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京城天气晴好，北海公园迎来大批游客。无论是在环湖垂柳下休息，还是泛舟于太液池上，都别有一番乐趣。北海公园不仅景色秀丽，还蕴藏着大量历史瑰宝。这里的每一座桥、每一个牌楼都值得了解。今天要说的是北海公园团城西侧横卧的北海大桥。
金鳌玉蝀桥最早追溯到元代
北海大桥的前身是金鳌玉蝀桥，是老北京城内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桥。在历史上这座大桥经历了由木桥改石桥，由吊桥改石拱桥等变动。然而由于史料稀少，我们对于北海大桥的这一系列改动认知甚少，有许多情形只能靠现有的史料去推测。
鉴于此，本文试图把前人的成绩加以总结，同时谈谈本人的一些看法，希望能早日澄清金鳌玉蝀桥的历史变迁。
▲改建北海大桥时，保留了团城的完整性
关于金鳌玉蝀桥的历史，从现有史料上看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元末明初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一宫阙制度载：“外夹垣东红门三，直仪天殿（团城承光殿前身）吊桥”。以及“仪天殿在池中圆坻（团城）上……东为木桥，长一百廿尺，阔廿二尺通大内之夹垣。西为木吊桥，长四百七十尺（144.38m），阔如东桥（6.76m）。中阙之，立柱，架梁于二舟，以当其空。至车驾行幸上都，留守官则移舟断桥，以禁往来。是桥通兴圣宫（清御马圈）前之夹垣。后有白玉石桥，乃万寿山之道也”。
这里“中阙之，立柱，架梁于二舟，以当其空。”和“移舟断桥”是解密大桥结构的关键部分。我设想是在桥中部修起简单的瞭望楼，楼上留人看守，远处望见皇帝车驾就迅速将船开到桥中间“以当其空”，车驾通过后“移舟断桥”。
明代改木桥为石桥
明代皇家御苑中吊桥一共有三座，一座是位于南海瀛台的蜈蚣桥，一座是分隔北海与中海的金鳌玉蝀桥，另一座是连接团城与琼华岛的永安桥（堆云积翠桥）。三座桥中属金鳌玉蝀桥最有名气。
明代关于大桥的记载逐渐增多起来。按时间顺序将现有史料及个人分析罗列如下：《北京名胜古迹词典》在《西城区北海及团城》辞条中写道：“1986年曾在该地区及北海南门外处的地下挖出一东西向的石桥，大约是陶宗仪之后，木桥曾改为石桥”。按上文提到的元末成书的《辍耕录》记载，团城东侧为木桥，西侧为木吊桥。陶宗仪是元末明初人，明初对北京市区进行较大规模营建发生在永乐初年，因此我推测既然东桥明初已改为石桥，西桥的作用又与东桥是等同的，所以西桥即北海大桥永乐年间很有可能桥两端部分也被改为石制。
▲连接团城与琼华岛的永安桥
明代对北海第二次较大规模的经营是在天顺年间，先后在太液池西岸、北岸、东岸添建了许多建筑。天顺三年（1459年）四月，明英宗赐公卿大臣游西苑，随行大臣韩雍、李贤、叶胜等均著有《赐游西苑记》。韩雍《赐游西苑记》中曾两次提到北海大桥。第一次是，“其（团城）西以舟作浮桥，横亘池面”；另一次是，“沿池北岸而西，复折而南”，“又南至浮桥西，圆殿（团城承光殿前身）对岸也”。韩雍这里所谈到的“浮桥”就是北海大桥。联系上下文史料，不难看出天顺朝大桥中间部分仍为“以舟代桥”的可移动之浮桥。
现今关于北海大桥两端部分何时由木改石，限于资料匮乏始终没有明确答案。学术界现在不少学者持“弘治说”。
《北京历史纪年》和《北京通史》都持孝宗弘治二年改建的观点。然而按《明孝宗弘治实录》记载：孝宗弘治二年“五月乙丑，命修承先殿（今团城承光殿）及西海子石桥”。这是文献中第一次称此桥为石桥的记述，同时也是持孝宗弘治二年大桥由木桥改建为石桥说者的依据。材料中谈到的是“命修承先殿及西海子石桥”，即弘治二年时北海大桥两端部分已经是石制的了，只是要对其进行维修。因此北海大桥两端为石制的起始年代应为孝宗弘治二年之前，很有可能是在永乐或天顺朝。另据我国六百年古建营造世家第十四代传人马旭初先生讲：“北海大桥两端改为石制是在明永乐十四年和团城四周筑墙工程一起进行的”。因此，可以进一步推断，北海大桥两端改为石制是在明永乐年间。
从老照片上看，北海大桥的两端建有两座牌楼，西曰“金鳌”，东曰“玉蝀”，那么这两座牌楼又是建于何时呢？关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天顺说”“弘治说”和“嘉靖说”。据查，金鳌玉蝀桥一名最早见于黄佐（1490-1566年）写于1560至1566年间的《翰林记》。文中云：嘉靖十五年（1536年）五月，召辅臣李时、理官夏言、武定侯郭勋、泛舟西苑。“帝至，御龙舟，命时、言一舟，自芭蕉园（位于中海水云榭东侧岛屿上）历金鳌玉蝀桥至澄碧亭……”。随行理官夏言《桂州集》中《御舟歌》云：“御舟北，臣舟南。积翠堆云似玉，金鳌玉蝀水如蓝”。因此，我推算金鳌玉蝀 牌楼最晚建于嘉靖年间。同时由于北海大桥之所以被称为金鳌玉蝀桥，就是因金鳌玉蝀牌楼而得名，所以金鳌玉蝀桥之名也应在嘉靖朝或嘉靖朝之前就已形成。
万历朝宦官史家刘若愚《明宫史》中称：“乾明门之西，其石梁如虹，直跨金海，通东西之往来者，玉蝀桥，有坊二，曰金鳌、曰玉蝀，万历间，每遇中元道经厂，汉经厂做法事，放河灯于此。桥之中，空约丈余，以木枋代石，亦用木栏杆”。这段话说明，明代晚期北海大桥别名叫做玉蝀桥，且两端已立有金鳌玉蝀牌楼，桥的中间部分用方形的木桥板连接。可见大桥中间部分仍非石制。
此外，关于金鳌玉蝀桥的名称，刘若愚天启年间写成的《芜史》称大桥为御（玉）河桥，金海桥。
金鳌玉蝀桥生命力很强，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和战火洗礼，直到明朝灭亡，金鳌玉蝀桥仍傲然横跨于太液池上。
清代改为七洞石桥
清代有关金鳌玉蝀桥的记载，最早见于高士奇成书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的《金鳌退食笔记》。文中云：“太液池旧名西海子，在西安里门，周凡数里。上跨石、梁，约广二寻，修数百步。两崖穹甃出水中，鲸兽楯栏，皆白石镌镂如玉。中流架木，贯铁纤丹槛，掣之可通巨舟。东西峙华表，东约玉蝀，西日金鳌。其北别驾一梁，自承光殿达琼华岛，制差小。南北亦峙华表，曰积翠，曰堆云”。从材料可知，康熙二十三年，即清军入关40年后金鳌玉蝀桥中间仍为可拆卸的木制结构，其两端部分为石制。
▲从河岸边远眺金鳌玉蝀桥
《国朝宫史》卷十五记载：“水云榭之北，有白石长桥，如红偃水面，以通行人来往。东西树坊楔二，东曰‘玉蝀’，西曰‘金鳌’。桥下洞七，中洞南向石刻匾曰：‘银潢作界’，联曰：‘玉宇琼楼天上下；方壶圆峤水中央’。北向石刻匾曰：‘紫海回澜’。联曰：‘绣毂纹开环月珥：锦澜漪皱焕霞标’。”据查这两篇楹联是出于乾隆皇帝的御笔。联系上文可知乾隆朝肯定对金鳌玉蝀桥进行了改建。即将大桥改为七洞石桥，并在大桥中部题匾联。
综上所述，在乾隆中期金鳌玉蝀桥已成为一座完全意义上的石拱桥了。据史料载永安桥的结构与金鳌玉蝀桥相同，两端也曾为石构，中间部分也曾为架在船上的可移动的浮桥。根据清代档案记录：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四月初二日才命将“永安寺前三转桥（永安桥）中空桥板栏杆俱照两边石桥石栏改作。既然1768年乾隆将永安桥改建成石桥，那么乾隆皇帝又怎么会不同时将金鳌玉蝀桥改为石桥呢？
《国朝宫史》编撰于乾隆七年（1742年）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二月，据此可知，金鳌玉蝀桥改建的具体时间最迟不会晚于乾隆三十四年。很可能是在1768年与永安桥的改建同时进行。约成书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宸垣识略》中云：“金鳌玉蝀桥贯太液池，东西两端树二坊，西曰金鳌，东曰玉蝀。为禁苑往来大道。桥有九门，勒御书联匾……”
约成书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的《国朝宫史续编》中记：“水云榭之北有白石长桥，通行人来往，东西树坊楔二，东曰玉竦，西曰金鳌，桥下洞七……”细心的朋友一看便会发现问题，以上史料有说大桥为七洞，有说九洞。那么到底大桥有几洞呢？
从1900年和1922年的老照片上看金鳌玉蝀桥确是座九洞石拱桥，难道古人连这么简单的数据都会弄错吗？其实问题很简单。
金鳌玉蝀桥是一座七孔石拱桥，外观为九孔。最外侧两端的孔只起美观和加长桥梁的作用，并非如其他七孔有泄洪出水之用。《国朝宫史》中讲的“七洞”是指实际出水的七洞，《国朝宫史续编》里讲的“七洞”同《国朝宫史》。《宸垣识略》中所云“九洞”为大桥全部的洞数。
金鳌玉蝀桥见证王朝兴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随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即将总统府迁入中南海。为防止有人从金鳌玉蝀桥上窥视其府邸，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下令在大桥的南侧，加修一道长墙，与中海北面护墙相连，使其成为中海与南海之间的一道屏障。1928年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北洋政府垮台，中南海辟为公园后，这道围墙才被彻底拆掉，北海大桥才得以恢复旧貌。
此外，关于金鳌玉蝀牌楼，1933年鉴于清朝垮台后，木牌楼糟朽严重，在维修大桥时，将木制的金鳌玉蝀牌楼的楠木柱子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当时的重修工程由古建世家恒茂木厂（原兴隆木厂）第十三代掌柜马增祺（马旭初父亲）先生亲自负责施工。
综上所述，金鳌玉蝀桥经历了元、明、清六百多年的历史变迁，见证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三个封建王朝的兴衰，自身也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最终步向一个崭新的时代。
▲泛舟太液池上
周总理采纳专家意见保住团城
新中国成立后，金鳌玉蝀桥成为一座人民的大桥，成为一座为人民服务、连同东西干道的大桥。然而，面对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大桥能够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关心北海及团城的维修和保护工作。北海团城位于古城的中心、曾被老舍先生等赞美为古老北京古建筑文物最为集中的一条线上，而且团城还是北京作为辽、金、元、明、清历代都城的重要见证。团城内还有辽金古树，元代玉瓮，清代精美的缅甸玉佛等价值连城的文物，然而1954年6月城建部门称北海南部的团城碍路要打通。因为团城在金鳌玉蝀栋桥东堍，汽车从文津街开来，特别是从中南海出来，往东行驶，必须经过该桥，与团城距离太近，一不小心就容易撞上去。而且由于桥面坡度过高致使往来车辆行人过桥有些不便，特别是雪天路滑时尤为突出。在当时的情景下，一些人认为要改善城内的东西交通，要把马路修得笔直无拦，就要以拆毁团城为代价，使这一文物建筑瑰宝危在旦夕。面临团城的存废，许多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国家文物局会同梁思成、范文澜、翦伯赞等学者专家，多次向上呼吁要保护团城。
在讨论拆除团城的会议上，梁思成愤怒了。他说：“干脆填平三海，踏平故宫，修一条马路笔直地穿过去得了！”最后他说服了苏联专家，又通过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找到周恩来，恳请其阻止拆除行动。
1954年6月一天凌晨，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亲自登上团城调查，与郑振铎、梁思成等专家一起研究，决定道路拐弯，保下了这处重要文化遗产。
团城保住了，团城迤西的金鳌玉蝀桥怎么办？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如下方案：原金鳌玉蝀桥不动，在其南面再建一座新桥，将交通分为上下两单行线，把两座牌楼移至两桥之间，南桥正对故宫之角楼，改造北海公园前广场，在正对北长街处设一个酒楼，将景山南墙开漏洞，墙前设廊子，便于游人休息观景。后来，梁思成又指导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关肇邺做了一个改进方案。特点是：新桥较宽，能容交通上下行，原金鳌玉蝀桥仅作步行之用。可惜，这个方案未获采纳。最后实施的，是苏联专家提出的拆掉原金鳌玉蝀桥，在原位置重建一座新桥的方案。
当时的苏联专家提出的具体方案是：将旧桥降低坡度，并把大桥进行展宽。同时为了节省资金在大桥的南侧作成以堤代桥，即在南侧作成一道挡桥。他们认为，北海流入中南海的水量不大，只留九孔桥的中空（宽5.74m）即可，并将其延长建成新拱券孔，其余各孔均行堵死，但在挡墙外皮仍按原式做成石拱券假孔做装饰之用。这样从桥南侧看，其外观仍是一座九孔石桥，而实际上层宽的部分却是一道实实在在的堤。
最后周恩来总理详细地听取了各种方案，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保护团城，不损害它的一砖一瓦；拆除束缚住马路的金鳌和玉蝀两个牌楼，以放宽桥面，使之向南扩张，占用中南海的一些空间；利用旧石桥加以扩建，即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前提下，降低坡度，展宽桥的南侧，并沿南北两边桥栏增建人行道。这样北海大桥便被向南“移动”了，车辆上下桥时便毫无撞到团城上的危险了。
1955年11月，金鳌玉蝀牌楼在北海大桥加宽工程中被拆除。伴随着金鳌玉蝀牌楼的拆除，“金鳌玉蝀”这一名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展宽后的大桥宽34m，车行道为26m，两边各有4m宽的人行布道，坡度由原来的8％改为2％，布道两边仍装汉白玉石栏板、望柱。
1974年为安全起见拆除汉白玉栏板、望柱，改用加高的金属栏杆，柱子改用钢筋混凝土浇筑，外面贴汉白玉石面，柱身柱头花纹仍仿原样雕刻而成。金鳌玉蝀桥两端的古牌楼虽被拆除了，但值得庆幸的是整个石桥所固有的基本特征，以及它的艺术造型却被基本保留了下来，而且还有了新的发展，给人以舒展、壮观的感觉。
文字：任明杰
图片：姜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