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航空业的罢工潮，既折射出了朔尔茨政府“难念的经”，也折射出了地缘动荡对欧洲各个方面的冲击。
▲1月25日，德国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员工举行罢工，导致该机场当天进出港航班全部取消或延期。图/新华社
欧洲罢工潮传到了德国。
当地时间2月27日，德国公营服务业工会宣布采取24小时罢工行动，杜塞尔多夫机场27日原定执飞的330架航班有205架遭取消，29架被转移到其他机场；原定27日飞往科隆波恩机场的136架航班也有131班被取消。
受当天的罢工影响，为汉莎航空、土耳其航空和爱琴海航空提供服务的机场基本空无一人。
2月17日，德国汉堡、汉诺威、法兰克福、慕尼黑、斯图加特、不来梅和多特蒙德机场的员工已举行过罢工活动。这7座机场承担了德国三分之二的航空客运量，罢工导致约30万名乘客的出行受到影响。
德国机场近期为何一再举行罢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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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航空业已多次举行警告性罢工
德国航空业在新冠病毒肆虐时期就是重灾区。
疫情高峰时，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就曾举行过24小时警告性罢工。去年以来，德国航空业又遭受了俄乌冲突升级的一轮暴击。燃料价格暴涨、俄罗斯空域关闭、国际航线须绕道飞行，导致航司运营成本大幅增加。
当然航空公司的员工日子更不好过，因为他们处在高通胀的痛苦之中。
德国通胀率比英国好一些，但2022年也高达7.9%，创下自1990年以来最高纪录，去年10月达到峰值10.4%后，在11月、12月通胀率有所下降。但在今年1月，通胀再次抬头，同比又上升到了8.7%。
为此，拥有320万会员的德国公营服务业工会与资方展开谈判，要求提高薪酬、改善工作条件。谈判毫无悬念地没有取得进展，为此，德国公营服务业工会在2月17日举行了第一次警告性罢工——当天正是慕安会召开的日子，只是因为作了特殊安排，才没有影响慕安会的举行。
2月27日的罢工，是时隔10天的第二次警告性罢工。不排除在未来一段时间，德国机场还会出现更大规模的罢工。
▲德国总理朔尔茨。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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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司激进裁员加剧劳资纠纷
另一方面，德国航空公司近年来的激进裁员，也是导致劳资纠纷升级的重要因素。
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冲击，德国航空业亏损严重。以汉莎为例，2020年亏损了67亿欧元，2021年又亏损了2亿欧元，一度出现破产之虞，在经欧盟批准得到政府90亿欧元的纾困资金后经营才撑住，并在2022年二季度后恢复盈利。
在最困难时期，汉莎下了狠手大幅度裁员。2020年，汉莎在全球范围内裁掉了近五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员工数量减少了19%——包括数百名飞行员。2021年，汉莎又在德国境内的5.2万个全职工作岗位中削减了约1万个岗位，同时想尽办法节约人工费用。
激进裁员和控制人工成本的结果是人手严重短缺。德国机场协会估计，德国各机场总计缺少约五分之一人手。这不仅导致在德国机场值机柜台前的队伍越排越长，也导致行李托运效率变低。
人手短缺本来就加重了机场工作人员的劳动。但是，汉莎等德国航司的应对依然以控制人工成本为主，同时把钱花到了收购小型航空公司上，以达到通过减少母公司航班、增加廉价航空公司航班继续控制成本的目的。
这样一来，又减少了为母公司服务的员工的收入，导致劳资纠纷进一步上升。
▲资料图。柏林街头。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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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府为何作壁上观
对于德国航空业近期的罢工潮，朔尔茨政府没有什么反应。
这出于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德国通常奉行劳资双方自主解决纠纷的方针，一般不会出面强制调解。
另一方面，在2020年—2021年德国航空业最困难的时候，德国政府曾以出资换股权的方式出手救助。比如汉莎，德国政府就获得了20%的股权，在汉莎还清德国政府提供的救助款后，德国政府还赚了7.6亿欧元。
就算德国政府想出面调解，对于德国公营服务业工会等组织来说，也未必相信政府会采取有利于劳方的立场。
此外，受高通胀等影响，现在朔尔茨政府的民调支持率并不高。
最近民调显示，基民盟所获得的支持率是24%—25%，朔尔茨所在的社民党的支持率为19%—21%，绿党为17%。27日刚公布的柏林地方选举结果也显示，社民党22年来首次丢掉了市长一职，只获得了18.4%的支持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柏林的最差战绩。
民意不利的情况下，调解罢工潮对于朔尔茨政府确实有些烫手。
可以说，德国航空业近期的警告性罢工潮如同一个窗口，既折射出了朔尔茨政府“难念的经”，也折射出了地缘动荡对欧洲各个方面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