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越南省级行政区数量庞大的历史根源
越南当前63个省、直辖市的行政区划格局，本质上是殖民遗产与地理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19世纪法国殖民者将越南切割为60余个“小省”，其深层逻辑源自欧洲本土的小省制传统与“分而治之”的殖民策略。这种刻意碎片化的行政区划，使得每个省份人口不足百万（如北件省仅30万人），面积不过数千平方公里，形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行政架构。殖民者通过这种设计，既削弱了地方势力，又实现了对红河三角洲、湄公河平原等核心地带的精准控制。
越南统一后虽进行过行政区划调整，但历史惯性使得“小省制”得以延续。1975年南北统一时，南方政权已形成47个省级单位，北方则因山地民族聚居需求保持较多行政区。至2024年，越南仍有14个省人口不足百万，最小的芹苴省面积仅1409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一个普通县域规模。
二、多重现实因素催生改革
经济整合需求
“小省割据”严重阻碍区域协同发展。以南部经济三角为例，胡志明市（900万人口）、平阳（工业基地）、巴地头顿（深水港）分属不同行政单元，导致产业链割裂、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合并后形成1300万人口的“大胡志明都市区”，可整合港口、制造、金融资源，打造越南版“长三角”。
行政成本高企
当前越南每万人配备43名公务员，远超东南亚平均水平（13-15人/万人）。薄辽省50万人口养着1.2万公务员，行政支出占比超40%。改革后预计裁撤10万公务员，年节省10亿美元，相当于国防预算的1/4。
自然灾害应对困境
湄公河三角洲原有13个省，防洪工程因行政区划割裂难以推进，年均洪灾损失5亿美元。合并为3-4个省级单位后，可统筹建设现代化水利系统，提升防灾能力。
三、改革蓝图与战略考量
此次改革通过“四大整合”重塑国家治理体系：
地理单元整合：将长山山脉分割的义安、河静等省合并，打破天然屏障造成的管理阻隔
经济板块重组：北部“河内-北宁-北江”电子产业带合并，形成三星供应链集群；南部“海防-广宁”打造能源-港口综合体
民族区域统筹：西原地区多乐、嘉莱等少数民族省合并，在保障自治权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
行政层级压缩：取消县级建制，形成“中央-省-乡”三级体系，决策效率提升30%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改革暗含的“犬牙交错”智慧：胡志明市吞并平阳、头顿后，既形成山海联动格局，又通过打破地理界限防止地方势力坐大，这种设计与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理念不谋而合。
四、改革背后的深层挑战
利益重构阵痛
省级官员分流涉及10万公务员安置，北部山区与南部富裕省份合并后的资源分配争议，都可能引发政治动荡。2023年平顺与巴地-头顿省合并试点就因民意反对暂停。
文化认同危机
南北差异犹如鸿沟：北方保留更多儒家传统，南方受西方文化浸润。合并后的新省份需在行政管理与地方文化间寻找平衡，避免触发地域矛盾。
民族政策平衡
少数民族聚居的奠边、莱州等省合并，需谨慎处理自治权让渡问题。越南政府采取“四到位”原则（军队部署不变、民族政策延续、文化保护加强、发展投入增加）来化解风险。
五、改革的历史镜鉴与未来展望
这场改革本质是越南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突围。参照中国改革开放经验，1980年代的“撤县设市”催生了深圳、苏州等经济强市，越南的“超级省份”能否复制这种成功，取决于三个关键：
能否将节省的行政成本（年均18亿美元）有效转化为基建投资
能否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真正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能否在权力上收与地方活力间找到平衡点
正如湄公河需要冲破九龙的入海口，越南的行政区划改革既是历史包袱的卸载，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破冰之旅。当63个行政单元在版图上逐渐融合，这个曾饱受分裂之苦的国家，正试图用改革的刻刀雕琢出新的发展图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