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19日，美国佐治亚州30岁护士阿德里安娜·史密斯因脑部血栓被宣布脑死亡，当时怀孕9周。依据该州《活婴公平与平等法案》（LIFE Act），医院强制维持其生命支持系统近4个月，未征求家属同意。6月13日，她早产一子（体重0.82公斤），6月17日停止生命维持。事件引发法律是否将女性身体工具化的伦理争议。
一、法律解释的困境
佐治亚州LIFE Act禁止怀孕6周后检测到胎心的堕胎行为，但未涵盖脑死亡等极端情形。法律目的本在保护胎儿权益，却强制将脑死亡孕妇躯体作为胎儿容器，违背医学伦理初衷。2014年德州类似案件中，法官裁定医院无权强制维持生命，凸显法律解释的混乱与不统一。
二、生命权与女性自主权的博弈
法律片面强调胎儿生命权，忽视女性身体自主权。脑死亡孕妇在法律上仍为“人”，其生前自主权被剥夺，身体被工具化。家属被迫承受医疗决策，例如每日数千美元维持费用及未来抚养早产儿的经济负担，损害个体尊严。
三、医疗责任与费用承担的缺失
医院未征求家属同意即延续妊娠，侵犯知情权与决定权。强制治疗导致高昂费用由家属承担，法律缺乏兜底保障机制。胎儿出生时仅6个月妊娠期（WHO分类为“极度早产”），健康风险加剧家庭困境。
四、医学伦理与现实挑战
脑死亡孕妇身体机能衰退，无法提供稳定胎儿发育环境，增加先天性疾病风险。医疗资源被用于无康复希望者，例如维持生命支持系统4个月，浪费本可用于可康复患者的资源。
总结
佐治亚州事件暴露法律在脑死亡等极端情境下的缺陷：过度强调胎儿权益，将女性身体工具化，忽视自主权与医学现实。法律需平衡生命权、女性尊严及医疗责任，避免类似悲剧。事件警示，法律解释应更精细化，尊重人性伦理，确保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