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京东集团发布公开信，直指某外卖平台通过高额抽成、垄断行为等手段年赚千亿利润，同时导致约60%的餐饮门店陷入亏损。这一指控引发广泛讨论。结合商家反馈、行业数据及专家分析，这一争议背后既有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层矛盾，也折射出餐饮行业的系统性困境。
一、平台“暴利”是否属实？数据与商家的双重印证
京东在公开信中称，某外卖平台在外卖业务上“年赚千亿”，这一说法得到部分数据支持：
美团2024年财报显示，其核心本地商业分部收入达2502亿元，其中配送服务收入980.7亿元，佣金收入922.9亿元，在线营销服务收入488.4亿元。尽管净利润未达千亿（整体净利润358亿元），但其本地商业的盈利能力仍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全球外卖平台平均净利润率约2.2%，美团为3%）。
商家实际体验：多家餐饮商家反映，平台综合抽成率普遍在25%-30%之间。例如，某药品商家表示，其毛利30%的商品需支付15%的抽成及配送费，导致亏损；一位烤肉店老板称，外卖售价需比堂食高出60%才能覆盖成本，最终转嫁给消费者。
二、六成餐饮门店不赚钱：平台抽成是唯一元凶吗？
京东称“60%餐饮门店不赚钱”，这一数据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得到印证：
2024年北京限额以上餐饮企业利润率仅0.37%，上海同类企业甚至整体亏损7.7亿元。
但亏损原因复杂：
传统餐饮业的高风险性：即便在外卖平台崛起前的2016年，成都餐饮业已呈现“224结构”（20%盈利、40%保本、40%亏损）。房租、人力、食材成本（合计占成本60%-70%）始终是主要压力。
外卖的双刃剑效应：平台抽成虽高，但外卖模式可节省堂食所需的房租与服务员成本（约占成本50%）。部分商家通过“极致压缩成本”（如无堂食的预制作工坊）实现盈利，但需频繁更换品类以维持流量，难以长期经营。
行业恶性竞争：商家为获流量被迫参与满减、折扣活动，进一步压缩利润，形成“不补贴无订单”的怪圈。
三、平台垄断行为：加剧行业失衡的推手
尽管餐饮业困境不单由平台导致，但外卖平台的垄断行为无疑放大了矛盾：
“二选一”与高抽成：商家透露，若同时入驻竞争平台，佣金率会从16%升至21%。京东公开信亦指责某平台强迫骑手“二选一”，导致其收入下降16%-25%。
算法压榨与规则限制：平台通过算法优化配送效率，却将超时风险转嫁给骑手与商家。商家需投入额外精力适应复杂的接单率、好评率规则，否则面临流量降权。
资本虹吸效应：随着一级市场投资萎缩，头部平台缺乏有效竞争，逐渐从“服务者”变为“收租者”。商家议价能力被削弱，只能被动接受规则。
四、破局之路：竞争引入与政策监管
京东的“高调宣战”或为行业带来新变量：
京东的“反击”措施：包括免抽成入驻优惠、保障骑手收入、超时订单免单等，试图以低价策略打破垄断。
政策监管必要性：2020年《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已明确禁止“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行为，但执行力度待加强。商家呼吁对平台抽成比例设置上限（如10%-15%），并通过税收优惠、房租补贴等政策缓解实体压力。
商家自救策略：部分餐饮从业者转向私域流量运营（如社群订餐），或聚焦品质堂食，减少对外卖依赖。
结语：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再平衡
京东的指控揭开了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利益分配失衡的冰山一角。外卖平台的千亿利润与餐饮业的普遍亏损，本质是资本垄断下“流量霸权”的产物。解决这一矛盾，既需引入竞争打破垄断，也需政策引导平台让利，更需餐饮业自身探索差异化生存路径。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平台富、商家苦、消费者买单”的恶性循环持续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