提升他们的服务能力。
总之，把人才引下去、留下来、用起来，再借助数字化手段放大他们的能力，才能真正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新京报记者 陈琳
编辑 张磊 校对 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