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陈其泰
传统史学中杰出的鸿篇巨制，必定是在史识上达到别人罕能达到的水平，同时在组织能力和表现手法上具有卓越的才华。对于这样的杰作，我们进行评论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理论层次，达到具有哲学家的深邃分析能力和艺术家的鉴赏力，才能恰当地总结其中的智慧、魄力和匠心，否则就会将名著矮化了。
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合”著史体系被誉为“信史家之极则”
司马迁的不朽著作《史记》，自班彪父子以下，历代学者都大加赞誉，若论评语最为精当者，则应归于清代学者赵翼所言：“创为全史”“信史家之极则”。用今天的话来说，“全史”就是指达到全方位、多层面再现历史，“极则”就是为后人树立了著史之典范。司马迁著史首创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共同构成，做到五体各司其用，而又互相配合补充。作这样评论固然正确，但似尚未将这位“中国史学之父”的著史神韵表达出来。司马迁的卓越之处，是在观察角度和再现手法上采用了多维历史视野，实现了多角度、立体式著史的目标，这才为后人树立了“著史之极则”。
司马迁创造的“五体结合”，从史家的历史观察力来分析，是由以往单一的视角，发展为多维视角，构成了宏阔的视野。主要包括三项：（1）时间维度；（2）人物活动维度；（3）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维度。以上三项中，“时间维度”实际包含了事件的发生、演变、结果，二者密不可分，时间是记事的坐标，以时间来标示、联贯事件的发生与始末。
《史记》的五体结构是外在的形式，而其实质内涵，则是史家深邃的哲理思考：首先，历史的演变，是以时间先后为线索展开的，以年、月、日的先后，将一件件相关的史事组织起来；其次，凸显了历史的创造主体，是“人”，是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发挥了作用，而又各有鲜明的性格特点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演了复杂曲折的活剧；再次，制度的沿革和社会生活，也是客观历史演进的重要内涵，与事件、人物活动相结合，构成社会进程的全貌。
多维视角是从哲理思考上紧紧把握住人类历史演进的三大要素，五体结构的著史体系则是其外在形式，由此来展现历史丰富生动的内容。正是由于《史记》在著史格局上的重大成功确立了其著史楷模的地位。
提高理论层次来分析，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迁创立“五体结合”著史体系，取得巨大成功的实质，就是运用多维历史视野，是他在哲理高度和认识本原上，发现、掌握了如何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根本要领和途径。这一成功，更加雄辩地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发达的历史智慧，十分值得我们自豪！司马迁多角度、多层面、立体式著史的方法影响极为深远，直至20世纪初梁启超及其后几代学人，都从此深受启发，探索如何编纂新型的中国通史。
具有极高价值的内容，要有恰当、令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展现，二者完美地相结合，才能相得益彰。这是事物普遍规律。《史记》正是这样，内容上，史识卓越、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多层面记载客观历史，而在形式上，五体有机结合，组织周密有序，体例严谨，处处运用匠心，因而又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对读者具有永久的魅力。
司马迁对七十“列传”的精心安排，大有讲究
纪传体以记载人物活动为主，七十“列传”尤在《史记》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对这一部分的设目、编次、结构安排更是苦心经营。《伯夷列传》居于全部列传之首篇，即大有讲究。写列传必须有人物的活动可以记述，伯夷、叔齐即为商周时期最早的有事迹可以记载的历史人物，而且受到孔子的表彰。
还有，司马迁对于流行的说法，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表示极大的疑惑，对于人的不同命运和遭遇表示无限感慨：“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因此，《伯夷列传》置于首篇，又有作为全部七十“列传”之总序的作用。
而以下，从《管晏列传》开始，记述从春秋时期至“今上”汉武帝时期的人物事迹，构成浩繁丰富而又激动人心的篇章，通过仔细研读，我们可以归纳出司马迁设置列传的主要体例为：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凡是地位重要而又事迹丰富的人物，设立为专传；对于人物事迹互相关联密切或风格相近者，设立合传，如《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等；先记载有重要作为、建立功名的人物活动，然后安排记载边疆民族的传和记载某一阶层、某一类型人物的类传，如《匈奴列传》《东越列传》，以及《循吏列传》《儒林列传》《货殖列传》等。
《太史公自序》是关于史学体例的古今罕见的杰作
置于结尾的《太史公自序》，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是关于体例的古今罕见的杰作，是对《史记》全书的总结和提升。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一是讲了司马氏的先世和他本人著史的家学渊源，论述了父亲司马谈的学术思想和临终嘱托，要求司马迁完成他的著史志愿，记载“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功业，这些正是《史记》这部巨著产生的由来。
二是高度评价儒家《六经》的地位，表明他尊儒的态度，抒发他继承孔子学说的强烈愿望。
三是作为全书的总结，司马迁一一提炼出《史记》130篇的撰著义旨，并进而概括全书的著述目标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成一家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司马迁在著成全书之后，又如此完整、准确地将各篇撰著义旨和全书宗旨全部论定，成为后人理解《史记》深邃蕴涵的准绳。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这部不朽巨著，其规模、内容、结构、方法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又在本人生命的最后阶段，痛不欲生、精神恍惚，“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的情况下，却仍以惊人的毅力做到如此精当、严密、完善的安排，遂使《史记》成为世代传诵的史家之绝唱！
确立整体观念，能使我们更加认识《史记》是如何完善地达到内容与形式二者的统一，这是一。其二，这一项，又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重继承、重革新、重包容、重和谐的文化基因。对此深入地进行总结，不仅十分有利于拓展历史编纂学研究，而且能够有效地推进对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认识。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