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李祺瑶
西城区右安门内大街南段东侧，一片近10万平方米的区域被围了起来。最近3年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潜心寻找着北京建都870年的历史记忆。前不久，埋藏在地下的“惊喜”被公之于众——这里发现了一处金代大型建筑基址，是金中都考古目前发现的最大官式建筑组群。随着一处处遗迹、一件件文物被揭露出来，这组建筑的“身份”也逐渐清晰，为还原金中都的历史样貌与城市生活增添新证据。
早期磉墩剖面
古井里发现金太祖谥册
2020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配合北京城市建设，对西城区右安门内的金中都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
“新发现的建筑遗址在历史上位于辽南京开阳门外东南隅、金中都外城东开阳坊内，西距皇城约900米，恰好在金中都城址地下文物埋藏区。”作为考古项目负责人，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王继红仍然记得初次勘探时的欣喜，“我们用开探沟的方法去了解地下埋藏情况，当时就发现了丰富的遗迹和遗存，有金代的河道、瓦当、定窑白瓷，还有一种特别的遗迹——磉墩。我特别兴奋，因为这就说明这片地区应该有建筑遗址。”王继红进一步解释，磉墩是古代建筑基址柱子顶石下面的结构，有磉墩的建筑，很可能是具备一定等级和规模的。
云凤纹瓦当
檐瓦
这里究竟埋藏着什么样的建筑？怀着对新发现的期待，王继红和考古队员们顺着这些遗迹继续发掘，在发掘区域的东南侧发现了一座古井。“古井的发现也给我们带来惊喜。”王继红回忆，根据地层分析，这座井建于金代，井口由沟纹砖砌成，考古人员一点点顺着井口向下提取文物遗存，“提取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在井底发现了一块玉册，上面还有描金的文字，当时初步查阅文献推测，这是金太祖的谥册。”用于祭祀的谥册应该是供奉在太庙里，而据文献记载太庙位于皇城内，凭借经验，王继红推测：有没有可能是挖到了太庙以外另立的原庙？带着这样的疑问，她和同事以这口井为“坐标点”，向周边进一步探索建筑基址。
黄琉璃筒瓦残件
功夫不负有心人。考古队员们又发掘出了一片排列整齐的磉墩。“一共有16个磉墩，这是一个完整的建筑！”王继红难掩心中的喜悦，她解释说，“在这些磉墩之间，我们发现了‘减柱’现象，这是古人在建造房屋时扩大室内空间的做法。从这些磉墩比较粗糙的做法来看，我们推测此处建筑的规格不太高，但是它的发现为下一步发掘提供了更有力的依据。”发掘过程中，这座建筑基址的北侧形成了一块巨大的剖面，激发考古人员更大的好奇心——深深浅浅的地层中间，包含了相当丰富的金代遗存，不仅有瓷片和瓦当，还出现了建筑构件。
“四合院”叠压着更早建筑
勘探范围进一步扩大。王继红和队员们不断有新发现。“在发掘河道的时候，我们有了意外收获——两块玉册。”王继红不自觉地提高了语调，“这是皇家的器物，不可能随便丢掉，很可能附近的建筑里发生了什么事，才让它们留存在那里。”
晚期铺砖墁道
找到建筑是关键。凭着一股韧劲儿，王继红和考古队员们继续发掘，又在一座灰坑里发现了一块刻着女真文的玉册。“我当时太高兴了，一不留神，掉到探方里了。”王继红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因为这个意外“事故”，她的半月板断裂，只好在家休养，远程指导队员，“那段时间，队员们接连发现磉墩，我天天盼着早点复工。”
“2021年11月，我们先发现了一排东西向的建筑，在这排建筑的北侧，还有体积更大的磉墩。”王继红回忆，考古队员第一时间告诉她发现大磉墩的时候，自己别提有多兴奋了，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来看发掘现场。当时已经入冬，大家不得不暂时结束室外发掘工作，等着来年开个“大奖”。直到2022年3月，考古项目重启，考古队员们铆足了劲儿，继续向北发掘，“大家等距寻找有规律分布的磉墩，发现了数量更多、排列更密集的磉礅，有些磉墩的边长能达到2米，说明这里确实存在更高规格的建筑。”
早期台基包边和甬道遗迹
最终，大家在1.7万平方米的发掘区域里，发现了一座金代的大型“四合院”，下面还叠压着更早的建筑遗址。早期建筑在淤积层上夯筑黄土台基，台基上挖槽夯筑磉礅，再做台明放柱础起建殿堂。“这种地基的做法符合北宋《营造法式》记载。”王继红介绍，考古人员通过局部解剖发现，早期建筑组群是一座四面房屋围合式院落，南殿保存较完整。晚期建筑组群由位于同一轴线上的南北两座大殿和东西对称的廊房组成，结构完整，布局清晰，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米。其中，院落南端1号大殿坐北朝南，总平面呈“凸”字形，是一座前方带月台的近方形建筑。
晚期东侧廊房遗迹
“我们根据柱网结构推测，晚期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其体量与目前已知的金代皇家三开间建筑体量相当。”王继红说，为了搞清楚这间“四合院”的规格，她还特意请教了各地参与金代遗址考古的同行，“它和张家口崇礼太子城遗址9号殿的建筑规格相近，与吉林长白山神庙遗址的规格相同。而且这里还出土了各种纹饰的瓦当，其中，兽面纹瓦当和太子城遗址出土的很相像，龙纹瓦当与哈尔滨金上京遗址的龙纹瓦当神似。”
龙纹瓦当
金代“大觉寺”揭开面纱
摸清了院落的样貌，下一步就是揭示这组建筑的身份。“搞清楚这件事挺费脑子。”王继红在市考古研究院通州考古工作站的办公室里，堆满了此次考古发掘出的文物，看着满满的收获，她笑盈盈地向记者挨个儿介绍，“这些出土遗物里，蕴藏着大量的历史信息。”
滴水
最重要的文物是5件玉册，这是全国首次在城市遗址中发现玉册，印证了《左传》“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的记载，是金中都作为金代政治中心最直接的实物证据。王继红解读，5件玉册中，有3件是金太祖的谥册，最先在古井里发现的玉册上，保存着6个描着金粉的汉字——“津而饮马神光”，这与《大金集礼》第三卷记载皇统五年（1145年）上太祖尊谥的谥文相吻合，另外两件谥册也有相关的谥文，“我们据此确定这3件谥册曾供奉于金上京的太庙，公元1153年海陵王迁都，将金太祖谥册迁至金中都供奉。”
金太祖的谥册
往日供奉在庙宇之上的玉册在这里出现，是否昭示着这组建筑的特殊身份？考古人员从数量庞大的瓷器中找寻揭开其身份的线索，“出土的瓷器中有不少高档品，产地涵盖金国主要窑厂，有不少定窑、汝窑、耀州窑、钧窑的宫廷用瓷。”王继红举例，比如此次发现的定窑红瓷，是目前全国正式考古发掘中首次出土；还有几件仿铜瓷礼器，和玉册类似，都是皇家祭祀用品。“在遗址周围，我们还发现了很多精美的陶塑建筑构件、龙纹瓦当、云凤纹瓦当、琉璃瓦件等，这组建筑又与金代皇家相同规制的建筑体量相同，所以我们推测，这里并不是金中都东开阳坊里的民居，更有可能是用于储存皇家祭祀礼器的地方。”
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推断，王继红查阅了大量文献。《元一统志》《湛然居士集》等文献中，一段关于“义井精舍”的记载，引起了她的注意。“辽南京开阳门外，有一处名叫义井精舍的地方，里面有一口水井，水质很好，方便来往的行人来喝水。”王继红说，文献中关于这处地方的记载非常简单，到了金代大定年间，皇帝为其赐额“大觉寺”，很可能内设御容殿，兼具储存皇家档案和祭祀用品的功能。“我们还在这里发现了一枚铜官印，属于兵部。初步推断晚期建筑组群是金代中晚期的皇家寺院，兼具皇家档案保管和临时供奉御容等功能。这是金中都考古首次发现的大型官式建筑组群。”
根据地理位置、地层关系、建筑规制和出土遗物分析，考古人员推断，早期建筑基址时代约为辽至金大定年间，与建于辽代的义井精舍有关；晚期建筑基址时代约为金大定至金末元初，与大定年间的大觉寺有关。
目前，考古人员正在利用科技考古手段对出土文物进行检测，试图读到更多的历史信息。“通过成分分析检测，我们断定这里出土的铜器分别使用了红铜、青铜和黄铜。”王继红说，过去人们通常认为金代还没有使用黄铜，但是在最近几年发掘的金代遗址中，考古人员凭借科技手段发现了黄铜的遗存，“这次我们在金中都遗址也发现了黄铜，为证明金代使用黄铜增添了新证据。”
遗址中出土的高丽青瓷也是金代考古中发现数量最多的一次。考古人员对这些瓷器做了检测，发现高丽瓷的成分中，钙和铝的成分很高，证明高丽青瓷是仿照汝窑的烧制技术和工艺来制作的。王继红说，这也是多民族文化交往融合的见证。“高丽国在仿汝窑的基础上，在瓷器的釉色和纹饰上又融入了自己民族的特色，自成体系。通过贸易往来，这些青瓷又流传到了当时的金国。”
高丽瓷碗
这组官式建筑组群的发现，为了解金中都的里坊布局、城建规划，推动金代庙制和礼制研究，进一步研究金中都的手工业生产、商贸形态、社会生活提供了实证依据，从考古学视角阐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