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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2日，山东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4人入室抢婴贩卖案”。该案发生于2006年，8个月大的男婴姜甲儒在深夜被4名犯罪嫌疑人暴力抢走，后以28600元的价格卖给他人。案件背后，不仅折射出拐卖儿童犯罪的残酷性，也引发了关于“买卖同罪”的争议：现行法律对买方与卖方的处罚是否存在失衡？法律应如何平衡打击犯罪与保护儿童权益？本文结合权威法律资料与案件细节，深度解析这一问题。
一、现行法律框架下的买卖双方刑罚差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拐卖儿童与收买被拐儿童的行为在法律定性、量刑标准上存在显著差异：
拐卖儿童罪
法律依据：《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儿童罪最低刑期为5年有期徒刑，情节严重者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最高可判死刑。例如，以暴力、胁迫手段绑架儿童，或拐卖多人均属加重情节。
本案适用：本案中，曾某、吕某等4人以暴力入室抢婴并转卖，符合“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绑架儿童”的加重情节，可能面临10年以上刑罚。此外，吕某、王某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
收买被拐卖儿童罪
法律依据：《刑法》第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若收买后不阻碍解救、无虐待行为，可酌情从轻处罚。
本案适用：买家刘某某夫妇虽未直接参与拐卖，但通过非法途径收养儿童并办理虚假户籍，已构成收买被拐儿童罪。若其未虐待儿童且配合解救，可能获较轻刑罚。
法律争议焦点：拐卖方与收买方量刑悬殊，尤其是买方刑罚偏轻，被诟病为“纵容买方市场”。
二、“买卖同罪”的可行性之争
近年来，舆论场中“买卖同罪”呼声高涨，主张对买方与卖方同等量刑以根除拐卖犯罪。然而，法律界对此存在分歧：
支持“买卖同罪”的观点
犯罪链条的完整性
没有买方需求，拐卖行为将失去经济动力。中国政法大学学者指出，买方是拐卖犯罪的终端驱动力，现行法律对买方的轻判“变相鼓励了市场需求”。
国际经验借鉴
部分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将买卖儿童均视为重罪，买方可能面临与拐卖方相近的刑期，以形成震慑。
反对“买卖同罪”的依据
主观动机与行为性质差异
法律实践中，部分买方（如无法生育家庭）出于收养目的，未直接实施暴力或胁迫，与以牟利为目的的拐卖方存在本质区别。若“一刀切”同罪，可能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法律转化条款的平衡作用
《刑法》已规定，若收买后转卖或参与拐卖环节，买方将转化为拐卖罪共犯，面临更重刑罚。例如，本案中若刘某某夫妇后续参与贩卖，则可能被追究拐卖罪。
司法实践的复杂性
部分案件中，买方配合解救儿童或提供破案线索，若一律同罪可能阻碍案件侦破与儿童解救。现行法律通过从轻条款鼓励买方合作，具有现实合理性。
三、法律完善方向：从“区别对待”到“源头打击”
尽管“买卖同罪”短期内难以全面推行，但立法与司法层面已显现强化买方责任的趋势：
《刑法修正案（九）》的突破
2015年修订后，收买被拐儿童一律入刑，取消“不阻碍解救可免罚”的旧规，明确“买卖不同罪但必罚”，从源头压缩犯罪空间。
司法实践中的从严趋势
近年多地法院对收买方酌情从轻的适用趋严。例如，2023年江苏某案中，买方虽未虐待儿童，但因伪造出生证明被判实刑，释放“零容忍”信号。
总结
山东“4人入室抢婴案”的审理，不仅是对4名被告的审判，更是对现行打拐法律体系的检验。现行法律通过区分买卖双方行为性质与动机，试图在打击犯罪与保护儿童权益间寻求平衡。然而，买方刑罚偏轻仍是治理拐卖犯罪的短板。未来，需进一步通过细化量刑标准、严惩“恶意买方”及完善收养制度，构建“买卖同严”的治理框架，彻底斩断拐卖儿童的利益链条。
（本文法律条款及案例细节均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及公开裁判文书，确保信息准确性与权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