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繁花》编剧秦雯:被王家卫“虐”出来的剧本
导演是考据派,也是细节控,十年磨一剑,万千细节的准备,到头来可能只是为了引出分别时候的一个回眸。
记者|阙 政
读过《繁花》小说的都懂,原著里人物关系网罗甚广,又是散点叙事,甚至连句读都不加,与追求强情节、流畅、戏剧化的电视剧天然相悖,想要改编,真乃“千头万绪”。
为了《繁花》,王家卫也是搬出了自己多年的御用班底:鲍德熹担任视觉总监。这位和墨镜合作多年的摄影大师,曾凭借《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曾为《东邪西毒》《重庆森林》等多部王家卫电影配乐的陈勋奇,也仍然操刀《繁花》的音乐。而特别重要的编剧方面,王家卫请到了《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的编剧:上海人秦雯。
“不响”的必须“响”出来
秦雯记得那是2017年的9月,她在上海图书馆的地铁站里等地铁,朋友忽然来电,说“王家卫在做《繁花》影视改编,想见见你”。“当时那种感觉特别像王导电影里的抽帧画面,我蒙在那里,也没有上车,就感觉地铁一列列在眼前嗖嗖的过去……”秦雯且喜且惊,让她紧张的是,《繁花》是一部“男性向”小说,又有年代感,她预感到,电视剧会非常不好改。
抱着“不管怎么样我要见一下偶像”的心情,她来到淮海路上的一间酒店,进门想找戴墨镜的人,却发现一屋子没人戴墨镜,直到王导开口自我介绍,才将他认出。
在动笔之前,王家卫给了她海量的参考资料:“他其实早就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调研、采访,筹备之初,他多次请金宇澄老师当导游——提篮桥、老西门、十六铺、董家渡、杨家渡、曹家渡、大自鸣钟、黄河路、进贤路、思南路、皋兰路……《繁花》里涉及的上海区块、大小马路,都跑了个遍。我们电视剧里的每条支线,事先都采访了各路顾问——外贸线有外贸线的顾问,黄河路美食街有美食街的顾问,上世纪90年代的股市风云有‘资本市场活化石’应健中老师做证券顾问,小到一张邮票,也有围绕邮票发生的周边事件资料汇总。导演给了几十本参考资料,同时也给了我信心,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大概10岁左右,记忆模糊而不完整,通过这些资料,我得以再次以成人的视角和身份回到当年。”
梗概,大纲,初集剧本,完稿,一次次的修改,拍摄现场还在飞页……出了名“没有剧本”的王家卫导演,第一次拍电视剧,终于有了剧本,“而且有很多稿剧本”。秦雯强调。但王家卫依然“随性”,永远在变。秦雯曾对他笑说:“导演,我们这些年改过的剧本叠起来,至少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了。”
原著小说人物和线索众多,“导演经常说金老师是一个故事的富翁,把别人写十本书的故事都放到了一本书里”。在秦雯进组之前,王家卫就已经想好了要分别写阿宝、沪生和小毛的三段故事,后来才选取了阿宝的故事,并且围绕从阿宝到宝总的成长变化、表里关系来做戏。
于是我们看到了故事的开局——1992年的上海,空气中满是机遇与希望。青年阿宝(胡歌饰)拜商界高手“爷叔”(游本昌饰)为师,左手炒股,右手外贸,每日摸爬滚打,跻身成为上海商界的后起之秀。饭店云集的黄河路是生意场的中心,短短755米的一条美食街,可使人扬名立万,亦可使人倾家荡产。身世成谜的女人李李(辛芷蕾饰)在这里新开“至真园”饭店,开业炮仗焰火响彻云霄。相隔不远处,外滩27号外贸公司的职员汪小姐(唐嫣饰),刚刚签成一笔大单,买下第一辆代步轿车。再往南行一二公里,进贤路上“夜东京”,老板娘玲子(马伊琍饰)日本归来,身段娉婷,手段万千……资本市场上,有人倾家荡产,有人釜底抽薪,有人激流勇进,有人知难而退。剧情本已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王家卫拿手的非线性叙事,又把这一段往日传奇跳接出悬疑片一样的气氛和张力。
以前,你见过文艺的王家卫,见过含蓄的王家卫,但你可能没有见过单刀直入、荷尔蒙爆棚的王家卫。秦雯说,王家卫讲戏的时候,常用象声词:“这里唰的一下,那里砰——嗖嗖嗖——。”像极了武侠片的音效,开始她有点蒙,后来知道这是在传递节奏。如此看来,《繁花》可能激发了王家卫潜藏的江湖气,毕竟没有一点江湖气,哪里压得住上世纪90年代的鱼龙混杂,潮起潮落。
如同毛尖所说:“电视剧是动词语法,一般需要多事件发生,所以,原著中的‘不响’必须得‘响’出来。”
他拍的是台词与台词之间的空隙
除了大时代、强情节,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好故事的核心。
后来,胡歌这样形容戏中阿宝与“三朵金花”的关系:“玲子和阿宝,是孙悟空和猪八戒的关系。阿宝就是猪八戒,玲子是孙悟空,总是在前面为猪八戒披荆斩棘,让猪八戒坐享其成;汪小姐和阿宝呢,是秒针和分针的关系:你看秒针和分针是不是60秒相遇一次?错。是61秒。因为秒针转一圈的时候,分针已经往前跑了一格了。但其实也不是61秒,要比61秒要再多一点点,因为秒针再走一秒的时候,分针又往前动一点点。所以他们俩的这个交集,永远比大家认为的要再远一点。至于李李和阿宝的关系,就像天空和大海,互为镜像,又充满神秘感;距离很遥远,但是你在看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又发现天空和大海是连在一起的,若即若离。”
“导演是考据派,也是细节控,十年磨一剑,万千细节的准备,到头来可能只是为了引出分别时候的一个回眸。”秦雯说。
有一场戏,拍“夜东京重开”,玲子迎来送往。本以为是一场欢乐的戏,秦雯没想到会在实拍的时候,被玲子的一个回眸,感慨到眼泪掉下来。“导演看到我热泪盈眶,用上海话问我:‘侬做撒啦?’我心里想,一是感动,一是‘完结了,后面的戏都白写了’。我跟导演说:你这一个眼神,我后面的戏都没了。我原来还有几场戏是要铺垫玲子和菱红的告别的,谁知道他一记神来之笔,后面的戏就变得多余了。真是‘走导演的路,让编剧无路可走’,但我心里是服帖的,所以我回头去改掉了后面的戏。”
还有一场戏,拍阿宝和玲子分家,那天秦雯自己觉得这场戏没写好,没啥力道,王家卫却说:蛮好的,没关系。“开拍当天我追到现场,我说真的不行,再改改吧,他坚持说‘侬放心,蛮好额’。我当时心里还有点生气,结果第二天看到素材,真的是很好,因为可以说他拍的不是台词,台词还是剧本上那几句词,他拍的是台词与台词之间的空隙里的深情往来,他应该早就想好了,所以他会说没问题,会好看的。”
爱情存在过吗?当然有,但是《繁花》通篇剧本,秦雯说她只记得葛老师用法文说过‘活过,爱过,写过’,其他没有直白地说过爱,上海话里其实也基本不会说爱这个字。然而若说没有爱,每一场对手戏,每一个眼神,每一次回眸,都在提醒你《花样年华》的英文片名:in the mood for love。导演说,爱和爱情是两件事。秦雯说:“满纸你爱我我爱你的戏,说的可能是孤独,是爱而不得;从头到尾骂骂咧咧,说了上句没下句的戏,最可能说的是爱情。做有意义有目的的事情可能产生爱情,但这本身不是爱情,爱情是说很多很多无聊的话,做很多很多无聊的事情。”
《繁花》原著里有许多不可描述,但王家卫不愧是华人导演里最擅长情欲戏的。既然《卧虎藏龙》的竹林打斗是床戏,《繁花》谈生意签单,也可以“嘴里都是钱,演出来都是情”。秦雯说:“好的导演,台词是被风吹动的帘子,影影绰绰之后才是关系的真相。”王家卫也曾言:“凡情留不尽之意则味深,凡言留不尽之意则致远。”这是他“响出来”以后的“不响”:多了就俗了。
据说王家卫有一个“金句本”,韦编三绝,把《繁花》里的金句都抄录了下来。而他在片场最常提到的几句是:“花无百日红。”“男女之事,缘自天时地利,差一分一厘,就是空门。”“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这些金句,如今出现在电视剧集的间幕中,像是人声鼎沸的大时代之上,一双遥遥相看的上帝之眼,万丈红尘,霓虹璀璨,终究疏离。繁花着锦,烈火烹油,猛烈地绚烂过、燃烧过,到头来只是为了映衬生命底色里的孤独,就像植物的根系,深深地埋藏在繁花之下。
至真园到底有几楼?
“从前我觉得编剧是纸面上的二维工作,写好剧本交给导演,怎么让人物从纸面上立起来,是导演的工作了。但是王家卫导演让我意识到编剧也应该从三维出发写戏。”秦雯说,“我记得在我们什么景都还没有搭的时候,导演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至真园客人最多的时候,你觉得老板娘李李会习惯性地站在哪里?我傻了,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经验之外的——我说导演,故事都还没有呢,至真园的内部结构也不知道,至真园几层楼我都不知道,你问我李李站在哪里,我不知道啊……”
后来,剧组每搭一个景,导演都会叫秦雯去看,每天拍完的素材,第二天初剪完也会叫秦雯去看:“我跟剧组跟了三年,每天上午就先去看昨天的戏拍得怎么样,拍摄现场我也经常去,在旁边看着。有时候导演觉得这场戏不够好,就会找我们讨论,可能他会有几个方案,也可能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会愿意把这几种方案都写出来,然后再看哪种更好,在这方面我是不惜力的。”
大家都不遗余力地想把这部剧拍好,这是秦雯三年里最深的印象:“甚至我们全程都是单机位拍的,这样就是一个镜头就要拍很多遍,现在几乎没有一部电视剧会这样做,但是导演为了光好看,拍出演员最美的一面,坚持这种看起来很‘奢侈’的拍法。有时候他会亲自上阵先演一遍,王家卫导演是‘集编导演摄影美术服装剪辑音乐等等于一身’的。三年里我们还碰到了疫情,有一段时间全剧组都在发烧,摄影师烧到戴着口罩就透不过气,导演两只眼睛红得像兔子,整个剧组都豁出去了,只要还能站立,就都在坚持。”
请回答1990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秦雯也有自己版本的“请回答1990”:“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就住在大自鸣钟附近的新式里弄房子里,附近有燎原电影院,离曹家渡也不远。外婆住在曹杨新村,隔壁我们叫张老师的一家人和小说里一样,是从市中心搬过来的。从小我们就感觉他们有点不一样,不管是人的气质,还是家里的陈设——比如她家里和贝蒂家一样,有钢琴的。我们看他们总是带着一点仰视,他们待人也很亲切,但你会感到有一些距离感。”
秦雯的爸爸是采购员,平时应酬不少,所以小时候她也有印象去黄河路吃饭:“看到豪华的饭店装饰,包间里摆着当时很贵很稀奇的洋兰花,一个老板的女儿在过10岁生日,穿得像个小公主,当时我把这一幕当作我的梦想人生。爸爸做采购员也常收到礼券,到了周末我们一家就要去中百一店或者华联商厦把券用掉——听起来有点凡尔赛是吧?还记得那时候过街天桥上是有人回收礼券的,一百块礼券给你九十几块现金这样。”
秦雯说:“年代感也是导演非常坚持的一面,他希望可以带大家回到上世纪90年代。范总这个角色的形象对我来说是有些熟悉记忆的,因为爸爸是采购员,当时很多零件是在江浙生产的,过年过节就会在家里见到他们,印象很深。上世纪90年代给我的感觉是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能听到新鲜事情,也不会觉得大惊小怪不可思议,好像未来是存在无限可能性的。我也见过同学的妈妈,前一天还是纺织工人,后一天就坐进了大户室。当年的生活水平肯定不能和现在相比,很多人家浴室也没有的,公用卫生间,公用厨房,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比现在更近,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但同时因为物理距离近,也反向衍生了上海人所谓的边界感。”
电视剧《繁花》故事发生的1992、1993年,距今30多年。这30年来,有些东西彻底地改变了,还有些属于上海人本质的东西,却依然留存下来。“一个是契约精神,答应你的事情按时保质保量做到,再一个就是前面说的边界感、分寸感,一个楼里可能住着很多人,但是关起门来没人打扰你。人与人之间会互相帮助,但不会过多干涉彼此。我觉得这两个特点是上海人最让人感觉‘适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