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黄石，一家肛肠医院的丑闻引发轩然大波：上百名患者控诉遭遇过度医疗，从“30元肛门镜”诱饵到最终账单超万元，市民杨女士在短视频平台的愤怒发声，瞬间引爆评论区。（详情>>湖北一医院被曝上百起过度医疗事件，90%患者都要“挨一刀”？ ）医学知识壁垒下，患者沦为“刀俎鱼肉”，而背后根源直指制度痼疾——罚金不及一台手术、监管形同虚设、医生收入与创收挂钩。这场风暴不仅撕开医疗系统的裂痕，更迫使公众追问：在专业垄断的阴影下，普通患者如何自保？
事件曝光与患者血泪控诉
过度医疗的受害者并非个案。湖北黄石涉事医院以低价检查为诱饵，层层加码，最终账单常超万元。一名市民杨女士在短视频平台控诉“几百块检查费变上万元”的经历，评论区涌出上百条类似遭遇。更令人心寒的是，一名仅排便困难半个月的老人被说服手术，医学会鉴定后确认“根本未达手术指征”。另一名患者今年五月因广告前往该院，肠镜手术当天花费近7000元，活检报告单却迟迟未给，直呼“被骗”。这些案例折射出医疗机构的绝对优势：患者困在信息牢笼中，面对专业建议无力质疑，留存证据能力薄弱，只能被动承受额外费用与痛苦。过度医疗的“三把刀”——药品、检查、手术中，药品已被DRG付费等机制约束，但检查与手术仍成重灾区，影像科检查费虽从600多元降至500多元，却难阻违规。
制度痼疾：经济激励扭曲与监管失效
过度医疗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系统性制度缺陷。首当其冲的是经济激励不合理：医院领导要求医生创收，将收入与科室利润挂钩，导致无适应症患者被推上手术台。一名医生坦言：“我曾向老板反映过度治疗问题，但考核指标压得人喘不过气。”在门诊场景，医生若不开检查或药品，绩效工资近乎为零；开基本检查如血常规（约80元），提成仅0.8至4元；开CT检查可提成40元。相较理发师15分钟挣30元，医生忙活同等时间挣不到20元，迫使其“学会算账”——医保DRG付费将病种费用打包（如感冒限2000元），多开项目反致亏损，但差价缩小让公立医院难保盈利，民营医院更濒临倒闭。
监管短缺则加剧乱象。2020-2022年，黄石涉事医院因违规收费被罚4次，最高仅罚5万元，“相当于多做几台手术就赚回来”。卫健部门抽查依赖病历，过度医疗常伪装成“个体化方案”，撕破这层外衣困难重重。罚金低廉的违法成本，与患者认知差结合，形成完美漏洞：医生一句“你懂还是医生懂”，便能迫使患者接受不必要检查或手术。防御性医疗决策进一步恶化局面——医生为避免漏诊风险或投诉（如肺炎患者未好转时扣款300元），倾向于多开检查“留证据”，但这在监管脱离临床的框架下，反成负担。例如收治重症患者时，心脏病检查本为必要，却因DRG限额（如2000元）超支而遭医保拒付，医生反贴钱，科室氛围恶化。
医生困境：职业良知与生存压力的撕裂
从医生视角看，过度医疗非单纯道德沦丧，而是生存压力下的无奈选择。这份职业本质是“养家糊口的工具”，当医保倒查扣费（如DRG机制下超支自贴）与年薪制“大锅饭”的两难并存，医生被迫在治愈初心与账本间挣扎。有医生透露，科室利润直接挂钩收入，无适应症患者被推上手术台；手术台上“临时加价”曾盛行，现虽行不通，但创收压力未减。更深刻的是资本侵蚀：医药不分家下，医生沦为药厂“工具人”——某退烧药代理以聚会拉拢，拒用其药者月薪仅4000元，远低于同行万元水平，迫使其转行药厂。结果，本应“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的初心，被“多劳多得”的绩效法则吞噬，医生群体陷入集体性道德困境。
改革尝试：DRG付费与互认机制的曙光
面对顽疾，改革已成共识。北京大学顾昕教授指出，按病种付费（DRG）是治本之策——医保从“按项目付费”转向“打包付费”，医院多开药反亏损。北京等地试点手术费提高、药占比降低，并推动检查结果互认，减少重复支出。这些措施旨在剥离医生收入与行医过程，但挑战犹存：完全年薪制恐致医生“吃大锅饭”缺干劲，而绩效挂钩又诱发过度医疗。罚则强化是另一方向，参照证券法处以十倍罚款或取消职业资格，可提高违法成本。然而，医学知识垄断的壁垒，使患者自身努力徒劳——普通人连销售话术都难拒，何况病中焦虑？监管必须主导，而非依赖患者“增加学识”。
患者自保：监管主导下的系统性破局
患者避免过度医疗，不能仅靠个人抵抗，而需监管重拳出击。严惩机制是关键：一旦认定过度医疗，应参照诈骗罪量刑，对医院负责人立案，对医生处以高额罚款（如十倍罚金）或市场禁入（取消资格证），让“职业生涯断送”成为威慑。同时，借鉴DRG改革深化医保控费，并扩大检查互认范围。但终极方案在制度重构：消除经济激励扭曲，让医生不必“算账”，回归纯粹诊疗。正如一线医生所言，三明医改虽不完美，却是眼下最优解——它压缩灰色空间，迫使医疗机构聚焦疗效而非利润。唯有此，无影灯下照亮的才非账本，而是生命尊严。
过度医疗的疮疤，揭开了中国医疗体系的深层危机。湖北黄石事件非孤立个案，而是制度性溃烂的缩影——当罚金不及手术收益、监管形同虚设、医生沦为创收工具，患者便成待宰羔羊。改革如DRG付费与严刑峻法，虽能缓痛，但治本之道在剥离医疗与利益链，让医生重拾“帮助与安慰”的初心。否则，生老病死的旅程中，每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杨女士，在信息牢笼里无助呐喊。医保基金与患者钱包的双重失血，警示我们：医疗不该是生意场，而应是生命的圣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