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4日，以色列对伊朗首都的军事打击引发全球关注。此次行动紧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20年来首次对伊朗核活动提出公开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标志着两国长期对抗进入新阶段。中东局势骤然升温之际，阿拉伯国家如何平衡安全利益与外交立场？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又将如何搅动地区格局？
阿拉伯国家的复杂立场：谴责与沉默交织
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历史裂痕
中东穆斯林世界分化为三大阵营：以沙特、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主导的突厥系国家，以及伊朗领导的宗教武装网络。其中，沙特与伊朗的教派矛盾（逊尼派与什叶派对立）贯穿百年，沙特始终警惕伊朗通过“抵抗轴心”扩大影响力。尽管沙特外交部公开谴责以色列“侵犯主权”，但历史记录显示，沙特曾多次默许以色列使用其领空打击伊朗目标。2024年10月伊朗遭袭后，沙特仅停留在口头谴责层面，未采取实质性反制。
美国向沙特提供的防空保护承诺，进一步缓解了其对伊朗导弹威胁的担忧。然而，沙特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出口，若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或油价剧烈波动，其经济命脉将遭受重创。因此，沙特选择“非选边站”——既维持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又通过2023年与伊朗复交后的有限合作（如红海联合军演谈判）对冲风险。
海湾国家的经济与安全考量
阿联酋、卡塔尔、阿曼等海湾国家在表态上呈现分化。阿联酋虽谴责以色列行动，但作为美国盟友，可能默许以军利用其基地或领空；卡塔尔凭借与伊朗共同开发北方气田的特殊关系，或扮演调解者角色，延续其在2024年加沙危机中的斡旋经验；阿曼则延续传统中立立场，呼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埃及与约旦因与以色列接壤，立场尤为敏感。埃及受制于《埃以和平条约》及国内经济压力，仅呼吁“对话解决争端”；约旦因境内大量巴勒斯坦难民及与以色列的安全合作，在2024年4月曾拦截伊朗射向以色列的导弹，宣称是“自卫行为”。
边缘化国家的沉默与被动
叙利亚虽与伊朗存在历史联盟，但其当前政府寻求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加之戈兰高地争议未解，对此次袭击可能保持低调。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伊朗最成熟的代理人，已因领导人纳斯鲁拉遇刺与以色列进入低烈度冲突常态化，若伊朗遭袭，可能升级对以色列北部的火箭弹与反坦克导弹攻击。
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与战略意图
高超音速武器与航运封锁威胁
胡塞武装已展示可突破以色列防空系统的“巴勒斯坦-2”高超音速导弹（16马赫，射程2000公里）。2025年5月，该组织使用该导弹击中本-古里安机场，导致航班中断；6月10日再次发射两枚，其中一枚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威胁对以色列实施“全面空中封锁”，并可能扩大红海航运袭击范围，甚至封锁曼德海峡——这一行动在2024年曾迫使全球30%商船绕行好望角，推升运输成本300%。
伊朗的技术支持与战略协同
胡塞武装的“火山-3H”导弹、“圣城-1”无人机等装备直接依赖伊朗革命卫队援助，其高超音速导弹技术借鉴自伊朗“凯巴尔-舍坎”型号，生产线亦可能由伊朗提供。尽管胡塞宣称“自主决策”，但其行动始终与伊朗“抵抗轴心”战略高度契合：分散以色列军事资源、提升伊朗谈判筹码、削弱沙特主导的红海安全架构。
非对称战争的消耗逻辑
面对美以对也门荷台达港的空袭，胡塞武装依托地下工事、机动导弹发射装置和无人机蜂群实施报复。其遍布全境的低价值目标（如小型无人机仓库）形成“打了太亏、不打太痛”的战术困境。2024年，胡塞武装甚至顶住美国航母打击群的威慑，显示出持久作战能力。
国际调解窗口与潜在危机
当前冲突仍以代理人消耗战为主，但若伊朗核设施遭袭或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可能触发大国直接干预。沙特推动联合国介入的尝试面临历史经验警示——中东鲜有通过外交实现长期和平的先例。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警告（“土耳其不可能重新成为奥斯曼帝国”），暗示地区权力博弈的复杂性。国际社会的调解力度、伊朗核进展速度、以色列的军事承受阈值，将共同决定危机走向。
结语
以色列与伊朗的对抗已从暗处走向台前，阿拉伯国家的表态分化折射出教派矛盾、经济依赖与安全焦虑的多重纠葛。胡塞武装作为伊朗“抵抗轴心”的关键支点，其军事行动虽难以扭转战局，却足以加剧地区动荡。当红海的油轮与地中海的防空警报交织成网，中东正站在新战争的悬崖边缘——和平的希望，或许只能寄托于大国克制与国际机制的最后一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