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晚，北京遭遇今年第十次沙尘天气。中央气象台4月19日18时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4月19日20时至20日20时，内蒙古中西部、新疆南部和东部、甘肃大部、宁夏、山西、河北西部、北京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南部、甘肃东部、宁夏中部、陕西北部等地局部有沙尘暴。
从今年一月起，北京经历的数次沙尘天气中，至“沙尘暴”等级的有两次。4月12日那起沙尘天气，风沙甚至一路向南，浙江杭州、上海等多地的城市上空出现了被一层黄色笼罩的景象。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以下简称：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所长卢琦指出，与过去十年的同期比，今年沙尘暴天气确实较为严重。但他同时也表示，通过二十余年的治沙手段，北京的沙尘现象总体有明显缓解。
黄沙多次过境，社交媒体上开始流行兵马俑满身尘土归家的表情包。有网友提出质疑，“我们种的那么多树，都没用了？”
“进入近代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沙尘暴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认为这是一种突发性的气象灾害和生态灾难。”卢琦说，实际上，只要气象上具备了起风条件，有沙子的地方就会有沙尘暴出现的可能。这和生态好坏之间并不存在因果逻辑关系。因此，他认为，沙尘暴是无法被根治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治沙？卢琦说，治沙治的是人类活动影响所带来的人造沙漠，治的是“荒漠化”，“是把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和破坏尽量恢复到原位，而非原生沙漠本身。”
敦煌冬日高大沙山与防护林、绿洲。受访者供图
有风，有沙，就会有沙尘
卢琦比喻沙尘暴形成的过程，类似于一场从乌兰巴托到北京的汽车拉力赛：车子的出发点在蒙古乌兰巴托，中间经历无数个加油站，油箱减后又加满。“凡是风经过的地方，对沙尘都有交换和贡献，沙尘有落也有升。”
“风起源于蒙古高原，而吹起沙尘的沙源地则包括了蒙古国和我国境内的沙漠、沙地、裸地。”他认为，网上关于“沙尘暴来源于蒙古国”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
他解释，沙源、风力条件、热力条件是沙尘暴形成的三大要素。今年的沙尘天气是由蒙古气旋引起大风、卷起沙尘，在途经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时补充了沙尘，长距离输送至长江以北区域，气旋、大风使沙尘天气的形成具备了动力条件。“今年回暖早，气温忽高忽低，忽冷忽热的空气相遇后形成强风，从而形成沙尘暴。”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生态保护与修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崔桂鹏描绘我国沙尘暴的三条路径：东路、中路和西路。东路的风从蒙古东中部南下，主要影响我国东北、内蒙古东中部和山西、河北及以南地区。西路的风从蒙古西部和哈萨克斯坦东北部东南移，影响新疆西北部、华北及以南地区。而京津地区的沙尘主要来自于中路，风从蒙古中西部南下，因中路与京津地区的距离最短，所以对京津地区影响也最大。
崔桂鹏介绍，在万年时间尺度上，沙尘暴的形成是以东亚特殊的大气环流为背景，并与季风的强弱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演化主要受地球轨道因素的控制。“近千年来，我国沙尘暴的频发期就有5个，对应的是同期干冷的气候背景。”
而在百年时间尺度上，我国沙尘暴的发生频率与区域性的气候变化有关。“沙尘暴的发生原因有些是由局地天气条件所致，而更多的是由大尺度天气系统造成。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除青藏高原的部分地区外，年沙尘暴日数总体上呈递减趋势。”崔桂鹏说。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监测数据显示，近20年，我国春季（3-5月）沙尘天气由上世纪60年代年均20.9次减少到近10年年均8.4次，沙尘日数平均每10年减少1.63天。
卢琦说，如果在五十年的统计维度上评估我国沙尘天气的变化，能发现近二十年沙尘天气的明显减少。据中国天气网数据统计，上个世纪60年代，仅特大沙尘暴在我国就发生过8次，70年代发生过13次，而80年代则发生过14次。
对此，专家们都表示，得益于我国大面积的治沙、固沙措施，地表生态得到一定恢复，近年的沙尘天气才有明显缓解，“荒漠化防治是减少沙尘暴频率和危害的有效手段。”卢琦说。
在卢琦看来，三北防护林建设的主要目的并非用来防治沙尘暴。树木的防风原理主要在于通过摩擦力减小风的速度，同时具备一定的固沙功能，以间接的方式来削弱风的力度，减少风带起的沙尘。“但树木的高度有限，冷空气和大风影响范围垂直方向主要是在千米以上高空，20~30米高的防护林可阻挡住部分地表的较粗的颗粒物，但远不能挡住被大风带上高空的较细的颗粒物。”
“三北防护林的作用就如同100米跑步和100米跨栏之间的区别。”卢琦说，“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把风速给降下来，风遇到比较平的地表面就会加速。”
库姆塔格沙漠野外科学考察时，考察队伍遭遇沙尘暴。受访者供图
治沙
1984年，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原院长王涛第一次走进沙漠。
那是新疆塔里木河下游一个名叫阿拉干的地方，清理流沙似乎是永恒的主题。由于对当地大规模开发，塔里木河的水流在下游位置出现了断流，土地逐渐荒漠化。冬春两季，风一起，当地重要的公路干线便会被流沙覆盖。河床变得干旱，地下水水位不断下降，大片大片的胡杨林枯萎后褪下绿来，满目皆是灰褐色的景象。“对比过去30年的卫星照片，原先一大片绿色走廊不再存在了。”
春天沙尘最多时，负责清理公路的人一天就要铲起几吨的沙子。“每天做同样的事，但沙子又会不停地来。”
当时像这样荒漠化的现象比比皆是。
王涛觉得，治沙的过程中最困难的地方在于，治沙的同时，荒漠化土地仍在不断蔓延。当时大部分的土地荒漠化都来自于人类活动，包括过度开垦草原，过度放牧和过度樵采等。“在内蒙古、山西、陕西北部、甘肃、宁夏等地，由于煤价昂贵，当地的农牧民主要以砍树取火，造成了树木被过渡砍伐。牧民承包了土地，追求最大的利益，过度放牧就在所难免。”
王涛的工作是做不同区域的基础研究，用他的话说是“打头阵”。每片区域的情况不同，整个荒漠化区域从降水到温度等自然条件不一样，若是要治理，便要因地制宜。“从呼伦贝尔沙地到科尔沁沙地、到浑善达克沙地、毛乌素沙地、库布齐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所有这些地区不管是沙漠的利用，或者是沙漠化的防治，都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技术模式的研发。”
治沙工作从新中国成立起便开始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便成立了林垦部，组建了冀西沙荒造林局，开启了治沙之路。1959年我国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治沙队，第一次全方位、大范围地对我国的沙漠、戈壁和沙地进行综合的考察，“这就是摸清家底。”王涛说。
1978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成为生态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也是从这时起，我国治沙的任务重点放到了沙漠化的防治问题上。
早年，王涛在沙漠里做研究，每天骑着骆驼带着帐篷，睡在沙漠腹地里，简单扎一个小帐篷过夜。条件变好了，就住进当地人的车马店里。在野外做风沙观测时，即便戴上防护的眼镜，一天下来，满眼都是沙子。
王涛所在的团队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大范围的野外考察。最长时，他一年中有三个多月都在沙漠中跑。今年，他便和团队从兰州出发往西走，穿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然后从新疆的天山北边、巴里坤一直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又到南疆塔里木盆地，再从且末、若羌穿回来一路到青海，最后回到甘肃。“这一趟下来要花至少一个多月时间，行走15，000公里左右。”
做基础研究的团队需要以研究沙漠的形成演变、沙漠化的成因过程、时空分布等等为基础，探讨适合当地的治沙技术。比如，在固沙植物上便有很大的讲究。“考虑植物的各种特性和生态条件，优选出成活率高、生活力强且生存趋于稳定的植物。”王涛说，例如，在沙坡头站，花棒、黄柳和沙拐枣，可以认为是优良的固沙植物，籽蒿、油蒿、柠条、柽柳等在成活率和稳定方面表现不如前几种，但生活力尚好，也可以认为是较好的固沙植物，能在类似的地区推广。“如果研究确定荒漠化主要的成因是由于人类的活动，通过调整人类利用土地的方式和程度，沙漠化土地是可以逆转的。”
巴丹吉林沙漠与腾格里沙漠交汇处的治沙工程草方格。受访者供图
“1998年开始，国家推行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以后，对沙漠化的防治是非常有效的。从2000年开始，根据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林草局两家每五年更新一次的调研数据，我国的荒漠化土地面积都在逐渐缩小。”王涛说。
2017年，王涛再次来到新疆塔里木河下游，当地的土地荒漠化已基本得到改善，地表上又见流淌的河流，生命力顽强的胡杨林又重新冒出绿来。
沙尘暴能否根除？
治沙四十余年，王涛仍然感慨，“人类在沙尘暴面前还是很弱小的。”在他看来，沙尘暴是人类无法杜绝的自然现象。“如果说人类能做点什么的话，就是从沙尘暴的起因入手，通过减少荒漠化土地，减少给沙尘暴提供沙物质的沙尘源区范围，来减少沙尘暴的程度和频率。”
“进入近代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沙尘暴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认为这是一种突发性的气象灾害和生态灾难。”卢琦说，“实际上，只要气象上具备了起风条件，有沙子的地方就会有沙尘暴出现的可能。这和生态好坏之间并不存在因果逻辑关系。”
今年以来，黄沙多次过境，许多人发出疑问：投入人力、物力治沙多年，为什么还是有沙尘暴？三北防护林到底对沙尘暴有没有作用？
沙尘暴作为一种灾害性天气，影响大气环境质量，以大风的形式破坏建筑物、树木等，以风沙流的形式破坏农田、铁路、草场等，造成财产损失。“我国每年因荒漠化问题造成了巨大的生态和经济损失，每年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 640 亿元人民币，将近 4 亿人直接或间接受到荒漠化问题的困扰。”卢琦说。
但他同时表示，治沙治的是人类活动影响所带来的人造沙漠，治的是“荒漠化”，“是把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和破坏尽量恢复到原位。”而非原生沙漠本身。
“我们一方面要了解沙尘暴的形成机理和控制因素，接受沙尘暴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也要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法则，人人参与荒漠化防治。例如，在适合造林、需要造林（如农田防护林、防风固沙林）的地方造林，适合种草的地方种草，天然存在荒漠的地方就继续存在荒漠。”
卢琦说，判断一片沙漠是否需要治理，一要看其形成年代和类型，如果是原生沙漠，则尽量不进行人为干预，能保尽保；二要看是否有重大治沙需求，诸如国家重大工程、交通运输、国防和城镇建设等，要因害设防、综合治理。“我国约170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中，可以治理的约50多万平方公里，其余120多万平方公里则是自然形成的原生沙漠，应尽量避免人为干预。”
另一方面，在卢琦看来，沙也有其生态价值，不能一概而论。自然形成的沙漠本身是一种资源，应该被保护起来，减少人为干预。“亚洲沙尘可以影响到赤道太平洋和亚极地太平洋的海区，而作为南半球沙尘的主要源区，澳洲沙尘是南大洋海区铁供应的重要来源。”
他解释，沙尘是海洋初级生产力限制性营养元素（如氮、磷、硅、铁）的重要来源。沙尘暴将沙漠中大量矿物质带入海洋，让赖以为生的真菌、藻类和浮游生物大量繁殖，整个海洋的生物圈才得以运转。“简单来说，如果没有从沙漠被吹进海洋中的沙尘，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浮游生物这条生物链就无法运转，就没有所谓的海鲜。”
沙尘暴也能起到促进土壤形成的作用。沙尘暴把表层土壤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地方，当沙尘落到陆地上经过发育即形成了可以满足植物生长的肥沃土壤。
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科研团队考察世界最高海拔沙漠库木库里沙漠。受访者供图
202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总体规划纲要》，会议强调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将“沙”首次纳入到“七位一体”的生态治理总纲。在卢琦看来，这不仅肯定了“沙”的生态价值，也标志着荒漠化防治工作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对沙的认识更加全面、立体、系统。
卢琦说，过去按照“先易后难、先急后缓”的原则，一些条件较好、治理容易的沙化土地已得到初步遏制。未来需要治理的荒漠化土地，总体环境条件更差，难度更大，单位面积所需投资更高。
这不是一日之计。“生态跟教育一样需要长线投资，不一定能马上见到成效。”卢琦认为，人类需要与沙尘暴共存，“科学认识沙尘暴，推动沙源地跨境全域治理，人人参与荒漠化防治，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法则，才是长久之道。”
新京报记者 周思雅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