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忠县，像一场疾风骤雨过后，小城暂时恢复了平静。
1月中旬，县城的医院很是冷清，相比之下，商店里挤满购置年货的人，酒店里每天有摆设喜宴的新人；在村里，外出务工人员逐渐返乡，楼房前面的地坝上，三五人在一起闲聊。预料的元旦感染小高峰没有出现。
忠县位于重庆市中部，辖区内有25个乡镇和300多个村庄，总人口97.59万。当地是外出务工大县，据重庆日报2019年报道，忠县常年在外务工人员多达30万。
春节前夕，这里经历了一次感染潮。
“第一波高峰，双肩重担的感觉”
凌晨1点多，王波的电话响起，是忠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李华打来的。
这天是2022年12月23日。李华告诉他，病人突然增多，医院现有的7台呼吸机已经用完了，如果再来危重症患者，恐怕没法救治。
王波说，那不行，他来想办法。王波是忠县卫健委医政医管科科长，今年35岁，县里哪个医疗机构，有什么设备，他心里有本账。
王波先联系了县城里3家民营医院，接着找了乡镇医院，“那时重症都转到定点医院了，所以呼吸机也闲置着”。
陆续借到6台。凌晨2点，王波找了辆车把借到的呼吸机运到县人民医院，一台很快就用上了。当天，医院又紧急购置了30台呼吸机和30台监护仪。
忠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李华回忆，去年12月中旬，急诊，发热门诊病人和住院患者开始多起来。他分管医务组，主要工作是统筹全院的医疗资源，成立各个病区，尤其是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平时，发热门诊只有1个诊室，那段时间设立了4个诊室，同时抽调各科医生支援。
“那是第一波高峰。”李华说。
接着是住院潮。“轻症患者在乡镇和社区服务中心就诊，如果肺上有炎症，或者有可能转为重症的患者，就转到县医院治疗。”首当其冲的是呼吸病区和感染病区。两天后，这两个病区的患者达到饱和，心内科、肾内科、中医科等也开始收治病人，同时合并妇科和产科。
病人还在增多。“我们又合并骨一骨二科，医院有三层楼的应急病房，这次就启用了，成立了感染一病区感染二病区，呼吸科有5个病区，最高峰患者接近1800人”。准确的说，是1794人，其中，病危病人有60多，病重病人170多名。
汪先忠是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对他来说，死亡一点也不陌生，但这次，却是他从业三十年来第一次碰到的状况。
重症监护室的编制床位有22张，去年12月下旬，阳性重症病人最多的时候有42个，大多数是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加上医务人员也处于感染中，快要退休的汪先忠有一种“双肩重担的感觉”。
这样的场面总是紧张的。急诊科医生黎小娟回忆，她在去年12月14日结束支援重庆方舱医院的工作后，返回县医院。从12月16日到19日，门诊量与日俱增，下半夜急诊达40人次，最多一晚57人次。在熬了两个通宵值班后，12月22日，她做了一个抗原，弱阳性，回家吃了感康，下午开始高热。
黎小娟是院内医疗组最后感染的人，其他同事还在陆续康复中。1月3日，值完夜班后，她感觉胸闷气短，于是做了胸部CT，发现肺部感染，开始吃药输液。那天急诊人数有200多到300人。
跟县医院对接的任家镇卫生院院长张径清楚记得，镇上65岁以上的长住老人有两三百人。从去年12月27号开始，病人多起来，那天的住院病人有80几个，比平时多了三分之一。
到了1月1号和2号，病人数量达到顶峰，每天的住院病人增加一二十人，几乎都是老人。原本储备的布洛芬和布洛芬悬液，感冒药，连花清瘟胶囊一售而空。
“尤其是2号，发烧药不够用，货不好买。”张径说，他只能往县里申报，县里每天送来60盒，再拿出一部分发到各个村卫生室。他把一盒药拆分开，根据病人的病程开药，加上替代药品，“短缺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早在去年12月15日，张径开了一次分级诊疗的视频会议。要求和以前一样，“轻症的病人自己治疗，不行就送到县人民医院。”
不过一个月内，张径只转送过一位患者。病人30几岁，张径后来问了县医院的医生，说患者本身有胸膜炎。
忠县的乡村比较分散。坐落在不同的山坳和山脚。周美成是一位村医，在当地行医三十年左右。防疫转型后，村里来往的人多了，很快有人感染。他判断“阳了”标准是“普遍的症状”：发烧，身上痛，咳嗽，喉咙痛，流鼻涕。
病人最多的时候，他卫生室里的一张长条椅，两张床，五六张凳子上都坐满了人。这样的状况在1月初逐渐缓解。
另一名村医谭延平介绍，去年12月时，卫生室没有抗原，他只能根据经验判断病人是否“阳”了。症状轻微的，他就开对症的药，嘱咐对方多喝水，多休息。
谭延平独自坐在村卫生室里。
在王波看来，下一级的医疗机构承担了“90%的轻症病人”，只有少量的重症病人送到县医院。
根据忠县人民医院提供的数据，从2022年12月16日到2023年1月12日，该医院共收治住院患者5165人次，急诊6094人次，发热门诊2244人次。院长黄大勇介绍，在这段高峰期里，有46位患者死亡，他解释，这些病人并非直接死于新冠，“有基础疾病，才是致命的”。
“应对过去了”
因为要做“预案”，王波每天的生活围绕着疫情，病人和数据，他需要想得更远一点。
王波最担心的是院内感染。在感染高峰之前，他和李华商量，每个科室的医护人员实行两班倒，一次班连续上7天，同时闭环管理，这样就算感染，也能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
事实上，医护后来几乎都感染了一遍。“医生的感染率是95.1%，护士感染率是99%以上。”黄大勇说，人手不足是最棘手的问题。
2022年12月20日，六十几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请假。那天晚上8点多，黄大勇去查房，肿瘤科一个医生没吃晚饭，一直在会诊病人，也有不少医生和护士边输液边工作。院感高峰期，王波从县里的精神病医院借调了20几名医护人员到县医院。
县医院的编制床位有900张，开放床位高峰时期有1800张。黄大勇设想过床位万一不够，县里另一家中医院还有两个病区，如果还不够，下面有几家比较大的乡镇卫生院。病人高峰时段，住院部大楼就启用闲置的两层楼储备床位，一层楼有73张床位。
黄大勇在网上看到有些医院的病人住在过道里，让他引以为傲的是，“我们的病人没有住过巷道”。
另一个难题是氧气。液氧要气化，需要在一定的温度下，夏天每月通常换两次氧气罐，而冬天是两三天换一次，因为温度低，液体气化不全。
黄大勇想到一个“土办法”，在中央空调上安装几个喷头，热水24小时淋到氧气罐上，气化充足的氧气，通过管道输送到20几个病区。
虽然难题暂时化解，但黄大勇仍是忧心忡忡，“甚至是害怕”。他住在医院南门的小区里，有时夜间不放心，他还会走回医院急诊室看一看。
乡镇之外，县城里还住着二十几万人，黄大勇最担心高峰时段的病人会超过医院的承载能力。2022年12月15日，忠县县长李电建了一个微信群，叫“1215救治群”。群里23个人，有县委书记，县长，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分管县长，医护等。在群里，黄大勇会每天发布入院、出院病人的数据和总体情况，讨论如何应对疫情高峰。直到1月1日，他看到入院人数是59，出院人数102，意味着“已经应对过去了”。
能平稳度过这次疫情高峰，没有出现医疗挤兑，黄大勇认为与分级诊疗和医共体的建设有关。“我们打造出了一个县镇乡之间医疗系统网络。”
他解释说，县医院的医生在远程影像中心可以查看从下面镇卫生院传过来的病人CT报告，再给出治疗意见，如果病人情况严重，会告知其到县医院进行治疗。“即使在偏远的地区，他们也可以就近选择镇卫生院初步治疗，不耽误病情。”
黄大勇介绍，县里各级医疗机构的药品目录也是打通的，“病人在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也可以买到” 。
县医院医生正在看从村镇上传过来的CT报告。
县医院的远程影像监控中心。
从2014年作为医改试点医院开始，忠县人民医院开始建立影像中心、心电中心、检验中心、病理中心、会诊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医生们随时在线，病人可以咨询或者电话联系，通过微信视频也很方便。”
医共体是由县医院和中医院牵头，对接16个乡镇卫生院，这些医疗机构内部有会诊群。“有检查设备，药品有保障，上下转诊通畅，那么病人在乡镇就医是没问题的。”黄大勇说。
忠县的每个乡镇以家庭医生为载体，还成立了由一个乡镇医生，一个乡镇护士，一个村医组成的团队，对村和居委进行包片救治。最近，由家医团队负责给农村地区20几万60岁以上的人发放健康包。
张径介绍家庭医生团队。
“县级医院防死亡，乡镇基层医疗机构防高峰。”王波说。他算过一笔账，忠县的乡村有500多个村医，如果1个村医每天看20个病人，总共每天可以看1万人。感染高峰持续半月左右，村医的承受能力就有15万人左右。此外，还有100多个个体诊所，每天能接待一两百个病人。“再加上乡镇医院，县级医疗机构的压力会减少很多”。
目前，县里有8个乡镇配了CT设备，其中一些镇是在2013年就配备的。 “CT最大的作用是急诊急救”，王波说。
他举了个例子：脑出血和脑梗塞病人用药是截然相反的，但是症状和体征差不多。如果病人先到县里做CT，再用药的话，各环节即使顺畅也至少也需要三四十分钟。但假如能在乡镇卫生院检查并及时用上药，“患者被救过来的机会很大，致残率也会降低”。
“小高峰没有出现”
拔山镇卫生院是忠县配有CT设备的8个乡镇之一，这里还有核磁共振设备。
卫生院占地32亩，2018年修建而成。疫情高峰期，院里把一栋楼改名为“平战楼”，专门收治新冠病人。
1月16日，这栋楼已经很少有病人进出。旁边门诊大楼的输液室里，有一个从浙江返乡的病人正在输液。窗外飘着雪花，还未触碰到地面，就已经融化。
在任家镇卫生院，感染高峰过后，除了一名医生，其他医护人员都已感染过。张径说，最紧张时，一天有12个医护感染请假。
从1月8号开始，任家镇卫生院的病人数量减少。1月14日那天，住院病人降到以前的40人左右。最近几天，偶尔有一两个从外地打工回来的年轻人买药。
任家镇卫生院的药房。
黄大勇原本预测，在元旦期间，人员流动会带来一次感染的小高峰，但最终没有出现。
到了1月15日，周美成的诊所里有两个病人在输液，一个病人由于风寒，长时间咳嗽未就医，肺部有少量感染，他的CT是在镇里拍的。周美成看完报告后告诉他，问题不大，轻度炎症，可以直接在他那里治疗，周美成说话轻言细语，很受病人信任。另一个病人是因为支气管炎在这里治疗。
不久前，王波的压力来自病人数量的上涨。从去年12月22日开始，每天的入院患者多于出院患者，空床位越来越少，他也越来越紧张。到了12月底，他预测，如果每天涨100人，空床位还能支撑10天。
他曾经向领导提出预案，如果1月7、8号时，病人还在上升的话，就启用县里的民营医院的两层空置楼层，从县医院和中医院抽调医护人员。
1月16日，在去拔山镇卫生院的路上，王波打开微信看了眼数据，县医院前一天出院258人，收治104人。看完数据，他稍微放松了些。
王波和同事经常会下乡去卫生院了解情况，他的直观感受是，一些农村人感染后的症状似乎比县城里的人轻，他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农村的空气比较好，村民闲来时休息比较充足。但这个发现和专家的说法不一样，他陷入矛盾，不知道该不该说出口。
度峰后的村庄和医院
元旦前，奥密克戎已经到过这里的村子。
冉秀今年84岁，在任家镇卫生院接种过三针新冠疫苗，儿子为她测过抗原，确信已经“阳”了。她描述自己的感染症状是身上痛，咳嗽，流鼻涕。
冉秀说，村里不少人不久前也都有类似的症状。“人已经老了，过一天算一天”， 她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担忧。
这几年，村里的老人相继去世后，冉秀已经是村里最高龄的人。她的儿子袁杰去年12月19日从温州的工业园区回来时，没有出现感染症状。但一两天后，他开始嗓子痒，咳嗽。到了12月底，袁杰的症状逐渐消除，母亲似乎比他好得快一些。
直到现在，他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阳”了，他没有测过抗原。有检测阳性的朋友和他症状一样，所以他猜测自己也是“阳”了。
几十年里，谭延平走遍村里每个角落，经常找他看病的大多是老人，谁有基础疾病，他都了然于心。行动不便的，他会带着治疗器具和药物上门治疗。他所在的乡村卫生室有一间留观室，两张病床，1月中旬，他领到了一盒抗原和两个血氧仪。
不过有的老人没有检测过抗原，据谭延平介绍，一位经常找他输液的患有肺气肿的老人，在出现咳嗽症状后，没有检测，只是照常治疗肺气肿。
春节临近，村民都在忙着备置年货，走亲访友。中和村一共有2000多人，是一座僻静的村庄，周围是沟壑丛生的山峦。那几天下着细雨，主街道上空荡荡的，村民大多住着两层楼房，楼前搭着雨棚，地坝上不时有村民聚在一起，围着煤炭炉子交谈。
镇上居民在打牌聊天。
1月中旬，谭延平明显感觉村里返乡的人多起来，不过到卫生室看病买药的人并不多。而黄大勇对春节前的返乡潮有些担忧，1月15日，他对记者分析说，“城区感染的时间点早于乡农村，农村的老年人占比高于城区的老年人，今年回家过年的人应该多，可能给家里的人带来第二次感染”。
但在黄大勇看来，即便出现第二次感染高峰，也不会像第一次一样。“因为很多人都已经感染过了。”而王波认为，今年返乡的人虽然多，但从去年12月中旬就陆续开始，应该没有那么集中。
为了应对这个可能到来的感染高峰，当地还是做了充足的药物储备。在乡镇地区， 60岁以上的人会收到一个健康包，里面有药物，抗原和一张宣传告示，并写有相关咨询方式。
调动到县卫健委之前，王波在拔山镇卫生院工作过4年，他是一名外科医生。16日这天，在去村卫生院的路上，他望着车窗外，雪花重重落在挡风玻璃上，又被雨刷推开。
这条路他走过无数遍。王波说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往坏处想，“只想着怎么解决问题。”
他的厨艺不错，只是这一年几乎没有在家做饭的时间。汽车盘旋山路的时候，他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问什么时候回家，他说不确定。前一天晚上，他只睡了两个小时。但他说，最累的人其实还是医护人员。
黄大勇聊起来说，疫情高峰期间自己因为压力太大失眠。1997年，他是这个县城第一个妇产科男医生。那时，妇科和产科尚未分开，他也负责接生，其他同事都称呼他“黄婆婆”。
他和人闲聊时，脸上一直挂着笑容，镜片后的两只眼睛大而明亮，但话题切换到医院、病人时，他收起了笑容，一脸严肃，俨然另一个人。
疫情高峰期，李华和黄大勇等同事一起住在医院的规培生公寓，方便有事及时响应，“很多医护感染了还坚持工作，劝他们休息他们还不愿意”，李华反复说，功劳都是医务人员的，他只是做了统筹协调的事。
那天，他又去了一趟之前住了半个月的学生公寓，从前这里堆满医务用品，现在房间里都空了。他走到阳台上点燃一支烟，医院和过去有些不一样了，核酸点没了，警戒线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