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冀（编剧代表作《中国合伙人》《亲爱的》《夺冠》）监制，陈颖心导演、编剧，孟滚、赵子毅主演，车永莉、黄俊鹏特别出演的轻喜剧公路电影《巧克力和酥油花》即将于7月9日在全国艺联上映。影片讲述了两个不同背景的12岁男孩在中国的西部高原上独自旅行时相遇，并帮助彼此完成旅程的故事。新京报专访导演陈颖心以及饰演唐宇父亲的黄俊鹏，聊聊影片拍摄的幕后故事。
《巧克力和酥油花》讲述了两个不同背景的12岁男孩在中国的西部高原上独自旅行时相遇，并帮助彼此完成旅程的故事。
导演陈颖心一开始就明确了《巧克力和酥油花》这一片名。巧克力象征着城市文明，而酥油花则是精神的、艺术的，它们一体两面，碰撞出对于当下亲子关系、教育问题的思考。该片的创作源于陈颖心2010年在藏地的一次治愈旅行，她想用两个少年的探险之旅，向成人社会发出追问，探究对于人生价值的思考。片中出现了很多金句，比如“你们城里来的，大人像小孩，小孩像大人”“痛苦的时候就痛苦，快乐的时候就快乐，如实生活就好”等。在陈颖心看来，这些都源于生活中的积累。
创作源于一次治愈的旅行
新京报：怎么选择拍摄这个故事的，创作缘起是怎么来的？
陈颖心：这个跟我当时的经历有关。2010年我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班毕业，也没有工作，为了上学把北京的一套房子给卖了，整个人状态非常不好，就想一个人到远离喧嚣的地方走走，于是就去了藏区。上路之后，我发现那边的景色非常好，天空特别澄澈，到晚上感觉星星能伸手摘下来，这个旅行对我有一种治愈的效果。除了自然给我的治愈，我还发现那边的人，尤其小孩，他们眼中有光，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因为我当时是一个迷茫的状态，不知道自己这辈子到底要什么，但是那边的小孩子很早就清楚要做什么。我当时很触动，那一路上有一些思考和启发，就萌生了这个创作念头。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一个藏族男孩和一个汉族男孩作为影片的主角？
陈颖心：因为我觉得孩子更纯粹一些。之前也有人跟我提议说，为什么不找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我说这可能会引起一些其他的故事，就不是我要讲的故事，所以选了两个少年，一个藏族的，一个汉族的。而这两个少年还没有到谈恋爱的阶段，就可以屏蔽掉一些细枝末节，单纯地体现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陈颖心选择两个少年成为影片主角，屏蔽掉一些细枝末节，单纯地体现想要表达的东西。
新京报：2010年你去藏区的那次经历，有哪些细节放在了影片中？
陈颖心：很少，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我是从四川甘孜的康定走的，去了色达，一直往北到了青海的果洛州、玛沁县、热贡，最后是到了塔尔寺，整个行程有两个月。我不赶时间，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的，我就是去清空自己，所以路上有很多奇遇。比如酥油花对我们来说可能很陌生，就算听说过也没有见识过，所以我把很触动我的一些东西放进去了，我们想去探索它，发现它，认识它。
用亲子关系丰富故事
新京报：从2010年你第一次去藏区到如今电影上映有14年时间，中间都经历了什么？
陈颖心：2010年我从藏区回来后，剧本初稿基本就写完了。2012年找了一家公司打算要拍，但没多久这家公司就不做影视了。2015年我怀孕了，就生孩子去了。2018年小孩都已经上幼儿园了，我当时就在想，是现在拍，还是等孩子上小学了再说。很多人当时就告诫我说，上幼儿园是孩子和家长最幸福的时光，你现在就去拍，等上了小学，你就不要想这个事儿了。当时对我有一个很大的触动，我就开始改我的剧本。
新京报：在剧本里加入了一些亲子关系和教育问题。
陈颖心：对，就有了家长的一些视角。影片里面，唐宇父母在家庭教育的观念上是不同的，孩子和家长因为学习压力产生了代际沟通的问题，这些都可以去丰富故事里的两个孩子。
影片加入了家长的视角。
新京报：黄老师在片中饰演一位严父，你对于片中的亲子关系和教育问题怎么看？
黄俊鹏：这部电影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说一个藏族孩子和一个汉族孩子，在两种不同的环境和教育中长大，处理事情和对世界的看法也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题材对当代小孩的成长还是蛮有意义的。并且这部片子也给家长一些思考，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更好地成长，还能够去发掘孩子内在的创造力，成为独特的自己，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标准模式。
新京报：这部电影是一部儿童公路片，能分享下拍摄过程中一些好玩的事情吗？
黄俊鹏：我觉得这个片子最好玩的是，我们一路行走领略了藏区的很多美景，我本来就特别喜欢旅行，拍摄就像旅游一样，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把工作完成了。很有意思的是，拍戏的时候我们一路上没地儿上厕所，因为我带了房车，结果房车就成了大家上厕所的地方，也蛮好玩的。
监制张冀为剧本提供了金句
新京报：张冀老师作为监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提供了哪些建议？
陈颖心：他在剧本阶段提供了不少帮助。我觉得他比较擅长写人物，在两个孩子的父母形象上会提醒我，让我自己去改。在创作上，他很尊重我，最终影片呈现出来的还是我想要的气质，而不是变成他的东西。他也提供了一些金句，比如“你们城里来的，大人像小孩，小孩像大人”，我觉得还是很精辟的。
影片剧照。
还有影片结尾，唐宇写了一封信，相当于他的内心告白，但配音的时候，饰演唐宇的演员赵子毅变声了。当时我就想，说话声音都变了，就别让他告白了，但张冀说，不行，这个地方一定要告白，只有告白了，他的情感才会升华，我想也有道理，就把中间的词改一改，改成那种，“我会想起我12岁那年……”让观众知道，这是他事后去讲述的过往的一段旅程。
新京报：片中还有很多金句，比如“开心是容易的，但幸福很难”“痛苦的时候就痛苦，快乐的时候就快乐，如实生活就好”，这些台词是怎么想到的？
陈颖心：我觉得好多台词都是从生活中来的。编剧也好，导演也好，都要去做积累，积累是长期的过程。我们家孩子现在是二年级，每个星期都要从学校借一本书来看，看完之后有作业：用4幅画把这本书最生动的内容画下来、把书中好的句子找出来、用20个字概况一下对这本书的感受。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好，它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久而久之，我发现我家女儿说话就会蹦出一些好的词句。
其实我跟张冀都有这个习惯。张冀早年大概有两年时间没有工作，每天在家里看电影，看完之后就记笔记，我记得他有很多小本子，他的字写得很小，密密麻麻的，全都是那两年的笔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习惯。有时候我的朋友两口子在吵架，吵得热火朝天，吵得真好听，我就赶紧把吵架内容记下来，所以很多好的句子，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你自己编都编不了那么有意思。
拍摄中的困难不重要
新京报：片中的两位小演员是怎么找到的？
陈颖心：这两个演员我都是一眼看中的。我2010年在四川色达的时候，就已经在找小演员了。当时那个校长挺好，孩子们在课间操的时候，我选了三个孩子。后来2019年拍摄之前，我们再去色达，那个校长说那几个孩子有的成为画家，有的已经出家。之后，我们又在色达县所有学校里找，从1000多个孩子里找到了孟滚（饰演桑丹），我第一眼就觉得是他，他也真的很想演，但有一个问题，他听不懂我们说话。我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把剧本中的全部台词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了。其实到开机之前，我们工作人员还建议我换人，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了。
两个小演员都是导演陈颖心一眼看中的。
唐宇这个角色就不太好找。现在的小演员都太成熟了，我见了好几个12岁左右的小演员，比我还高，并且他们思想上的成熟，给我的感觉不是一个12岁的小学生。都要准备开机了，我就翻了一下之前被淘汰的一些演员资料，就看到赵子毅。我说这个孩子挺好，你们谁给我淘汰掉了。之后我们就见面聊了下，他现场给我演了一段，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孩子才是我的唐宇，直接就跟我们进组了。
新京报：有一场在草原上摔跤的戏，在拍摄时，两位小演员是真摔吗？
陈颖心：真摔，而且摔得很努力，其实挺辛苦的，因为那个地方大概海拔3900米，别说是打架了，走几步都累，他们俩摔了那么长时间，我们拍的人也累。因为那场戏是转着拍的，所以我们现场很好玩，有点像老鹰捉小鸡，摄影师在前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跟在摄影师后面一直跑，特别好玩。
新京报：影片沿途有很多漂亮的景色，电影取景都去了哪些地方？
陈颖心：除了塔尔寺外，我们几乎没有去任何的所谓风景区，这个也得益于我2010年的那次采风，走了很多地方，那两个月时间深入到很多偏僻的乡下或山里。我有一个好习惯，走到哪都喜欢观察，觉得特别好的我都会拍下来，标注好。当我们再去拍的时候，我其实是有方向感的，知道该往哪走，片中有六七成的景都是原来找好的，很划算。
新京报：这种公路片类型，在拍摄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
陈颖心：第一个困难就是高反，刚上去的时候，我们就有两个工作人员抬下来了，高反很明显，但也很快适应了。第二个困难是不好接戏。在藏区真的是一天四季，同一天拍的一场戏，一会儿是晴天，一会儿就下冰雹了，所以后期调光的老师很辛苦。我们整个拍摄过程中的困难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组里有很多藏族同胞，基本上每天晚上我跟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跟摄影聊明天的方案，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
新京报记者 滕朝
编辑 徐美琳
校对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