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0年，全国政协再次新增界别。
“新设‘环境资源界’有什么深意?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在两会期间专访了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十三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江桂斌。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十三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江桂斌。受访者供图
江桂斌表示，增设环境资源界，可以融合多个领域专家学者的经验与智慧，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重要科技支撑，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
江桂斌是分析化学与环境化学的专家，致力于环境分析化学方法、环境污染现状与过程机制和生态毒理学研究，并将基础前沿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应用于我国重大环境问题的解决。
谈新设“环境资源界”：
可集多领域专家智慧，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和高质量发展
贝壳财经：你认为今年新设“环境资源界”有何深意？
江桂斌：界别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界别设置随国家不同时期社会发展需要而不断调整完善。“环境资源界”是本届政协新设立的一个界别，是全国政协界别30年来的一次重大调整。新设环境资源界别，是落实二十大精神，“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具体实践。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绿色GDP、清洁生产等是落实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增设环境资源界，可以融合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水电、地质地球、化学化工、海洋、气象、交通、人口等多个领域专家学者的经验与智慧，聚集和吸引优秀专家形成集群优势持续建言献策，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重要科技支撑，高水平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战略目标。这次调整和优化界别，有利于更好发挥人民政协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独特作用。
谈新污染物监测：
要精确定量的监测方法，也需开发快速筛查的技术手段
贝壳财经：近期，十四种新污染物纳入重点管控清单。新污染物“新”在哪？有哪些共同特征？
江桂斌：对于“新污染物”，“新”意味着新产业所带来的污染排放以及较短的污染发现时间。从源头方面而言，新污染物通常是外源性化合物、人工合成或天然的化合物。
总体上，新污染物的绝大多数为目前大量生产和应用的化工产品，尚未有效对其生产和环境排放加以控制；此外，环境介质中的存量较高，对污染的源汇及迁移仍缺乏认知；再者，目前对其环境风险还缺乏全面的科学评估。
贝壳财经：如何监测、治理新污染物？
江桂斌：由于我国化学品生产及环境污染的自身特点，新污染物的环境暴露与健康危害机制与发达国家差异显著，无法照搬国外研究模式与结论。我国新污染物的暴露特征复杂，暴露所致健康危害研究缺乏理论和方法。
针对复杂环境介质中新污染物的高通量筛查及监测技术有待完善，现有技术的普及性和标准化的推进尚需整合各方研究力量。监测新污染物既需要精确定量的监测方法，另外也需要开发快速筛查的技术手段。单纯依赖现有科研机构的传统技术，耗时耗力耗财，难以满足全国范围的推广需求，也不能够满足种类繁多的新污染物的监管问题和风险管控。
比如说，可以通过效应导向分析的技术手段，弥补现有新污染物风险评估体系不足。我们团队针对发现新污染物这个国际性难题，在国内首创成组毒理学分析系统，能够识别样品中的各种效应污染物，进而发现不在目前管控名录之内的新污染物。如果该污染物在环境中有较高的赋存，这就很有可能成为未来需要优先管控的新污染物。未来我们还要研发更多小型化分析设备以满足技术推广的需要。
我国新污染物治理及管控工作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系统观念，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有效防范新污染物环境与健康风险为核心，推进新化学物质和现有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实施调查评估、分类治理、全过程环境风险管控，加强科技支撑保障，形成政府主导、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新污染物治理体系，支撑我国新污染物治理的高效运行。
因此，需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明确监管机构和责任，建立污染物排放监测、控制和处罚等制度。加强法律监管，全面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严格源头管控；深化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增强多学科交叉创新，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加强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多措并举
促进空气污染治理和气候变化治理优化协同
贝壳财经：你如何理解环境保护与公众健康之间的关系？
江桂斌：健康权是人类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环境质量问题是关系公众健康的重要问题，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是保障公众健康的必要前提，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
“十三五”“十四五”环境健康工作规划提到把保障公众健康理念融入环境保护政策，以最小经济和社会成本把危害公众健康的环境风险降到最低，为环境健康工作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开展环境保护，将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重要契机。这不仅会促进我国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提升产量与效益，也会为我国行业在参与全球产业竞争过程中提供有力的绿色技术保障，同时全面保护我国的公众健康。
贝壳财经：该如何实现空气污染治理和气候变化治理优化协同，促进人民健康效益最大化？
江桂斌：我认为，实现空气污染治理和气候变化治理优化协同并促进人民健康效益最大化需要采取综合性的、跨学科的和跨部门的行动。
在科学层面，我们必须解答“暴露”“毒理”和“健康”这三大关键科学问题，重点关注大气污染人群的潜在健康损害和空气污染物对人群的健康危害机制研究，探索污染与区域疾病高发之间的潜在联系。
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治理政策，包括环境监管的加强、环境保护机制的建立以及促进空气污染治理的措施；同时，制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率、改善交通和基础建设规划等方面的措施。
技术方面，应推广智能化系统，并通过监测、分析、预警和大数据等手段实现精细化管理。政府还应该采取措施促进各行业的生产效率，同时保护自然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此外，政府可以通过宣传和教育活动来提高人民对气候、环境与健康内在关联的认识，比如在降碳减排、减少浪费和使用绿色环保的产品等。同时，政府应该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以实现空气污染及气候变化治理和人民健康效益的最大化。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赵方园
编辑 徐超
校对 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